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明代內閣體制的變遷，又使得明中葉和晚期的內閣首輔從明初的顧問角色轉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類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後試圖長保其職，也是人之常情。但當時的黨爭劇烈，這麼一來，明代所謂的的“座主”體系也就此產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個“座主”來支持自己，不然實難出頭，於是內閣首輔理所當然地成爲了“座主”首選。也因此一個首輔下臺，其繼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門生弟子依然與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響並不稍減。如前文說的楊廷和便是個例子，他雖然致仕離開了這個職位，但其後繼者和六部尚書以及大部分朝官，還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貫方針，若不是嘉靖非常強硬地尋找一切機會就對以楊廷和爲代表的舊有勢力集團進行打擊，以一種近乎蠻橫無理的方式支持張璁，而張璁的個人能力又還比較出色，則朝中諸人依然還會以楊氏旗幟指向是瞻。
又由於宋明理學這種對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爲首輔者若是真正的理學門徒，就往往會因過於遵循其道德體系而剛極易折，故鮮有在位成就勢力者，如天啓朝極受天啓敬愛的孫承宗，崇禎朝的文震孟、錢龍錫、範景文等寥寥無幾的幾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撓不能入崇禎閣的學術宗師黃道周、劉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這些人雖然私德良好學問極佳，朝野聲望也相當高，但一來阿黨比周，自古君子所疾，營造個人勢力與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本就大異其趣，完全沒有主觀能動性。二者他們出仕後，或不堪官場傾軋，或由於守正得罪一方勢力而遭彈劾，或直言頂撞得罪皇帝等等，總之多會因各種原因匆忙去職，所以客觀上也沒有時間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勢力。而其他心計深沉、柔而媚上之輩，如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等，則因擅處人又會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爲雲覆手雨，反倒能長期呆在這個位置上並大肆培植個人勢力，此中翹楚，又當推溫體仁、周延儒。故嘉靖後，凡在內閣形成勢力者，基本沒有純正的秉持理學、王學觀念的士人。
這種片面強調道德而忽略個人能力、職業水準等其他方面的“道德原教旨主義”，其後果是什麼呢？我們不妨以崇禎朝五十位大學士中不多的幾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爲例，來探索一下這個問題。
末代大學士之一範景文事蹟，見於《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處特意提到卷名，是由於此卷的在整個《明史》中的體例特殊性比較值得重視，其開篇並不如其他列傳一樣先述人、事，卻來了這麼一筆：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範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範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這一卷，全是崇禎朝滅亡時的當場死節之臣，從這種大異常規的體例，可以看出明、清兩朝史書編撰者對這些忠臣烈士的褒許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窺見明末清初時官方政治態度的特殊取向，如對待南明朝廷的態度和大順軍的態度等等，在此不多論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讀下去，問題就來了。
我們會發現範景文在內閣學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與壞人壞事做鬥爭，秉持其道德風範之外，並無什麼其他可以稱道的政績，其可結傳者惟死節一事耳。其實不止範景文一人如此，仔細看看崇禎朝五十位內閣學士傳記，在內閣學士位置上政績可採者餘以爲不過楊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強還可算得上小半個，餘皆碌碌，“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信矣。
譬如李自成進逼北京，崇禎諮詢內閣諸臣意見時，範大學士的說話是這樣的：“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說起來，哪怕“固結人心，堅守待援”，也總得有個章程，譬如當時軍餉匱乏，兵員不足，這些如何解決，而外援又從何而來，如何聯絡外援，時日幾何等等，這些如何固結人心、堅守待援的法子則一概沒有，而此外他又是“非臣所知”，那不是等於什麼都沒說？要這樣說起來，我也可以大喊一聲趕緊調集大軍前來勤王，至於哪裡來的部隊怎麼個勤王法，則非臣所知，這不是廢話是什麼？
可問題在於就算你明知道不妥，想說他錯，他這話還真沒什麼大錯，要說他不錯，偏偏說的又純屬廢話，如此奈何？
其實像這種說廢話的情況，在崇禎時不是一次兩次發生，也不是一個兩個人這樣，而是大面積、長時間地在發生着，譬如陳演、魏藻德這兩位人品不怎麼地的大學士，在崇禎議論南遷方案時，因知道崇禎意圖南遷，他們心裡又不願意離開北土，於是乾脆給崇禎來了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無論你怎麼地，我都不表態。
按說皇上諮詢你意見，無論是或者不是，你總得有個態度，可這幾位楞是一點沒態度，嘴巴閉得比大理寺監獄的大門還嚴，而且崇禎還不能說他們錯在哪裡了，搞得崇禎最後“聳身舒足，仰嘆而起”（14）。
