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制度設置一樣，明朝的兵制也帶有元朝的痕跡。衛所的設置以及武官世襲和兵籍制度均屬之。元朝軍隊將領是世襲的，而且駐屯軍隊自行解決給養。這種體制是從草原部落封建制轉化來的，放在漢地實際上是不合適的，所以元朝的軍隊，在漢地的戰鬥力大大地退化了。但對於朱元璋來說，儘管已是強弩之末，元朝兵力之強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在制度上依然對元制抱有幻想，因此，明朝並沒有恢復宋朝之前的漢人王朝的兵制，而是對元朝兵制稍加改善，形成衛所制。其中，武官的世襲，雖然對軍隊的穩定有一定好處，但堵塞了優秀士兵的晉升，而屯墾性質的衛所最後事實上變成將領的世襲莊園，所以衛所制顯然也是一個不好的制度。然而，明朝初年的兵制，又不盡是對元朝的襲承。明朝不僅有兵部、有五軍都督府，還有具體政治操作中的文官治軍，以文壓武的原則，以及以內製外的體制。兵制上的雙重性，在實際軍事事務的運轉中，雖一時可得雙重好處，卻也日益暴露出難以克服的弊病。
1．明朝地方軍（包括邊防軍）制及其變遷
開始，衛與所只是軍隊的編制，衛相當於元朝的萬戶，所相當於千戶。無論皇帝的親軍還是各地的駐軍，均以衛所編制。大體上衛下有千戶所，千戶所下有百戶所，百戶所下是總旗、小旗。衛所分駐各地，“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明史》卷90《兵志二》）。遇有戰事，則抽調衛所士兵，組成軍隊，另行派任將領指揮。平時衛所將士駐紮在當地擔任守衛。直到今天，我們現在的地名中還有衛所的痕跡，比如有時人們還管天津叫“天津衛”，威海叫“威海衛”，山東還有個地方叫石臼所。
在大規模征戰基本結束之後，衛所開始向駐屯和屯田功能轉化。自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起，衛所軍隊一半以上用於屯田，以後屯田軍土越來越多。由於軍士是世襲的軍戶，將領是世襲長官，兩者形成了世代的人身依附。將領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往往把士兵當成農奴和半農奴來驅使，士兵們不堪忍受，紛紛逃亡。到了明朝中期，屯田的衛所有的已經變成將領的私人莊園，另外的則因士兵大批逃亡而形同虛設。但是，進入中葉之後，明朝來自北面的蒙古和東南沿海的倭寇的壓力沒有減輕，反而因遼東建州女真的崛起，又增添了更大的軍事壓力。爲了應付局面，自永樂年間就開始設置的鎮守軍制度得到了逐漸擴展，從邊境發展到內地，逐漸取代2了衛所，成爲主要軍事力量。大抵“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明會典》卷126《鎮戍一》）。各省總兵與都司並存，但總兵卻是親自統兵的實權武官。鎮守軍體制跟衛所不同，軍官不是百戶、千戶，而是總兵、副總兵（副將）、參將、遊擊等銜。軍隊編制也恢復了宋以前漢人軍隊的舊制，以50人爲隊，隊有管帖；500人爲司，司有把總；兩司爲l哨，哨有千總；3哨爲1營，營則是鎮軍的基本單位。跟衛所制度最根本的不同是，鎮守軍的士兵基本上是招募的，所有的錢糧都需兵部供給，不負擔屯田任務。無論鎮守，還是作戰，往往是以單獨的鎮守軍爲單位行動的，需要組成大軍的時候，就將幾個或者十幾鎮的總兵，連同他們指揮的軍隊調到一起，而不是像對待衛所那樣，將部隊士兵打亂混編。甚至在倭寇爲患嚴重的時候，戚繼光等人居然可以到特定地區，親自招募那些最樸實的農民，練成一支絕對服從將領的“戚家軍”。毫無疑義，這種鎮守軍的戰鬥力，顯然要超過衛所軍，不過在明朝末年，中央政府控制力減弱的時候，也的確出現了割據自雄的苗頭。
事實上，對於一個以農民爲主體的社會而言，採用草原軍事制度是非常不合適的。草原民族的軍事行動不需要後勤供給，部落趕着畜羣一起行動就是。可是農業民族的軍隊必須有後勤供給，遇有戰事，往往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供應糧草的隊伍幾乎跟作戰部隊一樣多。在衛所制度下，軍隊戰時的後勤供應是兩套體制，即部分由屯墾的衛所和地方供應，部分由兵部供應，結果往往系統紊亂。不是供給重疊，就是供應不上，關鍵是少慢差費，效率極低。所以，這樣的兵制，跟朱元璋當年設計的初衷正好相反，不僅沒有節省開支，提高戰鬥力，反而既浪費資源，又削弱了戰鬥力。
2．明朝的中央軍制
