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祖父曹騰在漢桓帝時擔任官職，封爲費亭侯。據說父親曹嵩本姓夏侯，後成爲曹騰養子並改姓繼承侯爵，官至太尉。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與袁紹“英俊威武、折節下士”的顯赫名聲不同，曹操自幼任性好俠、**不羈，不修品行、不究學業，年少時並未看出他有什麼過人之處。然而，曹操的機智警敏、富於權謀，卻贏得了樑國橋玄和南陽何顒兩位名士的賞識，橋玄曾對其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並將自己的妻子兒女託付給了曹操，古時候這種做法是給與一個人最高的肯定，不僅包含了對於其能力的認同，更是對於其人品的信任。《魏書》也曾記載過，以知人著稱的名士許劭評論曹操爲“君清平之能臣，亂世之英雄”，這句評論到了《三國演義》中就變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由此足見，歷史上的曹操應該是一位異於世俗而具有獨特魅力的英雄人物，“演義”中爲了弘揚漢室正統，而對曹操個人的評價是明顯偏頗的。
靈帝熹平三年（174年），二十歲的曹操被舉爲孝廉，入洛陽爲郎。不久，被任命爲洛陽北部尉。洛陽爲東漢都城，聚居的皇親貴勢很多，難於治理。曹操到職後，立刻申明禁令、嚴肅法紀，造五色大棒十餘根，懸於衙門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殺之”。皇帝寵幸的宦官蹇碩的叔父蹇圖違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將蹇圖用五色棒處死。此後，“京師斂跡，無敢犯者”。可見，曹操是一個重視法紀、深明治道的人物，這類人身在於治世可能成爲一代名臣，也可能會得罪權貴；但是如果遇上亂世，一旦取得時機，定會大有作爲，前途不可限量，絕非打家劫舍、魚肉百姓的世俗軍閥所能企及的。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軍起義爆發，曹操被拜爲騎都尉，受命與盧植等人合力進攻潁川的黃巾軍，結果大破黃巾軍，斬首數萬級，隨之遷爲濟南相。濟南相任內，曹操治事如初，致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後來，朝廷又封曹操爲議郎，但因曹操不肯迎合權貴，遂託病迴歸鄉里，春夏讀書，秋冬弋獵，暫時隱居了。這一時期，曹操博覽羣書，抄集諸家兵法，通過靜心地研讀，對古代兵學思想有了更爲深徹的認識，爲其日後的指揮作戰（如，官渡之戰）與軍事思想的形成（如，《魏武帝注孫子兵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平五年（188年），漢靈帝在國都洛陽招募壯丁組建了一支新軍，藉此分散外戚大將軍何進的兵權，抑制外戚勢力。新軍統帥部共設八校尉，因統帥部位於西園，史稱“西園八校尉”，由深得靈帝信任的宦官蹇碩統領，曹操被任命爲“典軍校尉”，同時被任命爲校尉的還有袁紹和淳于瓊等人。宦官勢力的極具上升引起了以何進爲代表的外戚與士族集團的強烈不滿，在靈帝去世後，原來掌控中央政權的宦官與外戚發生火拼，爆發了“十常侍之亂”，致使兩股勢力同歸於盡，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了西涼董卓的外鎮兵馬可乘之機。中平六年（189年），西涼刺史董卓進入洛陽，廢少帝，立獻帝劉協，後又殺太后及少帝，自稱太師，專擅朝政。曹操見董卓倒行逆施，不願與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洛陽。曹操到陳留後，“散家財，合義兵”，組織起一支五千人的軍隊，準備*董卓。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推舉袁紹爲盟主，曹操與濟北相鮑信、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後將軍袁術屯魯陽，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供給軍糧，“演義”中稱爲“十八路諸侯討董卓”。同年二月，迫於聯軍的軍事壓力，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自己則焚燬宮室，挖開王陵，劫掠人民，造成洛陽方圓二百里荒蕪凋敝，無復人煙，使得中原生產力遭到毀滅性破壞。此時，山東各路諸侯因懼怕董卓的涼州精銳，無人敢向關西推進，全都屯兵於酸棗（今河南延津北）一帶。唯獨曹操認爲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應趁機與之決戰，遂獨自引軍西進。