當我看到說崇禎“聳身舒足，仰嘆而起”這一句時，突然間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禎那種椎心入骨的淒涼、無奈心情，他這一聲長嘆，將此心情表露無遺。
這兩位大學士的不表態，在我看來，不但是另一種形式的廢話，更是一種醜態。
比較而言，範景文雖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說了幾句廢話，但堅守待援的態度是還表了的，最後也終於死節，其大節和私德無可指責，不能算能臣，可確實還是個值得尊敬的忠臣、純臣。陳、魏二人，一樣不是能臣，他們本是傳自薛國觀、溫體仁一脈，口碑原本就不怎麼地，而《明史》列傳中更說他們“演庸才寡學……演爲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這兩人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責，堅持不在皇帝諮詢國事的時候說話，在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
比較起來，範景文的表態雖然是廢話沒什麼用，可至少還有職業道德，知道坐這個位置就要提供意見，而這兩人則連這一點都談不上，在我看來，沒有過錯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種犯罪。再從他們後來依附大順軍（結果是大順軍不要他們，榨乾錢財之後把他們一刀給殺了）的舉動看，他們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結果，這一派大學士只能算是軟骨頭的庸臣。
再來看當時名滿天下的宗師級的大學士文震孟，他是天啓時的殿試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論人品、學問都可算是一代宗師，可他坐相當於現在副總理的這個內閣大學士職位，恐怕差的就不是一點半點。如果仔細看他傳記，我們會發現除誇獎他學問文采好道德風尚好之外，通篇不見什麼具體業績，就政績來說幾乎是個空白。而其他如李標、何如寵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專業人士之外大約更鮮爲人知，別說什麼政績了，哪怕是錢龍錫這樣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細看其傳記，也是除了黨爭事蹟外，幾乎無事可記。另外還有不是崇禎閣老，卻大名鼎鼎被稱頌爲正人君子楷模的大儒劉宗周、黃道周等人，也基本都保持了除批評人之外無事可採的“清白”風格，不過其事蹟與其他事件有涉，暫且留待後文再述。
在那麼多大學士中，私德比較好又還算有些才幹的，就只有蔣德璟、李邦華這數得出來的幾個，他們曾經有過一些還不錯的具體的建議和業績，不過也只能說能力雖有並非大才，且他們大多畏懼崇禎，因而儘量迴避正面衝突，是以終究還是無能爲，只餘多幾份紙上談兵的書生言。
是以崇禎朝的五十閣老，無論其爲人道德如何，對整個國家而言，百分之九十都是無能閣老。
不過明季也有一位必須要說的內閣大學士，那是一位長期以來被人們忽略了未得到正確認識的文武雙修的大帥、能臣和赤膽忠心的大忠臣。
那便是天啓老臣孫承宗孫閣老，
孫閣老高陽先生，其能力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強者，且私德極好。只是他更多的關注于軍事和邊疆戰事，又不結黨，是以雖然連魏忠賢都十分畏懼他，但卻對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
要一位剛正不阿的君子去結黨，尤其是如他這樣門生弟子遍天下，連皇帝都會因僅僅喜歡聽他講課而不願意放他離開一步的長者去結黨營私，哪怕不是爲了個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雖然他名列東林魁首，但他出手營救東林黨人以及彈劾閹黨，卻純粹是出於道義立場，絲毫沒有一點摻雜了私慾的黨爭成分在內，而且也從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這些，我想應該沒有誰能指責說是缺點，是過錯。
但問題恰恰在於這些因可貴優秀的道德品質及堅定信念而起的舉動，雖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沒有任何可以指責之處，可其對於整個國家和政治格局而言，客觀的結果卻並不很好，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長嘆。
政治，永遠都不是一個可以講道德的戰場。
在這裡，請允許我放肆一次自己的思想和規範，隨意去“如果”一下這段歷史。
如果，孫閣老權變一點，通融一點，對自己不那麼苛刻一點，那麼歷史將會怎麼樣呢？
以閣老之聲望，振臂一呼天下響應，關寧鐵騎唯他馬首是瞻，東林黨人多有其門生弟子，天啓帝對他敬愛有加，不欲身邊一日不見閣老，他只需略微地結結黨，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許魏忠賢在天啓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嚇得半夜跑進皇宮圍着皇帝牀鋪大哭，而是被孫閣老直接率兵清了君側。以孫閣老的文韜武略，即使內閣次輔顧秉謙奮筆多少次“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皇帝半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宮發多少道飛騎制止，魏閹矯旨諭九門守閹設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樣無用。這些在閣老面前，猶如薄薄一層吹彈得去的塵埃而已。
祖大壽和關寧鐵騎們敢在崇禎二年視崇禎詔書若無物破山海關而出，就敢在天啓五年破北京大門而入，這隻需孫閣老一個眼色，甚至都無需言語。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側的傳言，魏忠賢的半夜繞天啓帝臥榻大哭，也都正好說明了這一點，魏忠賢最懼怕的、最無法抵抗的，就是這位孫閣老自遼東率軍入來清君側。
只是如果真的這樣，他也就不是孫閣老孫高陽先生了。
歷史的悲劇，往往在於悖論。
真正的孫閣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過只帶一位幕僚、挾一襲寒衾、駕一騎單車，懷揣一紙奏章，奔波在爲楊漣等七君子抗辯的入京途中而已。
