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門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其父親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將（早逝），紹本是庶出，過繼於袁成一房。袁紹自幼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愛，憑藉袁氏“四世三公”的威望與勢力，年少便爲郎，不到二十歲出任濮陽令。袁紹爲人能夠折節下士，在士人當中威望頗高，與張邈、何顒、許攸等人私交甚厚。中平五年（188年），漢靈帝在國都洛陽招募壯丁組建了一支新軍，藉此分散外戚大將軍何進的兵權，抑制外戚勢力。新軍統帥部共設八校尉，因統帥部位於西園，史稱“西園八校尉”，袁紹被任命爲“中軍校尉”，在新軍中地位僅次於深得靈帝信任的“上軍校尉”宦官蹇碩。宦官勢力的極具上升引起了以何進爲代表的外戚與氏族集團的強烈不滿，並在靈帝去世後，主動發動了針對蹇碩的刺殺行動，擁立少帝劉辯，並招西涼董卓率外兵進駐洛陽作爲援應。後來，何進也在這場宦官與外戚的爭鬥中被張讓等“十常侍”所殺。危難之時，袁紹接管了八校尉，殺盡宦官一黨，結束了東漢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宦官政治。190年，剛剛平定了“黃巾之亂”（餘波未盡）與“十常侍之亂”的東漢王朝又遭“董卓之亂”，中央大權逐步落入董卓等西涼軍閥集團的手中。入主中央的董卓爲人殘忍嗜殺，倒行逆施，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爲獻帝，自封爲相國，衆多中央官吏均被迫屈服於董卓的淫威之下，但袁紹以士人特有的氣質拒絕與其合作，懸節洛陽東門，憤然出奔山東，招募義兵共同*董卓。
當時，袁紹不顧個人生死“誅殺宦官、義氣抗卓”的壯舉，在山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長期被宦官壓制而又忠於東漢王朝的士人競相歸附。因此，袁紹的勢力得以迅速發展壯大，並聯合山東各地方勢力*董卓。初平元年（190年）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董，推舉袁紹爲盟主。袁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供給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這也就是《三國演義》中“十八路諸侯討董卓”故事的由來。雖然“反董聯盟”因山東諸侯利益不一而最終瓦解，但袁紹在士人中的領袖（至少是精神領袖）地位已然確立，當時沮授、田豐、許攸等一大批傑出的人才都加入了“袁紹集團”，一時間可謂是人才濟濟。漢獻帝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已經挾獻帝退入關中，袁紹還軍延津，公孫瓚率步騎兩萬人在東光南大破青州黃巾，斬首三萬餘，威名大震。袁紹在謀士們的建議下，利用冀州牧韓馥恐懼公孫瓚的心理，便派遣說客高幹、荀諶遊說韓馥，勸其讓出冀州。韓馥迫於形勢只得讓出州牧一職；袁紹不費一兵一卒，代領冀州牧，並在“界橋之戰”中以弱勝強，擊敗南下的公孫瓚集團，成爲了冀州的實際控制者。冀州號稱“帶甲百萬，谷支十年”，是當時中原綜合實力最爲強盛的地區。此後，據《三國志》記載，謀士沮授向袁紹建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覆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沮授是三國時期不遜於荀彧、諸葛亮的傑出政治家和戰略家，不僅設謀畫策大局觀好，而且對於兵法也很有研究，官渡之戰中的其提出的許多合理建議都證明了這一點。此外，沮授對於時局的把握與判斷也是十分精準的，例如上述這短短一段說詞，就爲袁紹勾勒出“以冀州爲基礎，統一河北四州，外和諸戎，內迎天子”的宏偉藍圖，爲袁紹集團指明瞭努力的方向。至此，袁紹在軍事和政治、戰略和方法上均已爭得先機，又獲得了冀州作爲強大的經濟支持，爲其日後“統一河北、逐鹿中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界橋之戰”後，袁紹、公孫瓚雙方仍然爭戰不斷，接連爆發了“龍湊之戰”、“巨馬水之戰”，歷時兩年，以雙方互相耗盡兵糧及董卓借漢獻帝之名遣使和解而告終。此後，公孫瓚感覺到自己沒有能力吃掉袁紹集團，故決定轉爲守勢，退守幽州，不再輕易出兵南下。我們不難看出，雖是雙方互有勝負，但這對於袁紹集團無疑是非常有利的，原因在於，公孫瓚的優勢在於他的軍隊訓練有素，步騎結合，攻擊力強；而袁紹佔據民生富足的冀州，物資充沛、兵員充足。戰爭一旦陷入僵持，經濟實力佔優的袁紹集團必然勝利，只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曾在隆中草廬針對當時的天下形勢爲劉備進行了一番分析，認爲：天下大亂之後，曹操佔“天時”，孫權佔“地利”，而劉備則應該佔“人和”。然而，實際上自“董卓之亂”後佔據“天時、地利、人和”的人卻是袁紹。首先，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十常侍之亂”和“董卓之亂”這三場接踵而來的軍政變亂，給了袁紹前所未有的機遇，藉助天下大亂、皇權暗淡的時機，依仗家族舊有影響，迅速發展，連續擴張，佔盡“天時”而成爲割據一方的霸主；其次，袁紹利用冀州牧韓馥恐懼公孫瓚的心理，便派遣說客高幹、荀諶遊說韓馥，勸其讓出冀州，成爲了號稱“帶甲百萬，谷支十年”的超級大州的州牧，獲得了“地利”的優勢；其三，袁紹利用“誅殺宦官、義氣抗卓”的行爲，爲自己在士大夫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贏得了民心與輿論的支持，算是取得了“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點袁紹均已佔盡，最終卻落得一敗塗地的下場，可見，世間的政治與軍事鬥爭是一個複雜而又微妙的過程，斷不能僅憑几個簡單的要素來衡量的，佔據優勢只是說勝算更大。故而，飛刀認爲：“戰前只有可勝的戰役，沒有必勝的戰爭。”
此外，對於袁紹使用人才的水平後人評價不一，普遍認爲紹只能“聚人而不會用人”。然而，“用人”是一種能耐，“聚人”是另一種本事；客觀上講，袁紹吸引人才的能力確實是三國時期數一數二的，同樣是“四世三公”的袁氏後人，袁術手下的人才和自身的社會聲望可就差得多了；孔明先生用人方面確實有過人之處（比如，“演義”中的“安居平五路”），但其聚人的能力卻明顯不如袁紹。人才的吸引是世界上一切團體成功的關鍵所在，關乎團體的發展與存亡，而吸引人才的主要方法不外乎“利”與“名”兩種手段。《韓非子》中講：“利之所在，民歸之；明之所彰，士死之。”因此，有財富嚮往的人，則當通過金錢驅使他；有精神追求的人，則應利用思想感召他。相比之下，受到高尚的事業和思想感召而來投奔的人才往往更爲傑出。袁紹是一個非常善於發現和定義“崇高事業”和“遠大理想”的人，其利用袁氏“四世三公”的名望和自身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士大夫階層的廣泛支持，吸引了具有精神追求的人才（如，沮授、田豐）爲其效力；利用優厚的待遇與賞賜，招攬了具有財富嚮往的人（如，麴義的“先登”死士）爲其效忠，“名”“利”雙管齊下，迅速壯大了自身的隊伍。常言道：“不以成敗論英雄”，無論袁紹的功過如何、勝敗怎樣，其吸引人才的方式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去借鑑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