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開始連載的《夏濟安日記》，我有幸先睹爲快。前一陣子爲了出版《文學的前途》，和作者夏志清先生時有書信往來，他曾有一封信提到說：“……你好意要把我們兄弟的書信早早整理出版，一時實在沒有空。上星期打開濟安舊物，決定把他的1946年日記發表。寫信給高信疆，他十分興奮，看樣子非發表不可，我又得寫篇介紹性的文章……”
所謂“兄弟的書信”，是指濟安先生生前和弟弟的通信，信中有許多文學上的討論。志清曾把其中討論有關俗文學的部分摘輯發表，題名《夏濟安對中國俗文學的看法》。我很喜歡，多次閱讀，曾屢次提醒志清，希望他們夫婦積極地整理出他哥哥的信件，結集出版，是對讀者有益的一本書。沒想到他們一時整理不出來，卻先“推出”了這本九個月日記。我想這本日記得以提前發表，和我多次催求整理書信，不無關聯吧？
近日時受眼疾困擾，但那晚到劉大夫處治療眼睛回來，看見了厚厚一疊影印的《濟安日記》原稿，便不顧休息，連夜把六七萬字的日記和萬言前言，一口氣看完了。
掩卷太息，一下子先想到的竟是：這樣裸的一本日記，真的就要發表了嗎？好一場殘酷的單戀！一片癡心，單面相思，把一個大男人常常折磨得暗自哭泣。這似乎不像是十多年前我們常見到的那個朗爽、風趣的夏濟安呢！雖說人人皆有隱藏在心靈深處的另一面，但他的這一面，卻似是一個“心絞痛”！
《人間）的主編，要我寫一點讀後，其實志清的前記，已經有了很詳細的解說。他對這位死去的兄長，一向是敬愛的，他認爲這本日記，不但是一部個人的戀愛史，也寫出了在動亂時代（1946）裡一個向上、有志氣的知識青年的苦悶。因此他認爲哥哥的這部日記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應有其重要性的。但是我想大半的讀者，也還是對這個一往情深的單戀，對於其過程如何、結果如何，更爲關心和好奇吧！
在閱讀這部日記的當中，常常因爲日記所記的片段，牽引着我想到濟安先生生前的樣子，以及回憶起曾讀過多次的另外幾篇文章——除了上述的《夏濟安對中國俗文學的看法》外，還有《亡兄濟安雜憶》和董小姐的《追念濟安老師》。因爲這兩篇文章，每次讀來，都和初讀時一樣的感動我：前者是親情，後者是友情或愛情，都可以給這本三十年前的日記做引證的。
濟安先生一生中，我們知道的，不管有三次或四次，都是“一敗塗地”的戀愛（還是應當說“單戀”纔對）。他自己在日記上也說“我生平只有單戀，沒有戀愛”（見2月1日所記），這是命中註定的。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是真正遇見了理想的女性，他卻又缺乏採取主動的進攻，因此才造成了單戀的狀態。他在日記中常常說自己是害了“相思病”。相思病是中國式的戀愛的一種“病症”，他罹此“症”，陷入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卻能自我分析。後來他們兄弟在通信中曾談到相思病，如夏濟安於1958年6月20日的信中告訴弟弟，他預備寫一本書，名叫《風花雪月》：
……此書將有很精彩的一章：On（患）相思病。西洋romance（羅曼司）裡，似乎無相思病。相思病是心理影響生理的一個極端例子，實際的medicalcase（病例）恐怕不多，但是中國人是“相信”它有的。《西廂記》張生之病，因得鶯鶯之信，霍然而愈。《牡丹亭》杜麗娘因生相思之病而死。《紅樓夢》裡的賈瑞，害的是“單相思”，情形又不同。害相思病的人，的確因憂思成疾，而其病又因with之fulfillment（隨着願望的實現）而可很快的痊癒。也有人因“相思”而得“癆瘵”的，那就不容易好了。我認爲這種病只存於中國的romance中；這一點要很大的學問來補充——包括中醫，希臘羅馬以及歐洲中世紀的醫學，近代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學），歐洲的romance與民間傳說等，單此一題目，即可寫成一部書。……
同年8月16日的信，又提到“相思病”：