歷史到底還是無法假設。
大明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513年，王陽明爲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在南直隸滁州督馬政。此時在歐洲的佛羅倫薩，有位名叫尼科洛•貝那爾多•馬基雅維裡的人，寫下了一本名爲《君主論》的小冊子，想以此作爲自己的進身之階。
這本小冊子的第十五章第一節的小標題，叫做“道德幻想與嚴峻的現實”，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許多人都對那些從未見過、也不知道是否實際存在的共和國或君主國迷戀不捨，但是，人們的實際生活是一回事，而應當如何生活則是另一回事。一個人要一味假設而把現實置諸腦後，那麼他學會的將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爲，誰要執意在任何環境中都積德行善，那麼他在衆多不善之人當中定會一敗塗地。
道德是必須的，但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遵循高尚的道德準，則未必真是“好事”。
孫閣老絕佳的個人品格和操守，讓我無比尊敬，但恰恰又是這種絕佳的品格操守，徹底束縛住了這位明季第一強者改寫歷史的手腳，讓他無法改換風氣，不能在朝中樹起一方勢力，哪怕那是正義的風氣和勢力。
因爲任何一種違背程序正義的手段，都是與閣老恪守的信念衝突的，哪怕實質再正義，他也絕不可能去採用。所以他纔會孤身入京上奏章，試圖以一紙肺腑之言去對抗魏忠賢那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只能、也只會用這樣的合乎他道德準則的手段來鬥爭。
由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這兩樣材料混合鑄成的一道緊箍咒，註定了孫閣老的抗爭最後必然會失敗。
清人對孫閣老曾有這樣的感嘆：“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爲而爲者夫。（15）”如果說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袁崇煥是大明關門的一把大鎖，那麼孫閣老就是這道門上最粗大的一根門閂。
“有莫之爲而爲者夫”！
大明的天空，終於因此而日月無光。
內閣的情況講過，且來看看他們的對手，那些言官們的狀況。
明季言官之狀況，與大部分內閣官員的狀況正好相反，他們一向都對批評**和皇上非常有興趣，而且表現十分地激進。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首先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雖然從來歷朝的科場作弊者不是少數，但畢竟考官不是一位，且明朝的考官大多是由名望甚高者，譬如文震孟之流來擔任，不然就無法服衆，且就是皇帝自己也不會答應，因此有才學、有節操的士人，還是得以源源而進。
二是明代御史一類的言官職位數量極多。《明史》《趙煥傳》中說“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個小數目，沒有誰能盡數植其黨羽，就是皇帝也沒這個能耐，好像萬曆那樣對去職的空缺一概不補，也到底沒能躲過言官們的指責。
三是言官們不像內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極多的政治利益和現實利益牽扯。他們大多沒有很複雜的利益關係，本職工作除了彈劾人還是彈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彈劾別人，也有其他人去彈劾，所以少有能謀取好處的資本。我想，他們唯一謀好處的途徑大抵也就是投靠內閣或者某一派勢力了。
但是別忘記了，言官與清議可從來都是連在一起的，因此倘若那位言官由於投靠某個勢力而惹了清議，其本身又沒有如內閣那樣大的權勢，那麼可以肯定他很快就會被趕下這個位置。所以這種特殊的環境在客觀上也迫使言官們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從而使得言官羣體在一定程度上從思想到行動，都得以秉持了一種比較極端的、一切以道德爲先的價值觀。
換個角度看，他們的職能恰恰就是糾察風紀、彈劾官員，而這種以道德爲先的價值觀又正好是這個職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這是這個羣體互爲表裡、不可分割的兩個層面。
他們這種思想和價值觀的好處是一切道德佔先，壞處也同樣是一切以道德佔先卻不講能力，因此大部分人都只會空談。
又因爲內閣體制變遷，使得內閣實質上逐漸回覆到了一人之上萬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權利極大，坐此位者莫不試圖長保，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體系也就此產生和延續起來。而真正的道德佔先者則因剛者易折，往往坐不長這個位子，能坐長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於心計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學問就極好，但卻全然沒有政治和經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內閣也沒用，倒是周、溫、薛一類的反而能顛倒衆生，長期佔據這個位置。
正是由於上述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議始終與**鴻溝巨大，處於鮮明的對立狀態。
然而，雖然良好的士風士節在言官中保持得最爲完好，其作用卻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內閣們即使私德有虧甚至不學無術，但往往能獲取皇帝和司禮太監的支持來壓制言官，再加他們手中掌握着實權，真翻了臉不講說道理胡來一氣，言官們也只能無可奈何。因此言官們雖然經常佔着理，在民間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贏得輿論的普遍支持，可最終少有能在鬥爭中佔上風的。這種狀況，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