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一直在批判“天價煙”，但是賣到天價的香菸是越來越多了。有需求才會有市場，買這些煙的人，真正自己抽的很少。
2.無用之用，是爲大用
送給他人最好的禮物應該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不能扔的東西。比如一座造型別致、具有紀念意義的獎盃，上面刻有對方的名字。
幾包煙、幾瓶酒、幾盒月餅這類能抽掉、喝掉、吃掉、送掉的東西，很有可能在你放下的幾秒鐘內，主人已經決定了它的去向。
3.送他想要的，卻不想說的
沒有什麼比滿足對方所需更能使其對你產生好感的了。所以，你應該把對方想要卻捨不得買、想買卻不好意思買、想買卻找不到地方買的東西送給他作爲禮物或者獎勵。
比如一張5星級酒店豪華套餐的高檔餐券、對方急於尋求卻屢被告之售罄的演唱會門票等，既滿足了對方的現實需求，又增添了對方的心理滿足感。
兩好選一好，不如沒得選
據說，二戰期間，英軍在緬甸被日本人圍困，國民黨政府從雲南派兵解救。事後出於答謝，英國給出兩個選擇，一歸還唐摹本《女史箴圖》，一贈以潛艇。
當時的國情，自然是選擇後者。如今潛艇早已退休，《女史箴圖》價值節節攀升，讓很多人扼腕嘆息。
無論是作爲獎勵還是要贈予對方禮物，最好不要讓接受獎勵或禮物的人在多項答案中進行選擇。
試想一下，如果是你處於這種二選一或者多選一的獎勵當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答案是，很多人會有一種“我放棄了另外一種選擇”的感覺，並且爲此而患得患失，十分不痛快。
比較經典的反例就是：獎勵香港三日遊或者現金3000元。所有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一的獲獎者當中，有相當多的人會在選擇時猶豫不決，並且在選擇之後又後悔自己當初沒有接受另外一個選擇。
苦樂皆有適應性
我們常常低估自己的適應性。無論苦樂，我們都能很快適應。
晚明的張岱，少爲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美婢，好孌寵，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然而，這位張岱，豪華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張岱也終於適應了這一切，活了將近90歲。
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彩者（中彩的金額平均爲479545美元）與沒有中彩的人相比，幸福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中國的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相應的幸福。也就是說，錢多了，生活幸福水平未必就會提高。
“憶苦思甜”是老辦法，過去經常會有憶苦思甜報告會，目的是要讓人們對當前的情況感覺滿足，就搬出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些悽苦的實例進行反襯。
如今，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許多人始終有一種“空虛感”，這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景理論中提到的：我們的參照點在不斷提高。
“憶苦思甜”能夠使我們不忘記過去的受苦狀態，使參照點不至於迅速提高，從而提高我們的幸福感。這也是“憶苦思甜”的原理所在。
好消息應當提早宣佈
魯文斯坦教授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實驗：告訴一組大學生，他們過一會兒有機會得到一個吻，而且是來自自己最喜愛的好萊塢明星，另一組被告知在一週後得到同樣一個令人激動的吻。
後一組學生的滿足程度高於前一組，因爲他們在期待的這一個星期裡每天都會以非常真實的心態想象自己和最喜愛的電影明星接吻的情形，就好像已經和那個明星接吻好多次一樣。
期待好事的過程，也是一種快樂，從而增強快樂的效果。比如讓情人在期待的過程中提前想象相聚所帶來的歡愉。再比如儘早宣佈送給朋友一個禮物，如果可能實現的話，在開始就給出承諾。
有人喜歡給親朋製造意外驚喜，但是這種意外驚喜，卻不一定能夠將歡喜最大化。
“過度包裝”是個僞概念
同樣一瓶容量500毫升的純淨水，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多數人會挑選瓶子設計更合乎美感的那瓶。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實驗：
在一家咖啡廳裡，實驗人員專門爲顧客提供一種新的咖啡，並免費品嚐，但是要求顧客在品嚐之後，給這種新咖啡提一個建議價格。實驗人員將所有的顧客分成兩組來品嚐這種新咖啡。
供第一組測試的顧客品嚐的咖啡是盛放在紙杯中的。供第二組顧客品嚐的咖啡盛放在非常考究的陶瓷咖啡杯中，並且還配上專門的托盤。
實驗統計結果表明，兩組顧客品嚐的咖啡是相同的，結果卻差很多。使用陶瓷咖啡杯品嚐的那一組顧客，平均出價金額要遠遠高於使用紙杯品嚐的那一組的出價。
這個實驗還說明了一個問題，杯子竟然成了影響顧客出價的重要因素，精美的杯子，會讓被測試的顧客產生了高品質的預期，進而和嗅覺、味覺等感覺混合，成爲一種更好的味道。
有人對月餅這種點心用精美的包裝盒感到可惜，痛斥爲“過度包裝”。但是，這個“度”在哪裡？怎麼才能界定，卻含糊不清。或許，在技術不發達的年代，用馬糞紙也是一種過度包裝吧。發出這種批評的人，卻不會爲自己乘坐的高級座駕感到過度包裝，按照這種邏輯，汽車只要能代步即可。一些高檔汽車，連汽車關門時候的聲音，都是經過千挑萬選、精心設計的。
密歇根大學的萊恩·埃爾德教授認爲：“由於味覺是從多感官衍生而來的，包括氣味（嗅覺）、材質（觸覺）、外觀（視覺）和聲音（聽覺），如果一個廣告能覆蓋到以上這些感官，就比單獨提及味覺要有效得多。”
