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崛起從根本上顛覆了原來那種世卿世祿的官制，擔任諸侯重臣“卿”的，不僅僅是國君的兄弟，也可以是底層的士，而且越來越多的是底層的士，這些士被超拔到卿大夫的位置上以後，憑着自己的功業，再被封以更高的爵位，獲得更大的封地，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地位和命運。相應地，爲了適應諸侯直接統治的需要，各國的官職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平行的三卿變成了單個的主導官員，稱爲“執政”，齊國爲“相”，晉國爲元帥，楚國爲令尹等。在地方，各國開始設置直接隸屬於國君的縣和郡，那時縣比郡大，由國君派出的大夫（楚爲尹）管理。無論是各國中央的執政，還是地方的縣郡大夫，都脫離了原來的世卿世祿的軌道，開始向國君僱傭官僚轉化。
四、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
春秋歷時290餘年，100多個諸侯經過兼併戰爭只剩下十幾個，最後是七個國家主宰了天下。比之春秋，戰國七雄又是一番局面，各國國力更強，戰爭的強度和烈度都達到空前規模，動輒發生幾萬甚至幾十萬人規模的戰役。彼此間的競爭壓力也更大，所以各國的國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實用化的方向發展，只要能富國強兵，往往不擇手段，傳統的道德規範進一步衰落。從儒家衍生而來的法家學說，極端性地發展了其技術層面的要素，很好地適應了這一時代要求，因而受到各國君主的青睞。這一時期，戰國七雄均先後進行了法家意義上的政治改革，涌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公仲連、孫臏、吳起、鄒忌、樂毅、商鞅等。變法基本上以獎勵耕戰和嚴刑峻法爲標誌，目標是建立**君權與編戶齊民並存的絕對主義國家。其中以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爲徹底也最爲殘酷，因而效果也最佳。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1．實行社會什伍編制，在社會軍事化編制的基礎上，實行違法連坐，鼓勵告發，打破鄉里的溫情和道德聯繫。2．打破貴族世襲制，實行軍功授爵，所有人，只能靠殺敵立功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3．強制分家，實現普遍的小農體制，獎勵農業生產，以增加國家的賦稅。4．開阡陌，墾荒地，擴大土地耕種面積，建立廣泛的小農私有制。5．建立和完善地方區劃，以郡縣統治地方，進一步掃蕩貴族分封體制。6．遷都咸陽，脫離舊貴族的包圍，便於向東發展。
人人皆知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實際上不是在“立信”，而是宣示一種有別於散漫的貴族時代的執法精神。無論法令多麼荒唐，就像搬一根並不沉重的木頭，從一個城門到另一個城門就會得到50金賞賜的法令，也會得到嚴格而刻板的執2行。
到了戰國中葉，七雄並立已經轉化爲秦國獨大的局面，其餘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咄咄逼人的威脅。就情勢而言，六國只有聯合一致，纔有可能應付秦國的壓力，但是，六國的聯合由於各國差異和秦國的破壞，往往又很難真正實現。
蘇秦是縱橫家中有名的人物，他了解到山東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的威脅，於是大力倡導六國聯合，共同對付秦國。他首先得到了趙國的支持，然後陸續說動齊、楚、魏、韓、燕五國君主，於公元前333年在趙國的洹水會盟，訂立盟約，一起抗秦。由於六國聯合相對於秦國而言是縱向的，所以這件事，史稱“合縱”。會盟結束後，蘇秦被封爲“縱約長”，身佩六國相印，象徵着六國的團結。相對於合縱，秦國的對策是連橫，即對六國進行分化，破壞其聯合，政策的主導者傳說爲蘇秦的同學張儀。
經過變法，各國均建立起了軍事化的行政網絡，各國官僚機構都有所發展，地方郡縣體制普遍建立；由春秋時國人（平民）和部分奴隸轉化而來的農民成了編戶齊民，變成君主制的基石；各國的貴族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失去了對自己封地的軍事統治，著名的貴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齊之孟嘗君、楚之春申君，雖然富可敵國，門客如雲，可一旦失勢，不去別國尋求出路，就變得什麼都不是。齊國的孟嘗君，一旦失去齊國的相位，回到封地，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富翁，而這個富翁也是靠了門客爲他營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買人心才做到的。
齊公子孟嘗君派門客馮驩到封地薛城收賬，臨行前，馮驩問孟嘗君，收了賬之後，買點什麼回來，孟嘗君說，缺什麼就買什麼吧。馮驩到了薛城之後，發現該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將手裡的債券當衆一把火全燒了，說是孟嘗君不要賬了。回來後，馮驩將收賬的經過告訴孟嘗君，說是你這裡什麼都不缺，只缺點仁義，所以我就給你買了點仁義回來。孟嘗君聽了很不高興，但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好無奈地說，先生回去歇着吧。不久，齊王將孟嘗君免了職，讓他回封地薛城去。見主人丟了官，昔日的門客四散而去，只剩下了馮驩，馮驩趕着車拉着孟嘗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這個時候，孟嘗君才體會到馮驩當初的用心。
