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世間的最底層朝上走，腳步是一點兒也不能亂，心裡更是一天天的清楚、理智。其實，打從孤兒期始，他就很清楚了，他知道每邁一步，自己是立足在什麼地方，然後該怎麼樣地努力和堅定，朝着他要走的路向前去。就這樣，崎嶇和坎坷，哀樂和悲歡，這人生，風風雨雨，他足足走了八十年，到了今天。——他就是大家所敬重的蕭乾先生。
知道蕭乾先生有半個世紀了，初次見到他，是1988年8月在韓國漢城舉行的第五十二屆國際筆會年會上。爲了確定日期和開會地點，我翻看那年的日記，地點是在華克山莊（WalkerhillSheraton）。28日的日記上，我有如下的記載：
……下午六時筆會酒會，到會三百多人，代表五六十個國家。會場擁擠得很，但很熱鬧。我看見大陸代表蕭乾、黃秋耘、柯靈等人。祖美和志恩在會場獵影，大家都要求跟蕭乾合照，因爲他是我國著名老一輩的名記者和作家……
漢城《京鄉日報》特舉辦了一次會外會，邀請蕭乾先生、許世旭先生和我三個人對談，主題是“文學的分隔與統一”。我們三個人所代表的三個地區（大陸、臺灣、南韓）情勢有相似之處——海峽兩岸和南北韓，各別都同文同種，但文學分隔四十年，此時此地有機會湊在一起談談（沒有北韓），是可行的。三四十年來，封閉的海峽兩岸到現階段纔有了日益密切的民間往來、文學活動，這情形對南北韓而言，看在他們眼裡，當然是有衝擊性的。而且這次的會談，對國際筆會來說，也是頗富歷史意義的創舉。代表地主國的許世旭，我二十年前就認識他了，他當時留學臺北，並得博士學位。我想這次的會談，該是他“主催”的吧！
我們的對談，該說是輕鬆而富感性。蕭乾先生是蒙古人，我是臺灣人，一個塞外一個海島，怪咧，說起話來可都是京味兒！許世旭留學臺灣，中國話呱呱叫，所以在這個會談上，首先就毫無“分隔”地“統一”起來了，到頭來，還不是殊途同歸，無論語言與文學，我也因此和蕭乾先生在短短的幾天會期裡，很快就成了熟人了。他以新著《斷層掃描》見贈，扉頁還特別註明“打圈兒的幾篇是寫北京東北城，二十年代”，而我也把帶來的《家住書坊邊——京味兒回憶錄》回贈。書坊邊指的是北京城南琉璃廠，那是文化中心和書店街，新舊書店都在這兒：商務、中華、北新、會文堂、翰文齋、榮寶齋、南紙店、賀蓮青筆鋪、清秘閣南紙店……等等，我打小兒“進京”和婚後都住在這一帶，到了啓蒙上學在師大附小，也是每天來回四趟經過這兒，不但書鋪名記得不少，連寫匾額的名人也記得些，張伯英、姚華、陸潤庠、李文田、翁同龢、何紹基、張海若、傅增湘……等，到長大才漸漸知道這些書法家的來歷。
年會結束，各返原居地後，蕭乾先生和我，就有了聯絡，互寄著作。而且自這以後，臺灣也出版了他的一些著作，我們純文學出版社選了他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高希均先生主持的遠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要採訪人生》，聯經出版社是《人生採訪》，業強出版社是大陸李輝先生撰寫的《蕭乾傳——浪跡人生》。去年一月，仍是高希均主持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和蕭乾患難恩愛相共的愛妻文潔若女士的重要著作《蕭乾與文潔若》，上下卷兩冊。我是在《斷層掃描》裡蕭乾先生畫圈圈的幾篇小說中，第一次拜讀了這位記者出身寫的小說，小說都是他的童年的悲慘的影子。跟着香港香江出版社的同宗老弟林振名，也把他出版的蕭乾著《未帶地圖的旅人》送我，蕭乾完整的回憶，寫出了這苦命孩子的經歷。至此纔算是逐漸全面認識了蕭乾先生。
且說潔若妹子。蕭乾先生在《京城雜憶》中有這麼一小段：
