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國司法制度發展過程的一個轉折點，法律律條從這個時候起開始脫離原來的原始痕跡，趨於人性化，司法審理制度也趨於制度化和程序化。隋唐司法制度成爲後世的模板。
1．法律內容
在隋之前，律令煩苛是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自秦以來，嚴刑峻法精神，一直是司法的主導思想。雖然漢朝以儒家經義解釋法律的方式對此有所緩和，但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自三國以來，法律再趨嚴苛。各種名目的酷刑流行，動輒陷入死罪，而且法律條文煩瑣，缺乏分類，遵守和執行都不方便，只是爲官吏濫用法律提供了便利。隋文帝建國後，制定《開皇律》，本着改變法律煩苛的精神，對以往的法律進行了重大修訂。後來隋煬帝再修《大業律》。鼎革之後，唐朝在隋律的基礎上制定《貞觀律》和《永徽律》，以及對律條的解釋《永徽律疏》（後世稱之爲《唐律疏議》），基本上都遵循了刪繁就簡、廢除苛法，走向法律專門化的原則。
《開皇律》刪去死罪81條，流罪154條，徒枷等罪1000餘條。唐律進一步減死罪92條，改較重流罪爲徒罪71條，宣佈廢除自古以來的兄弟連坐之法。將法律分爲9類，第一爲《衛禁律》，是關於維護皇帝和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規定；第二爲《職制律》，是關於官員失職處理的行政法規；第三爲《戶婚律》，是關於婚戶田土等主要在民事方面的法律規定；第四爲《廄庫律》，是有關國家倉庫和馬廄方面的行政法規（唐朝實行府兵制，而且主戰兵種是騎兵，所以，對馬廄和倉庫特別重視）；第五爲《擅興律》，是關於軍隊的法規；第六爲《賊盜律》，是關於偷盜搶劫和危害國家的罪行如何界定和量刑的法律規定；第七爲《鬥訟律》，是關於鬥毆的刑事處分規定；第八爲《詐僞律》，是關於欺詐和作僞的刑事處分規定；第九爲《雜律》，凡是不能歸在上述類別的犯罪，統歸在這裡。這樣的分類比起現代的法律當然是粗糙、缺乏系統的，但在古代世界，已經是相當精細的了。唐律其他的篇目還有《名例》（司法總則）、《捕亡律》和《斷獄律》，主要是講司法原則和規定。
2．司法原則
隋唐時期的司法原則大體是“五刑”、“十惡”和“八議”。
“五刑”即五種刑罰的方式。對犯人的處罰，原則上限制在這五種形式上。五刑爲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分爲兩種，一是絞（保留全屍），二是斬。笞刑就是用笞條抽打，爲刑罰中的最輕者，從10到50分爲五等。杖刑即是用竹杖和木杖打屁股，從60到100分爲五2等。徒刑即爲關押服勞役，最低爲1年，最高爲3年，也分爲五等，每等之間相差半年。流刑即爲流放，分爲1000、1500、2000裡三等，刑滿即在流放地編戶落地。流刑以下的刑罰，均可以用錢來贖。死刑分爲絞、斬兩種，由於中國人一向有保留全屍的觀念，所以量刑以後者爲重。
“十惡”是十種重大的犯罪行爲，一般不許赦免的，分別是：一爲謀反，即圖謀推翻王朝政府的行爲；二爲謀大逆，即毀壞皇家陵園、宗廟和宮殿的行爲；三爲謀叛，即私通外敵和背叛朝廷投降敵人的行爲；四爲惡逆，即毆打和謀害親長的行爲；五爲不道，即特別殘忍的犯罪行爲，比如殺死一家非罪的三口人，肢解人和行妖術害人等等；六爲大不敬，指對皇帝的不尊敬和惡意冒犯；七爲不孝，即對親長的忤逆行爲；八爲不睦，即毆打和謀害親屬；九爲不義，即殺害長官和師長；十爲內亂，即亂倫和強姦親屬。我們注意到，十惡具有強烈的倫理色彩，其核心是強調對違反忠、孝道德和破壞倫理秩序行爲的懲罰。