在戰國時期，士階層變得更加龐雜，求仕的競爭更趨激烈，縱橫家的出現，實際上說明出現了士爲求得任用而自薦的風尚。原來帶有強烈貴族氣質的士的處事規則，至此徹底分化，一批轉化爲縱橫家之類的功利之徒，一批則轉化爲豫讓、荊軻一類的俠士，前者爲求利而3爲人主服務，後者爲義而受人驅使，此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帶有某種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顯然，在這個時期，他們的行爲往往顯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階段，原來出身平民甚至奴隸的文吏階層，在軍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開始與春秋時代的士階層混雜，原本沒有爵位的文吏通過軍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於這些人沒有土階層那種講求氣節和行爲狷介的毛病，所以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國君主的賞識。
五、戰爭形式的改變與軍制的變化
春秋時期，戰爭的主要形式還是以車戰爲主，而徒兵還是跟在車後邊的輔助兵，更像是出身貴族的武士的僕役。車兵都是武士，受過專門的訓練：駕車、射箭和車上格鬥，等等，戰時要自己負責全套的裝備（兵車除外），這樣的軍人不可能太多，所以西周軍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每軍2500人，到了春秋，戰爭規模擴大，但有兵車千乘已經是強國了，五霸之一的晉文公的成名戰——晉楚城濮之戰，不過用兵車700餘乘。隨着戰爭烈度的提高，車戰越來越顯示出侷限性，笨重、機動性差，對道路和戰場條件要求過高。所以，在戰爭過程中，一方面是兵車的改進，一方面是步卒的地位日顯重要，有時，一個善戰的步卒，往往比車上的幾個武士還頂用。與北部少數民族接壤的國家，則從遊牧民族那裡學習了騎兵的形式，雖然騎兵由於馬具的不完善，還不能用於直接作戰，但機動轉移至少可以做到。這樣，到了春秋戰國之交，以魏獻子棄車從步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爲標誌，戰爭形式發生重大改觀，車戰讓位於步騎作戰。步兵和騎兵對武器裝備要求不高，往往可以組織幾萬幾十萬人的大兵團作戰。趙秦長平之戰，雙方動用的兵力達到70餘萬，趙國戰敗，僅僅被坑掉的趙國降卒就達40萬。軍隊編制不再以兵車爲核心小隊，而代之以更靈活的什伍制，步騎編隊各由大夫、校尉、將軍統帥。除騎兵而外，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重裝步兵成爲軍隊的主力，如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這些重裝步兵的來源既有原來的貴族也有平民。由於參加戰爭成爲一般人升遷的主要途徑，所以，凡是膂力強勁的成年男子，樂意從軍者不乏其人。事實上，像秦國那樣實行軍事化社會編制的國家，一個合乎條件的男人想要逃兵役似乎是不可能的，擺在他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或者從軍作戰博取官爵，或者力耕種田供應軍隊，相比較起來，前者固然有風險，但機會也大得多。
六、政治文化：從百家4爭鳴到一家獨尊
春秋戰國是一箇舊秩序消亡、新秩序漸生的時代，時代不僅爲各種政治學說的產生提供了空間，而且提供了足夠的壓力與溫牀，人們既需要解釋時代社會的變化，更需要建構未來社會的框架。雖然各家各派的學說往往以綜合性的文化面貌出現，但政治表達畢竟是它們中多數的最核心的成分。儒家的各學派爲社會提供了一個修正了的禮治圖景，但也有相應的處世和爲政的基本方式；墨家和農家則提倡一種以小生產爲基礎的農民王國；道家雖然鼓吹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去，但卻爲現實的政治提供了高妙的權力技術；兵家則將這種權力技術發揚光大，變成了戰爭藝術，深諳此道的軍事家，往往可以藉此以弱勝強，以少勝多；而從儒家語境裡發展起來的法家學說，逐漸形成了一套更加適合變革中各國君主口味的思想體系和操作技術。在法家的語境裡，王權被強化到極致，國家形成了半軍事化的動員體制。思想文化上的愚民和禁錮，伴隨以不講人情的嚴刑峻法，再加上露骨的權力技術，使得法家學說成爲具有立竿見影實效的政治思想，實際上，在戰國時期進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遵循的都是法家思路。應該承認，在那個時代法家學說由於具有沖決過去道德束縛的朝氣，所以體現了相當的政治活力，但其政治主張透出的**裸的冷酷無情、缺乏人性的特色，也給中國政治的發展打上了陰冷的印記，使政治文化充斥了陰謀色彩。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8章 官僚制帝國時代的過渡——春秋戰國(2) 網址:html/5/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