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體系的基本架構，基本上跟晚唐沒有什麼區別，但文官的權力卻大大縮水。朝廷龐大的文官隊伍，實際上只是藩鎮政府裡爲數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鎮的文官主要是書記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時也給軍閥們出謀劃策，類似於軍師。所以，任過書記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朝以後就可以成爲宰相了。而判官則負責民政和財政事務，實際上是稅收事務的核計總管。前者的地位，類似於戰爭時期的謀略家，這固然是文人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已經不是“大道”。而後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爲，更是與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大道背離過遠。在這裡，傳統道德教化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舉措不見了，儒學的養成沒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戰時出主意的謀士，平時徵集糧餉的刀筆吏。
唐朝覆滅以後，藩鎮的文官邏輯原封不動地進入了五代。由於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溫屠殺殆盡，餘下的文人，整體素質下降。文官只是在這兩個意義上發揮着作用，一是爲軍人出謀劃策，二是爲軍人籌集糧餉。從表面上看，五代時的文官似乎權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爲這時，晚唐的宦官集團隨着唐朝的覆滅而滅亡，新起的軍閥比起文人來，更看不起閹人，而且對晚唐宦官之禍也記憶猶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殺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權沒有了，地位甚低。原來宦官的“專利”樞密使一職，也由土人擔任，因此原來北司（宦官）與南司（宰相）的矛盾徹底消失了。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官，地位卻比晚唐還要低得多，因爲文官從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無論是宰相還是樞密使，最多不過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時候，連幕僚都談不上。後漢時，皇帝親衛軍首領史弘肇當着宰相們的面，公開羞辱文官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用毛錐（毛筆）幹什麼？主管財賦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無毛錐，財賦從哪裡來？（《舊五代史》卷107《史弘肇傳》）在某些武夫眼裡，文官的作用，就是給他們徵糧徵稅的時候算賬，而那些特別受寵也特別蠻橫的武夫，則乾脆連這一點也不認賬。
朱溫控制朝廷之後，一次誅殺朝士三十餘人。其屢試不第的謀士李振說，此輩一向自稱清流，應該將他們投到黃河裡，變成濁流。於是這些人就被扔到了黃河裡。一次朱溫與衆幕僚坐於大柳樹之下，朱突然說，這個樹的木頭可以做車轂。於是很多人一起應道：的確適宜做車轂。朱溫馬上變了臉，厲聲喝道：怪不得人說書生之輩喜歡順口玩人，原來你們就是這樣的，車轂必須用夾榆木，怎麼可用柳木！將左右凡是應聲的數十人統統撲2殺。
五代時期，作爲文官的書記、判官和副使，命運往往十分悲慘。鄭準爲荊南鎮書記，與鎮將因言語不和而去職，被鎮將派人殺掉。高行周爲鄴城節度使，副使張鵬與之一言不和，即爲所殺。而高行硅的副使，不僅因多嘴（提意見）被殺，連自己的兒子也被株連。房知溫爲節度使，居然經常縱容自己的部下折辱文官。後晉張彥澤爲彰義鎮節度使，書記張式偶爾提了點意見，居然惹得他大怒，張弓射之，張式逃脫，張彥澤隨即派人追殺，連皇帝都保不住張式，只能乖乖地交出張式任武人宰割，結果張式被張彥澤挖心決口，臠割而死。
可以說，連藩鎮時文官做軍師的功能到了這個時候也大大減退，武夫們根本不在乎文人給他們出的主意。這一時期的戰爭，幾乎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打得最拙的仗，就是硬碰硬的廝殺，誰的兵多、兵猛，誰能打誰贏。再就是戰場上軍人的倒戈，倒戈多的就打不過倒戈少的。五代時期的戰爭也是最野蠻的戰爭，攻城略地的軍閥們，糧食沒有了，往往拿老百姓的口糧當軍糧吃。守城的吃掉城裡的人口，撤退時也帶着老百姓走，隨走隨吃。
在這個時期，上流社會已經徹底變質。長期戰亂的結果，只有那些社會邊緣人士、軍棍、流氓、私鹽販子人等才最有機會脫穎而出，所以，這一時期從皇帝到武將，大多是此輩在做。原來下層甚至黑社會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臺，原來上流社會的規矩和風習則被嚴重衝擊。而這些規矩和風習，恰是官僚們政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圍，跟制度運作的規矩密切相關。一方面，這一時期皇帝和武將們根本沒把官僚當回事。從前地位崇高、非進士高第的人不能染指的位置，居然可以隨便予人，後唐開國皇帝李存勖喜歡唱戲，結果戲子不僅可以參與機密，而且可以封官拜爵、做州刺史，從前朝廷視爲重寶的名器，如今被這些武夫們視之如敝屣。不僅如此，那些武夫們，對文官動輒呼來喝去，士大夫的臉面已經隨着粗人們的叫罵聲，斯文掃地了。另一方面，五代沒有恢復科舉，選官雜亂無章，升遷也雜亂無序，當官不是走伶人的門路，就是憑武人一時的好惡，使得文官體系的秩序徹底紊亂，文官也就不像文官了。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38章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體系 網址:http://www.xoyo100.com/html/5/5157/2535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