……如今晚兒，刨去前門樓子和德勝門樓，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誰還用這個“城”字兒？我單單用這個字眼兒，是透着我頑固？還是想當個遺老？您要是這麼想可就全擰啦。……
這使我想起我在拙著《家住書坊邊——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自序，也提到說：
……我常笑對此地的親友說，北平連城牆都沒了，我回去看什麼？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陸探親，回來寫的文章中有一句我記得最清楚，她說，我的城牆呢？短短五個字，我讀了差點兒沒哭出來。……
有趣的是潔若妹子於1990年1月第一次跟我通信，也提到北京生活，她說：
……我是您的《城南舊事》的忠實讀者及影片觀衆，您的這一名著猶如一股清新的風，在大陸上產生巨大影響。我祖父做過二十年縣官，曾在南城的宣武門內上斜街和北城的挑條衚衕購置一座四合院，我的三個姊姊是在上斜街出生並長大的，並在實驗二小讀過書。後來全家搬到北城了，但伯父一家人仍住在上斜街，所以我們每年必去幾趟，對您在大作中所描繪的生活背景，十分熟悉。您說的“我的城牆沒有了”這幾個字，在我心中真是引起無限感懷！我常常想：爲什麼1949年蕭乾非要回北京不可？城牆、運煤的駱駝隊的魅力太大了。這是年輕一輩難以理解的，因此我對《城南舊事》備覺親切。……
潔若妹子是英、日文翻譯家，她自幼隨雙親旅日，在日本讀書，返國後大學畢業於清華大學，又在出版社工作，更重要的認識了比她大十七八歲的蕭乾先生，我想最初一定是亦師亦友的交情，最後終於走上婚姻之路。在婚後數年生下兩個孩子後，就碰上那個大風暴，本來是幸福美滿的夫妻，卻在這二十多年中成了患難夫妻，吃盡了被凌辱的苦頭，蕭乾幾次求死不得，都是潔若撫平他的身心傷處，給他不知多少求生的鼓舞。她照顧他的多病的軀體，爲他編書，整理文件，持家育兒，但是她也不忘自己的寫作和翻譯，她已經出版了五六本英、日文的譯著，加上上述兩人自剖式的傳記。蕭乾沒有潔若是活不下去的，我一想起他們，眼前涌現的，不是一個大十七八歲的丈夫在照顧妻子，而是一個堅強勇敢的女子，像姊姊般的擁摟着孱弱的弟弟。
潔若現在辛勤地翻譯喬艾斯的《尤里西斯》，她的來信頗感動我，她說：
……1991至1992年，我準備把JamesJoyce的Ulysses譯成中文，約七十萬字，暫時不寫東西了。我的《隨筆集》已湊足二十萬字，可望於明後年出版。自從在北京見過您（海音按：我於1990年5月到北京，下了飛機當晚就去拜望他倆）後，蕭乾住了半個月的院，腎功能不大好，因爲是唯一的腎，必須多加小心。目前他只寫些短文。我能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時，家務主要是打掃房間。這幾年是最出活兒的幾年，因爲蕭乾已年過八十，將來如果他需要我抽出更多的時間來照看，我個人的工作就要受影響。過去有四年，請過一二個傭人，據說現在請人，比那時又困難了。所以我連電影、電視、錄像也捨不得看，真是分秒必爭地做大宗工作。……
這封信我看了多次，每看到後來，總是兩眼溼溼的，想着當年那個扎着兩條辮子在北海划船的大姑娘，想着更早那個十二三歲就沒了爹孃，得自己出去討生活辛勤讀書的小男孩，想着他們度過那風暴來臨的十年，受盡凌辱，真個是“朔風勁且哀”。這一切，俱往矣！如今已是“今來花似雪”，今後賢夫婦要好好把握住這美好時光，在這二十世紀末，所映照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新的生命力是亮麗且溫柔。
謹以此祝蕭乾先生從事寫作六十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