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成立前阿拉上海灘曾經是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遠東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龐大的金融體系和輻射到四面八方的金融網絡。它聚集了大量的社會貨幣資本，據民國35年（1946年）6月統計，它的銀行、錢莊的存款額佔全國銀行錢莊存款總額的43.5%。
不僅鉅額資金在這裡集散、吞吐，而且全國借貸利率和金銀外匯行市也以它爲轉移；它集中了數量衆多、業務發達的各類金融機構，包括票號、錢莊、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所等。
上海的貨幣和信用活動中，銅錢流通曆史悠久，本地出土的文物就有秦漢五銖錢。最早的信用機構爲典當，至清康熙中葉，上海縣有典質鋪89家。錢鋪和錢兌店在明後期出現，至明末清初發展成爲錢莊，乾隆年間已成爲具有相當規模、獨立的行業。據“內園”碑記所載，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慶元年（1796年）短短20年中，承辦錢業公所事務的錢莊共有106家，嘉慶二年（1797年）的碑記還有錢業公所的董事名錄。錢莊發行的莊票，從18世紀起已在市面上使用，莊票這一信用手段曾在流通領域中起了促進商品交換的作用。
而其中錢莊資本家家族集團和主要錢莊有五家，有代表性的錢莊業務經營情況如下： 一.福康錢莊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創立到建國後1952年金融業公私合營止，存在59年。創立時資本2萬兩，由程觀嶽、程靄士合夥開設。至民國元年（1912年）及民國9年分別增資爲8萬兩和10萬兩。民國11年起又陸續增加，民國21年廢兩改元前增爲39.6萬兩。歷次增資都是由積存盈餘及財產增值中提撥一部分作爲新增資本，可見其資本積累在這個時期是很快的。其間宣統三年
（1911年）盈餘10萬兩，民國14年盈餘11.4萬兩爲最高。各項存款1896年只有10萬兩，1907年81萬兩，民國14年增至211萬兩。平時放款以對工商業往來戶爲主，1900年開始有抵押放款，從絲繭押款、紗布押款到房地產押款。民國22～24年，房地產押款每年都在銀元（法幣）200萬元左右。同業往來中對外國銀行、本國銀行和本外埠錢莊均互有拆放。
二.福源錢莊 創設於民國8年（1919年），資本20萬兩。民國14年增爲30萬兩。民國22年廢兩改元，改爲銀元50萬元。歷年盈餘高時達10萬兩以上，低時1萬餘兩，民國25年低至3000餘元。存款在民國21年以前，一般保持在二三百萬兩之間。放款中抵押放款比重最大，房地產押款是其主要項目。民國24～28年的5年間，這項押款都在“法幣”200萬元以上。同業往來方面，在陰曆年終結算時，經常有餘款拆放給本外埠同業及外商銀行，但沒有向外商銀行拆入過款項，本國銀行的存款也很少。投資有公債、房地產，民國25年起纔有股票投資。
上海開埠後，由於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復由於處在不受戰爭破壞的租界特殊地位，憑藉優越地理條件，獲得經濟的繁榮和金融的發展。山西商人開設的票號，鴉片戰爭前在上海沒有一個分號，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已有24家。票號與錢莊相互爲用，票號資金拆借給錢莊，使錢莊擴大了與商人和商業的聯繫，兩者運用各自的信用工具和特長，使埠際間的商品交換無須搬運現金，可以憑藉匯票和莊票進行溝通，完成異地的結算與清算。那時在上海是三種金融勢力同時並存，外國資本銀行居於主宰地位，錢莊因拆款關係受制於外國銀行，票號雖不像錢莊那樣
依賴外國銀行，但也無法與外國銀行勢力相匹敵。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自己投資設立的銀行相繼問世。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在上海建立總行。以後在上海陸續設立總行或分行的有：戶部銀行（後改稱大清銀行）、信成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信義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裕商銀行、交通銀行、浙江銀行（即浙江實業銀行的前身）等。
另外再講一講上海灘上頭錢莊、票號爲主的內匯市場，上海的匯兌事業，在16世紀中葉即已萌芽。明嘉靖中（約1522～1566年），華亭人徐階任內閣大學士，當時松江府賦稅，先就地交入徐宅，而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府，然後繳庫。明末，上海的商品經濟開始發達，山西、陝西、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商人到上海躉購商品，有的已不攜帶現款而是通過錢鋪、商號的匯兌。19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事匯兌的專業金融機構已遍及全國。他們發源于山西，總號亦在山西，故稱“山西票號”。光緒元年（1875年）。上海已有票號24家，著名的如日升昌、蔚泰厚、日新中、廣泰興等票號都在上海設立分號，光緒五年正式建立同業公會組織即山西匯業公所。當時，上海的埠際貿易日益繁盛，兩地貨款的清算，主要依靠兩地票號的匯兌。票號自咸豐朝（1851～1861年）後不僅經營商業匯兌，而且也承匯公款。19世紀的最後10年間，票號每年的業務進出總額約爲8000萬兩。那時的匯款，已多集中匯往上海，各地票號遂承匯各省、關公款。光緒二十年至宣統三年年間共141864475兩，其中匯往上海由在滬票號交上海道轉付給匯豐等外國銀行歸還外債與償付賠款的就達94000370兩，佔66.3%。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