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使得秦國大治，農業飛速發展，國庫充盈，軍隊戰鬥力大幅提升，迅速崛起於華夏之西陲。此後，秦惠文王利用巴蜀之間爆發激戰的有利時機，由司馬錯一舉攻滅蜀巴兩國，拓土開疆，由此獲得了更爲豐厚的軍糧儲備；並且重用張儀，推行“連橫”策略，屢次擊破六國合縱，兼併天下。至秦武王時，秦國業已兵抵三川，威懾兩週，對山東諸國造成巨大壓力。就在秦國橫行天下的時候，作爲晉國繼承者之一的趙國正在面臨着一場艱難的抉擇。
趙國地處今天的山西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北西部和南部地區，北有燕胡，西有強秦，東有齊國，南有魏韓，內有中山，是公認的“四戰之國”，在海內鼎沸、戰爭頻仍的戰國時代，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刻不在進行着戰爭，處境十分危急。待到趙武靈王即位前後，戰事更爲激烈。即位前兩年，趙國與秦交戰，將領趙疵兵敗被殺，秦國奪取了趙國的藺、離石等地。即位前一年，趙國被齊、魏聯軍擊敗，主將韓舉死於桑丘。即位當年，秦、齊、楚、燕、魏等國更是欺新王年幼，各帶精兵萬人參加趙武靈王父親肅侯的喪禮，示以兵威。武靈王九年，趙、魏、韓三國聯合攻秦，竟爲秦一國所敗，趙軍被斬首八萬，損失慘重。如此的屢屢損兵折將和元氣損耗，使得趙國國力每況愈下。此外，國中國中山國的存在，加之齊國的支持，時刻威脅着趙國都城邯鄲的安全，風雨飄搖中的趙國可謂朝不保夕。作爲一位奮發有爲且富有血性的君主，爲了一改趙國的頹勢，更好地抵禦外來入侵，進而繼承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武靈王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實施一場全新的軍事變革，史稱“胡服騎射”。其核心內容就是在趙國全境推廣胡人的服裝，並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作戰方法，創建騎兵，加強趙軍的機動性與奔襲能力。同時，調整趙國外交策略，採取“穩定東、南、西，集中力量向北方胡地進行擴張，擴大版圖，充實國力，再徐圖逐鹿中原”的溫和策略，緩解與中原各國的矛盾。爲了便於新政推行，武靈王力排衆議，帶頭穿胡服，並親自說服宗族，習騎馬，練射箭，訓練士卒，使得趙國軍事力量日益強大；並通過協助秦國迎立昭王爲君的機會，結好秦國，爲趙國贏得了良好的聲望。“胡服騎射”推行後，趙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西退胡人，北滅中山國，終於將國土南北連成一片，一躍成爲當時僅次於秦、齊的第三號軍事強國。
趙國的崛起和秦趙關係的改善，打破了秦、齊東西爭霸的列國格局，後來武靈王曾想與秦國開戰，通過河套地區奔襲秦都咸陽，但隨着其死於沙丘之亂，該計劃爲繼任者惠文王所擱置。秦、趙、宋三國最終結成聯盟，地緣上成品字形，藉以對抗東面的齊、韓、魏陣營，這一同盟固然短暫，但對於戰國時期歷史格局的走勢起到了極爲重要的影響，客觀上促使其向着有利於秦國的方向發展。其一，一個友好且強大的趙國的存在使得齊國很難越過中原直接進攻秦國腹地，以解楚國之困，首尾相救的態勢很難形成，齊楚聯盟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力，爲秦國南下攻取楚國創造了條件。其二，趙國的強大充實了三晉國家的實力，三晉與齊國矛盾深遠，這就爲日後的五國合縱滅齊埋下了伏筆，齊國的破敗無形中爲秦國統一天下減少了一個最爲強勁的對手。
然而，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雖說效果顯著，但終究僅僅是一場軍事改革，至多也就是促進了文化融合，是不能與秦國的商鞅變法相提並論的。《易傳》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商鞅變法注重對社會的變革，消除傳統貴族的固有特權，重用賢能，鼓勵耕戰，從根本上激發出基層老百姓爲國效力的熱情，是國家強盛、軍隊善戰的根本解決方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屬於“道”的範疇。而趙國武靈王的改革僅僅侷限於軍事，沒有經濟、政治相支撐的軍事實力是靠不住的，也是不能之久的。“胡服騎射”可謂是爲趙國打入了一陣軍事強心劑，創建了騎兵，培養了廉頗、李牧等諸多名將，但並沒有改變趙國的政治腐敗，經濟落後的社會面貌，屬於“器”的改變，只是治標，並非治本之舉。因此，趙國在戰國後期激烈的兼併戰爭中充其量也只能是曇花一現，實際上其根本不具備兼併天下的政治、經濟能力。由此可知，後來的秦-趙長平之戰，秦國勝得雖屬偶然，但其最終橫掃六合確是必然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