明朝中央軍分爲兩個部分，一是京營，二是親軍。京營是首都的衛戍部隊，明初因平時歸五軍都督府管理，因此被稱爲“五軍營”。朱棣上臺之後，親征蒙古，嫡系軍隊分爲左右哨和左右掖和中軍五部分，形成新的“五軍營”。除此以外，還有以3000邊外降卒爲基礎建立的“三千營”和以火器裝備的“神機營”，這就是京師的“三大營”。除了常設的京營之外，各地還要派衛所的軍隊到北京來輪流宿衛，有時也算在中央軍的範圍。三大營體制確立後，五軍都督府雖然還在，但已經形同虛設。
親軍屬於皇帝的親衛部隊，由皇城3守衛部隊、禁兵和錦衣衛組成。其中，錦衣衛還兼管巡查緝捕，是直屬皇帝的特務組織。禁兵則由精選的武藝高強、身強力壯的漢、蒙、回等民族的3000餘勇士組成，編制是“四衛”（騰驤和武驤各2衛）和“勇士營”，直屬於大內的御馬監，是皇帝的貼身護衛。
中央軍的兵力居全國之冠，多的時候達到60多萬人，少時也有20多萬。出征和鎮壓國內叛亂，京營應該是主要力量，但事實上，京營力量並不強。京營的士兵，同樣面臨着官方的勞役、將領的使役，同時，士兵地位過低，既不能脫籍參加科考，又很難通過戰爭晉升，所以往往精壯者逃亡，老弱者留營。而京城那些浮浪市民、地痞流棍，往往又以投軍爲安身立命之處，結果造成京營士兵素質每況愈下，能戰者連十分之一都沒有。明英宗親征慘敗的土木之役，50萬大軍悉數覆滅，連皇帝本人都做了俘虜，其中固然有決策和指揮上的問題，但這麼多軍隊，跟瓦刺幾萬人作戰，就算蒙古兵戰鬥力強，連個皇帝都保不住，可見京營戰鬥力之低下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3．軍事指揮體系
明朝軍事指揮系統的結構大體是武官、文官和宦官三位一體，以文制武，以內（宦官）制外。在中央，原來從大都督府轉化來的五軍都督府是最高軍事管理機構。但永樂年間，隨着中央軍軍制的改革，五軍都督府很快變成了閒衙。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在名義上，是隻有文官組成的兵部。兵部不僅負責軍隊編制、後勤供給、軍官晉升、軍隊訓練，還負責戰時的軍隊調動和戰略制定。而武職將領則降到了只負責具體戰役和戰鬥指揮的地位。在中央，五軍都督府則淪落到了只配給京營傳達兵部指令的田地；而在地方，都司和後來的總兵，也必須受文官巡撫和總督的節制。
但是，明朝的軍事制度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以內製外，內臣對於軍事有相當大的發言權。在明朝的宦官專權局面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制度安排上就已經有了一個內廷的宦官機構御馬監，這個機構負責掌握調兵遣將的兵符火牌。也就是說，兵部的軍令必須經過太監的手續，才能生效。後來，御馬監太監還負責掌管皇帝的貼身侍衛部隊禁兵，接着，大部分外派的宦官監軍，都由御馬監派出。御馬監原本是一個掌管馬匹的內廷機關，但經過皇帝特許，逐漸變成了軍事指揮體系中的關鍵一環。我們前面講過，明朝的中樞決策機構逐漸形成了內閣票擬、司禮監批朱的結構。這個結構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向司禮監方面傾斜。有關軍事方面的決策，往往是在內閣參謀下，由司禮監作出，由兵4部發出軍令，再由御馬監出兵符火牌，最後由文臣督率武將執行。在這裡，內臣的分量無疑是最重的。
4．明朝兵制的檢討
明朝的兵制，雖然在制度上有一定彈性，在具體戰鬥指揮上，還比較能夠發揮武官的作用。京營和鎮守軍的武職將領，可以既是平時的訓練管理者，又是戰時的指揮者。在某些特殊的危機場合，甚至允許武將自行招募士兵，組成軍隊。但是，這種制度在激勵機制上卻存在着嚴重的缺陷。首先，實行武官世襲制，先是阻礙了士兵因軍功升遷的路，而後允許士兵因功晉升之後，升爲軍官的士兵則祖祖輩輩都是軍官，使得軍職官員越來越多，大多變成閒差，極大地增加了國家負擔。其次是改革不徹底。兵役制度上，世兵義務制已經不中用了但還不革除，另添募兵制；衛所制已經廢弛，也不革除，另加鎮守軍制。結果是除了在開始階段的改革還有效用之外，後面則效用遞減，直至爲零。廢弛的衛所裡，國家還照舊養着一羣軍官和家屬，另外更大一羣老弱殘兵和家屬也需要負擔。實行募兵的時候，國家沒有專項資金，只能靠增加賦稅。由於募兵設鎮和填充京營在制度上都屬於臨時措施，所以，凡事沒有一定之規，在士兵管理和資金管理上都存在着日益嚴重的問題。隨着明朝邊境危機日趨嚴重，兵只能越募越多，但國家的資金有限（管理不善導致缺口更大），因此，用於每個募來的士兵上的錢只能日見其少，結果是募兵的素質也江河日下。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62章 明朝的兵制 網址:html/5/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