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
接到鍾祥的報告後，張長庚沒做太多思考就下令手下預做準備，給朝廷的奏章也一揮而就。奏章的內容主要是：大明的安東王聽說先皇在高郵殉國，以爲有機可乘所以親自督統湖北明軍圍攻武昌；與湖北明軍配合的還有從下游流竄回來的巨寇鄧名，氣勢洶洶意欲奪取武昌，把戰火燒到長江的中游。
張長庚在奏章中信心十足地對朝廷保證，他已經制定了堅壁清野的政策，打算堅守鍾祥等城，放開大路把明軍吸引到堅固的武昌、漢陽城下，安東王和化名鄧名的小福王不來則已，來了就讓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這番豪言壯語絕非無的放矢，張長庚自問這兩年一直與鄧名合作愉快，這次高郵湖一戰，張長庚更是不惜血本地嚮明軍提供了海量的弓箭和裝備，他深信鄧名一定會努力維持與自己的和平。湖廣總督在明軍中駐有聯絡使者，不久前使者快馬加鞭趕回武昌，親口向張長庚彙報了武昌的裝備對高郵湖取勝的重要意義，同時還帶回了鄧名的親口感謝——鄧名對張長庚的使者稱：武昌的裝備在殲滅禁衛軍一戰中起到了無以倫比的巨大作用——這話鄧名也和林起龍、蔣國柱和張朝的使者說過，不過主語換成了情報、糧秣和銀子。
之前明軍那邊只有鄧名對張長庚採用雙贏政策，湖廣總督和郝搖旗、賀珍則多次爆發過激戰，李來亨那邊雖然稍好，但氣氛也一直緊張。但最近幾個月來，荊州前線兩軍的緊張對峙氣氛不斷放鬆，這次郝搖旗和賀珍也向張長庚拋出了橄欖枝，想必等這次合作後就可以取得信任，沿着漢水進行交易了。
“鄧提督真的影響了很多人啊。”想到此處，張長庚不禁感慨萬千。不用說郝搖旗他們，就是張長庚本人也漸漸拋棄了勢不兩立、除了投降一切免談的思維模式，而是積極展開談判，儘量利用一切優勢去贏取實際的利益；前一種思維模式張長庚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奉爲金科玉律，從來沒有動過一絲一毫的懷疑念頭，但現在他卻越來越被新的鬥爭模式迷住了。
雖然周培公離開了武昌，但始終定時給湖廣總督來信，一開始張長庚看到江西給這個得力手下布政使銜時並沒有太放在心上，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南昌在向自己示好；聽說蔣國柱大開中門迎接周培公，並把江南布政使大印相授時，張長庚也只是付之一笑，併爲兩江競相巴結自己而沾沾自喜。
但隨後周培公發揮出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高郵湖一戰前後周培公四下奔走，成爲督撫之間溝通的橋樑，保證他們沒有發生嚴重的誤會，讓幾個狐疑不決的東南督撫能夠緊緊團結在一起。而在這一仗後，整個東南密謀集團都承認周培公是鄧名問題專家，是當之無愧的通鄧第一人。
前些日子周培公來信說，他又要幫助江寧巡撫和江西巡撫進行什麼會談，周培公表現得越是出色，張長庚就越是不安，最近看到兩江和漕運總督衙門爲周培公請功時，張長庚已經再也做不到一笑置之了。他隱隱感到兩江的督撫想挖自己的牆角，而周培公的功績似乎也不是一個武昌知府足以酬勞的了。這兩個月，兩江衙門付給張長庚租費的時候非常痛快，蔣國柱甚至還說要預付兩個月的銀子，看來他是不想把周培公還給湖廣了啊。
雖然眼下和鄧名的合作還算愉快，但張長庚知道和平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現在他已經把湖廣看作自己的基業，和之前那種任期期滿、一走了之的心態完全不同了；那時張長庚不在乎鄧名會不會在五年後來攻打湖廣，但現在他根本不打算把湖廣拱手讓人，更知道這個職務已經成了自己的保命符。
不過鄧名在統一四川之前，對張長庚的威脅還是微乎其微的，這點從鄧名幫助他約束虁東衆將中就可以看出來；現在相比遠在成都的川軍，對張長庚威脅更大的是貴州的吳三桂，由於朝廷已經完全無力支援西南，吳三桂的怨氣日甚一日，高郵湖慘敗的消息傳遍天下後，吳三桂更試探性地提出率軍回援江南的建議。
朝廷當然不可能允許漢人藩王進入江南，這點張長庚斷定吳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吳三桂的提議不過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姿態，從中張長庚看到了吳三桂對湖廣的野心。就算吳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盤，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讓湖廣給貴州大量的協餉——這筆錢張長庚寧可用來加強自己的實力，也不願意用來飼養身邊的猛虎。
環顧四周，張長庚發現他似乎只能指望鄧名的協助，如果鄧名能夠支援雲南李定國，牽制吳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話，張長庚也就更有把握應付吳三桂的勒索和威脅。
