東漢（25年-220年）是中國古代一個強大而統一的王朝，與西漢合稱“漢朝”。由漢世祖光武帝劉秀建立，光武帝在平定天下後，非常重視生產與民生的恢復與發展，遭受戰亂破壞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迅速恢復，在籍人口與墾田數目也有大幅增加，史稱“光武中興”。又歷經漢明帝、漢章帝兩位賢君三十多年的治理，東漢王朝的綜合國力空前強盛，番邦紛紛納貢稱臣，民衆安居樂業，社稷四海承平。然而，“帝王多病、君位不穩”的問題一直困擾着東漢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數夭折，繼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沒有實際執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臨朝攝政、總攬全局。《後漢書·皇后紀》中有此評論：“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爲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攝政的太后不遺餘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黨羽，也就形成我們後世所說的“外戚勢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長於深宮，勢單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與其關係最密切的人莫過於宦官。當皇帝成年後，爲了奪回其本該擁有的政治權力，解除外戚的威脅，自然而然地就會依靠自小爲伴、關係密切的宦官羣體，這也就是“宦官勢力”形成的起因。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加之，原有的士族勢力（即官僚、儒生集團），此三者共同成爲主導東漢中後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勢力集羣。由於漢帝在位時間很短，伴隨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不斷升級，時而兵戎相見。漢靈帝即位之後，國家政治腐敗，天下旱災、水災、蝗災等災禍氾濫，四處怨聲載道，百姓民不聊生，最終釀成了“黃巾之亂”（184年-192年），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中也以寫意的手法描繪了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東漢朝廷調集重兵纔將這場千古罕有的變亂鎮壓下去，但“黃巾之亂”卻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統治，使腐朽的東漢政權分崩離析，風雨飄搖。靈帝出於對中央政權內外形勢的擔憂，於中平五年八月（188年），在國都洛陽招募壯丁組建了一支新軍，藉此分散外戚大將軍何進的兵權，抑制外戚勢力。新軍統帥部共設八校尉，因統帥部位於西園，史稱“西園八校尉”，此八校尉中就有曹操與袁紹二人，分別擔任“典軍校尉”與“中軍校尉”的職務，而深得靈帝信任的宦官蹇碩被任命爲“上軍校尉”，總領新軍。宦官勢力的極具上升引起了以何進爲代表的外戚與士族集團的強烈不滿，並在靈帝去世後，主動發動了針對蹇碩的刺殺行動，擁立少帝劉辯，並招西涼董卓率外兵進駐洛陽作爲援應。後來，何進也在這場宦官與外戚的爭鬥中被張讓等“十常侍”所殺。危難之時，袁紹接管八校尉，殺盡宦官，但是終不能與董卓的西涼兵馬相抗衡，反遭後者的排擠，只得與曹操等人出奔山東。190年，剛剛平定了“黃巾之亂”（餘波未盡）與“十常侍之亂”的東漢王朝又遭“董卓之亂”，中央大權逐步落入董卓等權臣之手，而其他在外各地州郡大吏獨攬軍政大權，地主豪強也紛紛組織私人武裝，佔據地盤，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入主中央的董卓爲人殘忍嗜殺，倒行逆施，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爲獻帝，自封爲相國，此舉招致以袁紹和曹操爲首的山東羣雄的聯合*，這也是《三國演義》中“十八路諸侯討董卓”故事的由來。由於山東諸侯間各自出於私利、並無實意勤王，因此“反董聯盟”很快就瓦解了。此後，山東諸侯轉而自相爭權奪利、互相兼併，長期的戰爭造成中原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悽慘景象；董卓集團也因內訌而出現分裂，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與董卓的親信呂布共同密謀誅殺董卓，董卓的餘部之間也相互攻伐，竟然出現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鬧劇，皇權威信由此淪喪，中央集權蕩然無存，中國也漸漸步入軍閥混戰的後漢三國時代。當時的地方割據勢力遍佈全國各地，主要有河北的袁紹、河內的張揚、兗豫的曹操、徐州的呂布、揚州的袁術、江東的孫策、荊州的劉表、幽州的公孫瓚、南陽的張繡等十餘家。在這些割據勢力的連年征戰中，袁紹、曹操兩大集團逐步發展壯大起來。袁紹憑藉袁氏一族廣泛的人脈與“四世三公”的影響力，奪取了冀州，自領冀州牧，後又接連吞併了青州、幷州等地。建安三年（198年），袁紹擊敗盤踞幽州的公孫瓚，雄霸青、幽、冀、並四州，統一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地區。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關中大亂之機，將漢獻帝迎入許昌，形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優勢，並以此廣招天下賢能猛士，進一步發展和壯大了自身的實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術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稱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爲名，進討袁術並將其消滅。接着又消滅了徐州呂布一黨，同時利用張揚部內訌的機會取得了張治下的河內郡。自此曹操勢力西達關中，東到兗、豫、徐州，控制了黃河以南，淮、漢以北大部地區，從而與袁紹形成沿黃河下游南北對峙的局面。
俗話說得好：“時勢造英雄”。東漢末年，面對“黃巾之亂”，東漢中央政權下放軍政權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黃巾軍的勢力無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國，減緩了東漢王朝的覆亡，但是卻留下了“地方輕視中央、擴張割據勢力”的隱患。“十常侍之亂”致使原來掌控中央政權的宦官與外戚兩股勢力同歸於盡，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同時引入西涼董卓的外鎮兵馬，催生了“董卓之亂”。當是時，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屬獨斷專權，肆意廢立，使得皇權威信掃地，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在地方，伴隨着君權的衰弱，各地方勢力擺脫了中央的控制而獨立發展並不斷做大，出現了更多、更大的外鎮勢力，直接威脅東漢的中央政權。也正是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十常侍之亂”和“董卓之亂”這三場接踵而來的軍政變亂，給了曹操和袁紹爲代表的地方勢力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藉助天下大亂、皇權暗淡的時機，或打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號，或依仗家族舊有影響，迅速發展，連續擴張，成爲割據一方的霸主。隨着地方勢力的做大，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已然土崩瓦解，中央政權變得名存實亡，只能等待着歷史給與它最終的決判。正如清代毛宗崗先生所言：“亂漢者，宦豎也。亡漢者，外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