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集團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國企，向來是政績重於利潤。
張超提出人民幣給付完工獎，兩家公司當然都不同意，但完工獎是大華額外支付的獎金，並不是合同中規定的勞務報酬，自然是大華想怎麼定就怎麼定，他們只能選擇參與或者不參與。
說來說去，新興集團選擇了自降金額，用1比10的比例，兌換美元收入，以現在的外匯價格來算，等於降了一倍。讓張超又是無奈又是好笑。
說給蘇城，他卻是一點都不覺得新鮮。國企對外匯的渴求，早就到變態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爲什麼富的流油，就是因爲國家施行大包乾制度以後，他們能用多出來的石油換外匯，然後自己支配。這條制度一出，整個石油系統才變成以油論功績。
改革開放10年了，雖然國家已經擺脫了外匯匱乏的困境，但也不過就是剛剛達到外匯溫飽，不至於入不敷出而已。國家領導人就像是剛剛脫離了饑荒的農民，怎麼敢說“糧食夠了，以後會更多”的話。誰都不知道艱難的時刻什麼時候來臨。蘇聯人不可依靠，美帝國主義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國際慈善家。
國家依然盡其所能的收納外匯，以保證國際支付的順暢，維護國內的經濟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2000年以後，國家的外匯管制纔有所放鬆，允許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兌換外匯。雖然此時的中國已經美元多到要借給美國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幣購買到更多的東西和服務，也是國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標。這個年月，哪個私企老闆要是有本事，能從銀行或某部門弄到一批外匯幾乎鐵定能賺到大錢。這是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部分，但換一個角度來說，又何嘗不是滯後的制度的落後之處。國企可以打報告申請外匯，從而賺到打錢，民企不能打報告，就找了能代替報告的人……
1比10的比例，對新興集團來說，稍稍高於了黑市價。但這筆錢是白得的。從國企官方的角度來看，30萬美元和300萬人民幣都很多，雖然300萬人民幣具有60萬美元的官方牌價但寫進報告裡的時候，300萬人民幣是一句表揚，30萬美元則是全系統內的讚賞。
張建軍儘管是軍隊出身的轉業幹部可在追求進步的道路上，他是沒有潔癖的。國內的建築公司賺美元是相當艱難的，此時出國做工程的畢竟是少數，而且多在東歐國家幹活，賺到的那些外匯，卻是不能和硬通貨相比的。
張超用了幾天時間和各公司補籤協議，衆人皆大歡喜。繼而，各公司的勞動積極性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額的人民幣，也夠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築工地，乾脆是全天無休了。
除此之外，他們還不斷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畢竟他們都是些輔助公司，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裝好設備，一期工程纔算是完成。
海滄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評論也是一日三變。
福*建地區的報刊自不必說，全是連篇的好話，哪個媒體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內容，用不着大華告狀，自有宣傳部門找他們的麻煩。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體就沒有那麼客氣了。
100萬美元的獎金，究竟應該還是不應該，要不要這樣做，幾乎引起了全國範圍的討論。
如果是20年以後，這樣的討論簡直無聊。人家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用得着媒體代言嗎？
但在1991年情況是不同的。媒體記者一方面號稱無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獎的方式做新聞，鍼砭時事，建言立策的念頭強烈。另一方面，學習西方肆無忌憚的媒體風格的同時中國媒體是沒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對非官方的問題，宣傳部懶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體之間的監督也形同於無。
別說討論別人的錢怎麼花的問題了，試圖規範中國人行爲的媒體記者滿大街都是。
只是討論應該和不應該，已經是李琳努力奮鬥的結果了。
蘇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評論很快就會消失了。
諸如葛洲壩一類的事情全國轟動，總有一樣能讓媒體發泄過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來臨。