“我需要鄧名去對付李國英，還需要他幫助李定國牽制吳三桂，可要他做這些事勢必又受到他的訛詐；如果鄧名迅速統一四川對我也沒有好處，他水師強大，勢必會開始進軍湖廣。唉，真是左右爲難。”在這個時候，張長庚越發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後下定了決心：“明日就把它給朝廷送去。”
在這份奏章裡，張長庚保舉周培公爲湖北布政使、兼領湖南布政使銜，全權負責籌集糧草，鞏固江防、圍剿湖北賊寇：“不就是布政使麼？我也拿得出來，而且還是兩個，將來我還可以拿出巡撫職務來。”
巡撫是張長庚能夠拿得出的最大籌碼了，他暫時還不打算給周培公，免得對方就此失去了幹勁。
……
北京。
鰲拜這些天稱得上是焦頭爛額，謠言日盛一日，隨着“康熙”事件爆發，之前對江南官場的懷疑頓時煙消雲散，現在衆口一詞，都認定朝廷高層中有鄧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鄧名出賣了皇帝的行蹤，一手導演了高郵湖之戰。而懷疑的對象直指幾位輔政大臣，索尼和鰲拜承受了最多的懷疑的火力。
雖說鰲拜是這個謠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現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確實有人與鄧名私通款曲，因爲非如此不足以解釋鄧名爲何會知道“康熙”這個年號。
一開始鰲拜最懷疑的是索尼，因爲那些參與會議的漢臣只是榮譽性質，他們沒有發言權，鄧名用不着下功夫去勾結那些沒有什麼用處的“擺設”。至於蘇克哈薩，外界或許認爲這個兩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動機勾結鄧名出賣皇太極的兒子，但鰲拜作爲深知內情的重臣，完全清楚這個人就是一顆牆頭草，而且在議事會議上無條件地支持索尼。
不過鰲拜琢磨得頭疼，也想不出索尼出賣先皇的動機，即使鄧名是搏果爾的傳言爲真，索尼也不能從鄧名那裡得到更多的好處，他已經從順治那裡得到了一個奴才能夠得到的最高地位。這樣算起來，就是鰲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結鄧名——也許博果爾會信任他，把他從福臨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爲博果爾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鰲拜還沒有蠢到這個地步。
在最初的震驚過後，鰲拜不能不開始思考鄧名爲何要把這個消息透露給禁衛軍的俘虜們。很顯然，若是鄧名真的在輔政大臣中有一個內應，那他一定會竭力保護而不會故意將他暴露。反過來說，鄧名是在有意地誤導朝廷，試圖讓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輔政大臣中的一個，從而掩護那個真正的內應。
和鰲拜相同，索尼現在也有了類似的推測，他甚至進一步猜測鄧名可能從不同的渠道獲得了皇帝的行蹤和新帝的年號。除了那個出賣皇帝的叛徒外，鄧名通過另外的方法實現了“康熙”這個年號，比如是索尼、鰲拜的某個師爺幕僚——這些人在康熙這個年號的確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參與討論的漢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響。
這個猜測雖然聽上去有道理，不過還是解釋不了鄧名爲何要放出這個風聲，如果索尼或者鰲拜的某個幕僚是鄧名的人，那絕對是鄧名寶貴的財富，他沒有道理冒着細作暴露的風險向禁衛軍炫耀自己的能力——把這樣珍貴的情報來源浪費在年號問題上，實在太過兒戲了。
這些天鰲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鄧名的意圖，試圖找出他隱藏着的驚天陰謀，甚至還不敢和幕僚們商議，以免受到那個“細作”的誤導。要是他們知道鄧名不過是一時興起，絕對會氣炸了肺。
儘管懷疑自己的幕僚，但鰲拜還是沒有輕易地進行任何清洗，因爲清洗自己的幕僚，就等於向衆人宣佈自己有泄露機密的責任，勢必要爲先皇的駕崩負責，這是鰲拜絕對不想承擔、也根本承擔不起的責任。
今天又將召開御前會議，幾個輔政大臣隔着遠遠地站着，警惕地保持着距離，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再沒有人象以前那樣走到其他人身邊低聲說話。漢人臣子則躲在更遠的地方，同樣是一個個孤零零地，直到他們被太皇太后派來的御前侍衛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