……講起相思病，中國人是主張“心病還須心藥醫”。……Grierson所編的Donne全集註解中，其中奇奇怪怪的知識更多，這裡面關於相思病的事情一定有不少，此書我以前略讀過，現在應當把它好好地讀一讀。……
由此看來，夏濟安特別對“相思病”發生興趣，而且頗有心得，自認爲會是他的《風花雪月》書中精彩的一章，這和他自己的一段“相思病”的實例很有關係吧？所謂因相思而得“癆瘵”，即今之肺癆病。但濟安在苦戀之後，卻常說自己得的是神經病，在日記中屢次提到，他自己解釋他的神經病的病狀，主要是因他多年所築成的防線，這在他2月20日的日記中，有詳細的自我分析。其實在這一整部日記中，他對女性是根本還沒追求，就退縮了，而且是退縮得那麼慘、那麼自苦。這和他自小長大所養成的個性很有關係。他這種內心的苦悶，惟有在和弟弟的通信中，才能暢所欲言。他在這時期，曾寫了一封長達二十頁的長信，向弟弟報告他鐘情這位女生的經過，而志清給哥哥的回信中，也提到他們在青少年時代生活的空虛：
……到臺灣前偶讀唐詩“郎騎竹馬來”，心中有說不出的辛酸，我們的Childhood（童年）是多麼的空白，從沒有一個姐妹或年齡相仿的遊伴，或者我們對待異性不自然的態度就在那時無形中養成了。在adolescence（青春期）時，我們都有，或者現實生活上或者銀幕上，不少美麗的images（偶像）都在日常忙碌工作中，在壓制下，在夢幻間，漸漸地消失；真正同一個有血有肉的女子接觸時，反而有說不出的恐怖，而這種恐怖必然妨礙情感的傳達。我在上海雖然愛過幾個女人，始終脫離不了這種緊張的初戀狀態；也同你一樣，在愛人的一顰一笑間，獲求精神上的快樂，分析對方的心理反應。然而這種敏感式的精神享受，是否是一個lover最大的快樂？我現在懷疑。……
兄弟倆常是如此互訴衷曲，我每讀志清的《亡兄濟安雜憶》，都很感動。兄弟倆這一生是離多聚少，但無論離開得多麼遠，書信使他們的心沒有分離。據志清文中說，光是1947年年底他到美留學起到1965年濟安逝世，他們倆的通信，該有七八百封之多。裡面除了私生活以外，很多是討論研究文學的，這也是我一直希望他們趕快整理的原因。而哥哥這種強烈的對所愛的異性的恐懼心，能夠日後稍稍改變和解除，弟弟的勸慰、鼓勵，對於哥哥人生觀的改變，也有很大的功勞。就拿後來濟安在臺大教書，又對班上的一個女學生產生愛心的事來說，就不像1946年那麼自苦了，雖然這仍然是一次失敗的追求。在濟安死後，曾讀董小姐《追念濟安老師》的文中，就看出他在“主動”上，是進步多多了。
有一天，董小姐和幾位同學到濟安老師的宿舍去，討論關於寫論文的事，因爲他是這幾個學生的指導論文教授，但當他們談完問題要告辭的時候，濟安卻單獨要董小姐留下，這也很普通，因爲她認爲一定是有關她個人的寫作問題還要討論的。後來所談甚多，與寫作毫無關係，卻是要請她吃晚飯，飯後並且要送她回家，還定了下次見面的約會。這事，對於一個少女來說，無論如何，是會很敏感地看出愛情的蛛絲馬跡的。所以董小姐在“受之有愧，卻之不恭”的情形下，不便太拂逆老師的好意，直到他以後對董小姐說出他要做她的Suitor（求婚者），她纔不能不設法使老師知道，她樂於接近老師，是仰慕，而非愛情。因此董小姐對於老師的誠意，還是深感歉疚。愛情不能勉強，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所以董小姐爲文說：“……我讀着那些情意纏綿，長達十數頁的信件，又何嘗不是同情、自責兼而有之，往往熱淚盈眶，不能自已。……”
濟安並未抱獨身主義，但卻獨身以終。他對董小姐也說，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不能接受沒有愛情的婚姻。
《風花雪月》一書，似乎未見其成，但如果有草稿可以整理出來的，我們倒也希望讀到這一對中國小說的研究。讀《濟安日記》，想到所讀的其他的三篇文章的關聯，也想到讀者讀《濟安日記》，兼而閱讀一下這三篇文章，是會對濟安先生之爲人，更多一些瞭解。
拉拉雜雜寫了所想到的這些，但如果有人問我，對於發表這部日記有什麼意見，我卻很難說我是十分贊成的。但它既然發表了，咱們就一起公開地來“偷看”好了。何況在這1974年冬季的“爐邊談話”，也確實多了一些話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