葛洲壩工程的新聞確實鋪天蓋地，然而，新聞的角落裡，總免不了有討論獎勵和獎金的文章，三五不時的，記者們還會聯繫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斷蘇城目前的資金數額。
深交所的股票已經漲到了18元左右，迫近歷史高點。蘇城購買的3億元股份，等於憑空上漲了1.5億。這部分資金是要公開的，也讓剛剛接觸到資本市場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滄基地和臺塑的關係，大華的熱點持續了半個多月，蘇城也不知道該哭該笑了。
會議期間，李琳也是萬分無奈，說：“現在人對錢太敏感了。聽說一天的完工獎就有100萬美元，眼都紅了，有熟悉的編輯告訴我，他們最近投稿的數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說大華的獎勵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發，也說不過去，所以偶爾要發表一篇……”
“這家發一篇，那家發一篇，數量就多了。”楊明接着說了一句，他每天負責整理媒體資料的，現在也痛苦非常。
“媒體評論是媒體評論，現在就怕官方介入。我們和幾家公司都是簽約了的。新興集團且不說，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頭要是讓我們修改完工獎，巴斯夫公司第一個不樂意。”鍾志根補充了一句。
“實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談一下，換個名字吧，不要叫完工獎了，叫提前節省什麼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議。
鍾志根馬上搖頭，道：“那不行，他們肯定會獅子大開口的。用百分比付款，最容易造成意外……”
正商量着，董事長辦公室的文員，敲門拿了文件進來，並道：“有計委的同志，約蘇董事長見面，週一早晨10點。”
此時，部委的約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但請喝茶一類的見面，已經常常出現了。
張超聽到計委的名字，就臉色大變。
李琳也不安的道：“是我的工作沒做到位不行，我現在就回去重做安排。”
“沒事，只是談話見面而已，沒什麼威懾力的。”
“他們要是不拿捏着咱們，是不會談話的。”張超滿腹的危險信號。
部委約談對企業來說，好像很緊張，確實如此，也應該緊張。但對部委本身來說同樣很緊張。
中國的部委本身是沒有執行權的，它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協調部門，督促地方但歸根結底，它本身的執法權很有限。
因此，如果手上沒有點真貨部委往往也不好進行見面談話，以免威嚴掃地。
事實上，自從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問題以後，部委約談的名聲就廣而告之的爛掉了。
在此時，部委當然不會任由自己的名聲受損，尤其是實力極強的計委。
蘇城腦中拼命運轉，開始思考應對策略。
取消完工獎？這自然不行。
完工獎決定了海滄石化基地的建設進度，而建設精度又決定了臺灣工廠的進駐數量，進而又決定了海滄基地的價值……
在這樣一個循環中，若非萬不得已蘇城是絕不會後退的。
“準備好文件，暫時不要做大的變動，等談話後再說。”蘇城對國家部委已經不再畏怯了。對現在的中國來說，一個國外油田也許只是好聽，但一個石化基地就非常重要了。國企橫行無忌的時候不是因爲它的級別，而是因爲它的重要性。
儘管如此蘇城離開會議廳以後，還是打電話給主管工業的常務副省長，將此事告知。
年約50歲的副省長常國立正踩在人生最重要的節點上，當然不容自己省內最重要的項目受到影響。他在電話裡，氣宇軒昂的道：“蘇董不用擔心，大的方向絕對不會有變化。不管東西南北風，咬定發展不放鬆。你們建廠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我們省裡絕對支持，關於完工獎的問題，我陪你去扯皮。”
這比蘇城預想的還要舒服。
有了常務副省長的陪同，大華集團內的擔心也少了許多。高官向來是政治敏銳的角色，常國立願意陪同，就說明問題不會嚴重。
到了地方，負責約談的卻是一位司長。
他沒有談完工獎勵的問題，開口卻說道：“我聽說大華有僱傭外國工人的情況？你們是用人民幣支付薪酬，還是用外幣支付薪酬？”
“當然是外幣。”
“有向有關部門申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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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有存留外幣的資格……”
“這是僱工問題，不是外匯問題。”計委司長擡起頭來，道：“咱們國家還沒有長期僱傭大量工人的情況，尤其是私人對私人，大華不是首例，規模和影響卻是最大的。我們找你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
蘇城這才醒悟，現在的中國企業，還沒有進入到能僱傭外籍工人的程度。國內的人工要多便宜有多便宜，高技術人才也是公對公的引進，以國外的訪問學者等類型居多。
讓中國窮嗖嗖的研究所支付外國人薪水，估計沒有幾個肯做的。
蘇城剛剛挖角了一批外籍工人，習慣了人員流動的巴斯夫公司還沒有太大的反應，國內首先控制不住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