“八議”是指八種對可以減輕刑罰人的特別關注。這八種人犯了法，在審判時需要經過特別的審理，並且享受減免刑罰的對待。其一，議親。親，指皇帝和皇后的近親。其二，議故。故，指長期跟隨皇帝的故舊。其三，議賢。賢，指有大德行的人。其四，議能。能，指有大才藝的人。其五，議功。功，指有過大功勞的人。其六，議貴。貴，指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有爵位一品以上者。其七，議勤。勤，指有大勤勞者，即有過特別勤政經歷的人。其八，議賓。賓，指“承前代之後爲國賓者”，即前朝退位者的直系後裔。八議的精神，就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親貴可以減免刑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貴族制的殘餘。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八議的範圍卻並不嚴格，除了“親”有特指之外，其他七項，具有非常大的彈性。何者爲賢，何者爲能，其實並沒有一個嚴格標準，這就給皇帝和權貴操縱枉縱罪犯留下了餘地。
3．司法過程
唐朝地方沒有專門的司法機關，但設有專門的雜佐官員負責案件的審理。州一級有司法參軍和司戶參軍，縣一級有司法佐和司戶佐。前者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後者負責民事案件的審理。由於司法是地方政務的重中之重，地方長官一般都要管司法，負責檢查案件審理的情況，是否有冤屈、是否有積壓等。司法工作的好壞，也是地方長官政績的主要指標。由於司法事務所佔地方政務的比重越來越大，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地方長官對案件的審理過問越見3頻繁，發展到最後，基本形成了以地方長官爲主，以專門司法官爲輔的地方審理結構。到了兩宋時期，大多數的案件都由地方主官來審理了。
唐朝中央一級的審理機關是大理寺，司法行政機關是刑部。遇到重大案件，御史臺也要以監察機關的名義參與審理。有的時候，御史甚至可以審理和處理直接涉及官僚機構的案件。
由於那個時代偵查案件的手段有限，而且受平時捕盜事務的干擾，所謂刑事案件的審理，往往就是刑訊。
一般來講，凡是杖以下的罪，縣級的審判即爲終審；徒刑以上的罪，縣級的審理爲初審；徒刑以下的罪，州的審理即爲終審。流刑與死刑罪的審理，要報請尚書省刑部複覈，死刑要奏報皇帝批准，才能定案。大理寺負責審理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和百官犯罪案件。特別重大的案件，須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臺聯合審理，被稱爲“三司推事”。但地方在捕盜的時候，則另當別論。一般來講，在追捕盜賊的過程中，有所殺損是可以被允許的。州縣的官員在這種時候幾乎都可以擅自殺人。唐宣宗時，李行言爲涇陽令。一日追捕一夥劫匪，劫匪躲入一個軍人家。李百般索要軍家都不肯交人，李一怒之下，連軍家帶劫匪五六人統統抓出，一起杖殺。此事爲皇帝得知，李反而受到嘉獎。（《唐語林校證》卷2）顯然，儘管到了官僚制的成熟期，地方官的司法事務還是帶有強烈的捕盜、維持治安的性質。
無論何種案件，只要當事人不服，可以逐級上訴，由州到刑部，再到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臺）直至告御狀。
衢州人餘長安，父親和叔父二人均爲同郡的方金所殺。餘長安時方八歲，立誓要在十七歲時報仇。到了十七歲，果然殺了方金。大理寺判餘長安死刑，衢州刺史抗命，說餘氏一家，已經有兩人遭橫死，現在卻要殺一孝子，不合理。並引用《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仇”之義，爲餘辯護。當時的刑部尚書和宰相置之不理，餘長安終於伏法。在此，禁止私相復仇的法律精神得到了貫徹，司法趨於成熟，漢代以經學斷獄的積習得到了遏制。（王讜：《唐語林校證》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