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軻，字子輿（一說字子車或子居），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省鄒城市）人，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批駁道家楊朱、墨家墨翟等人，是儒家思孟學派的領袖人物。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周遊列國，但沒能被當時的各國統治者所接受，後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治國理念。其代表作《孟子》由孟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共同編寫而成，是一部記錄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現有《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和《盡心》七篇傳世。“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仁者無敵”、“捨生而取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等名言警句皆源出於此。孟子學說的出發點爲“性善論”，進而提出“仁政”、“王道”的概念，主張以德治國。其行文暢達、氣勢充沛，邏輯縝密、長於論辯，代表了先期諸子散文寫作的最高峰。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一文後，孟子逐漸被視爲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其人其書的地位也隨之得到大幅提升。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進行合編，定名爲“四書”，確立爲公認的儒家核心經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孟子也因其在繼承併發揚孔子儒家思想方面的傑出貢獻，被後世尊稱爲“亞聖”，與孔子合稱爲“孔孟”。
孟子的最大貢獻在於，其在“性善論”和“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發揮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將其真正地運用到了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提出了與之相應的“仁政”主張，強調以仁政統一天下，進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評暴力，反對戰爭。這是儒家“仁政”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仁”、“義”是孟子倫理思想的核心，又是他的政治經濟學說的出發點。不難看出，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爲主體的王道思想，可概括爲：其一，尊民心，即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政治理念，認爲民心的向背是關乎天下得失的關鍵問題，並將爭取民心作爲爭奪政治領域主動權的根本策略；其二，親民衆，即主張君主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並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人的外推方式，結合“民有恆產、減輕賦稅”的經濟手段，不斷拉近與民衆的關係，認爲如此才能夠真正得到民衆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的目的；其三，用賢良，即要求君主重用有才能的人，形成“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的政治局面，形成“明其政刑”的效果，以減少民怨、鞏固民心。此外，孟子非常重視民衆個人的道德修養，把道德規範概括爲“仁”、“義”、“禮”、“智”四種，將人倫關係劃分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類，認爲，“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爲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其認爲，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這種倫理道德觀來看待和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有了根本的保證。孟子這種把倫理和政治相結合、將修身與治國相聯繫的政治理念非常具有特點，既充分強調了社會每個人的道德修養是搞好國家政治的根本，又使得其“仁政”思想不再空洞，也不再僅僅侷限在統治集團本身，而是成爲民衆的責任所在，故而調動了所有社會成員的能動性，使得君民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關係，不在偏執於一方，充分發揮了君、民兩大社會力量的正面作用，不愧爲是儒家中庸思想在政治領域的靈活運用。正如《易經》中所講：“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上行下效、下行上感”局面的形成纔是政局穩固、社會發展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切政令成功推行的切實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