所以，我認爲，某種程度上講，所謂的食品“過度包裝”是個僞概念，包裝精美的飲食產品確實更有價值。
理論背景：回到邊沁時代
傑瑞米·邊沁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邊沁認爲，最好的社會，就是其中的公民最幸福的社會。也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能產生最大幸福的政策。
邊沁認爲，快樂應該是可以量化的。卡尼曼在《回到邊沁》一文中，主張讓經濟學的基礎，從馬歇爾的效用，回到邊沁的價值（快樂）。價值，是一個感性的，又大致可以量化的概念。
邊沁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認爲，人應該作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爲，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爲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爲具有相同分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
不同於一般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爲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爲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
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爲惡。
伊斯特林悖論
傳統經濟學認爲金錢的效用是絕對的，行爲經濟學則告訴我們，金錢的效用是相對的。這就是財富與幸福之間的悖論。
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通常在一個國家內，富人報告的平均幸福和快樂水平高於窮人，但如果進行跨國比較，窮國的幸福水平與富國幾乎一樣高。
比如，日本人的平均國民收入是波蘭人的十倍，但兩國國民的幸福水平卻不相上下。
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經濟收入相當，但波蘭人卻明顯比匈牙利人更自在。
此外，伊斯特林通過調查還發現，40歲左右是人一生中幸福感最強的時期。這可能與很多中國人的感受有點出入，因爲很多人40歲的時候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時期”，如果事業不成功，就會壓力很大。當然，人具有適應性。所謂“四十不惑”，就算收入不高，已然學會自我調節。
學者黃有光先生提出了“幸福鴻溝”的概念：“總體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爲緊密，但儘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
“幸福學”的創立者、旅美華裔經濟學家奚愷元先生進一步指出，財富僅僅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們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很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人類最終追求的是生活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因爲，從“效用最大化”的觀點來看，能夠使我們在生活中產生最大愉悅感、滿足感的並不是財富，而恰恰正是幸福本身。
幸福、快樂應該是整個社會追求的福利目標，它並不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物質財富的多少，而應當是物質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進、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統一體。一個國家只有在這些方面協調發展了，國民的滿意度、幸福感才能增強。
當然，幸福不僅取決於外物，也與我們的態度有關。所謂山不轉水轉，水不轉路轉，路不轉心轉。
法蘭可從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驗中得到一個結論：在最後關頭，你可以拿走一個人所有的一切，只除了一樣，那就是人最終的一種自由—去選擇自己在面對任何處境下的態度的自由。
國民幸福總值
國民幸福總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又稱“國民幸福指數”，是一個新興概念，由不丹國王日熱米·旺查克提出。
日熱米·旺查克認爲“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爲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
如果說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那麼國民幸福指數（GNH）就是衡量人們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感受和體驗，即人們常說的幸福感。
與過去推崇“生產總值”時的“物質爲本、生產爲本”經濟模式相比，“幸福總值”更多是對“以人爲本”理念的體現。
所以，不丹國王制定政策的原則是：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心態和國民的幸福。在不丹，幸福並不是由擁有或佔有的財富決定的，而是由人們擁有的知識、生活技能、理想、同情心、互相合作等因素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