曹操行至滎陽汴水（今河南滎陽西南），與董卓麾下大將徐榮交鋒，由於士兵數量相差很大，曹操大敗，士卒死傷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傷。回至酸棗，曹操見各路軍馬十餘萬，每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遂提議：袁紹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術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各路軍馬皆高壘深壁，勿與西涼軍交戰，益爲疑兵，示其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平定天下。關東諸侯們名爲討董卓，實際各自心懷鬼胎，意在伺機擴大自身影響、發展自己勢力，自然不會聽從曹操的建議。不久，諸侯之間發生摩擦，相互火拼。“反董聯盟”就此解散，各路諸侯回到自身的勢力範圍，開始了地方勢力間的相互兼併。
曹操和袁紹在討伐董卓時是友軍。天下大亂之初，各個地方勢力的實力和兵力都不足以開展大規模的兼併戰爭，因而總想多拉幫手，不是涉及到切身利害、生死存亡的問題，最好多用外交手段，互相利用，逐步發展壯大自身勢力。袁紹和曹操初時的互相提攜與支持也是如此。初平二年（191年），兗州北境適有亂事，地方官員不能控制，曹操藉機率軍將其平定。袁紹就表薦他做東郡太守（今山東省莘縣）。次年，青州黃巾軍大獲發展，攻入兗州，連破兗州諸多郡縣，陣斬兗州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非常賞識曹操，藉機就勸劉岱手下共迎曹操爲兗州牧。此時，黃巾軍聲勢浩大，曹操和鮑信進兵討伐，鮑信力戰而死。曹操“設奇伏，晝夜會戰”，終於將黃巾擊敗，獲降卒三十餘萬，人口百餘萬。曹操收其精銳，組成軍隊，號“青州兵”。這些招降的黃巾軍士個個身經百戰，戰鬥力極強，至此曹操不但得到了兗州這塊屬於自己的地盤，而且麾下的軍隊也形成了很強的戰鬥力。
當時天下的兼併形勢非常複雜：徐州和兗州是相接境的，徐州可以吞併兗州，兗州也可以吞併徐州。兗州牧曹操和徐州牧陶謙自然也就成爲了一對死敵。在討伐董卓中戰功顯赫的孫堅也因沒有自身的勢力範圍，暫時屯紮在河南魯山縣境內。袁術就表薦他做豫州刺史，和他互相聯結，要想奪取荊州刺史劉表的地盤。青州刺史田楷，本是公孫瓚的人，而以討黃巾起兵的劉備經公孫瓚推薦做了平原（今山東平原縣）相，平原屬於青州，常做田楷的幫手。而公孫瓚與袁紹在冀州的爭奪中已然勢成水火。因此，冀州的袁紹、兗州的曹操、荊州的劉表站在了一條戰線上，而幽州有實權的公孫瓚、寄居荊州境內的袁術和豫州的孫堅、徐州的陶謙站在了另一條線上，由此在山東地區形成了兩大戰略聯盟，天下大爭就此拉開。
曹操出身宦官家庭，雖說在朝中具有一定的勢力，但總歸爲士大夫所不齒。正因爲如此，曹操進入仕途以後，格外地注重自己的表現，兩次出任地方官，不畏權貴、執法如山，與當時東漢朝廷的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百姓中留下很好的口碑，盡顯其執政能力。正逢“黃巾之亂”，曹操披堅執銳、屢建奇功，又彰顯了他特有的軍事才能，客觀上講，曹操的軍事學修養遠遠勝過與其同時代的各路諸侯。“董卓之亂”中，諸侯們猶豫不前，而曹操建議各路人馬各據要地，再分兵西入武關（今陝西丹鳳東南），圍困董卓，先定關東，再迎天子。可惜關東諸侯見漢室凌遲，各懷鬼胎，無人聽從。曹操爲此心中憤恨不已，遂做了《蒿里行》一詩。“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寥寥八十字，寫盡了曹操心中“恢復國家統一、重塑太平盛世”的渴望，這與孔明先生在《出師表》所表現出的“濟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雲壯志可謂異曲同工，斷不是一般的軍閥土匪所能比擬的。也正是討伐董卓中的親身經歷，讓曹操領教了諸侯之間的“精誠團結”，認清了士大夫們的“忠君體國”，從而意識到東漢王朝的皇權統治已然連根拔起，再無匡救之可能。故而，與孔明先生不同，曹操在力求重塑太平盛世之時已不再拘泥於東漢王朝這個腐朽不堪的政治軀殼了。難怪孔明先生也曾給與曹操有很高的評價：“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不僅僅是兩位英雄間的惺惺相惜，也反映出曹操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據此而言，《三國演義》確實是看低了曹操的影響力和爲人了。因此，我們在欣賞“演義”中的精彩謀略與動人故事的同時，也要明白歷史與小說之間終究是存在一些差別的，在心目中還英雄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