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之陳正湘與黃土嶺2
陳正湘回憶中：
7日，“因另有任務，二十五團兩個營下午東撤。”
8日，天矇矇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後，按照昨晚跟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電話中約好的，一團開始發起攻擊，但“除聽到特務團方向有槍聲外，其他團（隊）方向均無動靜。到三團送信的偵察員也沒回來。”
你看前面，明明以三堆大火爲總攻信號，但卻只有一團孤軍奮戰，特務團方向也響起了槍聲，但二團、特別是三團的陣地上都沒有動靜，他們到哪裡去了？
在楊成武的回憶中，他應該也是不知情的。因爲他提到：“入夜，枯計敵人殘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於我各團之間聯繫困難，不便於乘夜攻擊，我便命令各團固守已有陣地，不使敵人漏網。同時派小部隊襲擾敵人、疲勞敵人，等到拂曉再開始總攻擊。”
問題是：三團膽子大，傍晚時私自將部隊撤下陣地去宿營，早起又不按照統一號令發起總攻？難道二團、三團都沒有接到8日黎明發起總攻的電話命令和陳正湘的手書嗎？
當然，當時黃土嶺戰場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大霧天氣。陳正湘回憶：“海拔200米以上的山頭都被晨霧籠罩着，能見度只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團、三團的陣地上還有人，要看到對面一團陣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難。
陳正湘繼續寫到：下午4時許，“特務團頑強地抗擊敵人的衝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近20分鐘。後因敵援兵將至，該團有組織地撤向長祥溝、大安等地。”“當我追擊部隊向前追擊時，發現南面原我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有敵鋼盔的反光。”“這時，已經是下午5點來鍾了。”“戰局已變化，全殲敵之戰機已失。於是，令三營擔任掩護。團主力向寨頭以東地區轉移。”
看到這裡，應該能對黃土嶺戰場的形勢一目瞭然了吧？
陳正湘能指揮動的，只有一團和短期配屬給一團的二十五團兩個營。二十五團那兩個營在7日戰事正激烈的下午3-4點鐘奉命東撤，對黃土嶺戰場如釜底抽薪。而一團也確實盡心盡力打到底了。最後一個退出戰場。其餘各團，只有二十五團那兩個營走的時候跟陳正湘打了招呼。因爲在開戰初，明確定下二十五團兩個營配給一團，由陳正湘指揮。所以二十五團走，打了招呼。其餘二團、三團，沒有一個團臨撤出戰場時跟陳正湘打招呼。特務團撤退，陳正湘是根據經驗（或槍聲的移動）估計出來的。黃土嶺戰場，各團均有同一分區的連通電話線，可以隨時接受楊成武的指揮調動。
在一分區的幾個主力團當中，人數最多、武器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應該是三團。打雁宿崖戰鬥時2200多人，15個連（比一團多兩個連），尤其有一個淶源子弟營組成的三營，曾任淶源支隊支隊長的肖應棠任三營長。而戰鬥力較弱的，應該是來自三分區的二團。這個團原本是在一分區組建的。團長黃壽發、團政委袁昇平，交給三分區後團長唐子安、政委黃文明、副團長劉興隆，都是55年老少將。在三分區，這個二團沒有像一分區主力團那樣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數最少（10個連編制），武器裝備也最差。這個團只有兩個原獨立團的紅軍連做底子，還都是老陝北子弟組成的。三分區反掃蕩。領導上常把這兩個最可靠的紅軍連抽出來作保衛分區機關的警衛部隊。
楊成武心裡有數，考慮到二團的戰鬥力稍弱，雁宿崖戰鬥時，特地將三團的一個營抽出來，配給二團指揮。黃土嶺戰鬥沒這麼做，因爲三團自己也要獨當一面。所以黃土嶺戰鬥中。二團陣地一度被鬼子衝破，危急關頭，特務團及時出擊，攔腰截斷了鬼子，救了二團。
在《楊成武回憶錄》中。黃土嶺戰場的撤退，是“敵人糾集了重兵。駐保定的第1?10?師團、駐大同的第26?師團、駐張家口的獨立混成第見旅川餘部紛紛出動，從靈丘、淶源、唐縣、完縣、易縣、滿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黃土嶺合擊，先頭部隊距黃土嶺己不到15?公里了。敵人企圖在包圍圈外面對我們形成一個更人的包圍圈，把我們的參戰部隊一網打盡。”
情況緊急，聶司令員“立即指示部隊撤出戰鬥，注意敵情變化。”所以我猜測，各團撤退，除了特務團跟一分區沒有隸屬關係，可以自行其是。其餘各團，包括隸屬三分區的二團，應該是接到了楊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碼也是撤退許可。
戰爭年代，一支在戰場上正在參加戰鬥的部隊，如果主動退出戰鬥，必定離不開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接到上級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個是看到戰場上的情況不利於我而採取的主動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團，也許是二團、三團，都是接到了上級撤退的命令才離開黃土嶺陣地的。在二團二營代理營長段志清的回憶中，他寫的是9日“到了下午，團長傳達了楊司令員指示，原來情況發生急劇變化，日軍已組織了2萬多兵力，正分5路向黃土嶺合擊而來。爲了避免部隊傷亡，我軍決定撤出陣地向唐河南岸轉移。”段志清的回憶與楊成武的《戰鬥詳報》十分吻合。二團是那天下午第一個通知撤退的團隊。
特務團、最後是一團，並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他們是看到了戰場上鬼子的數量越來越多，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槍聲停止，出現的都是鬼子的鋼盔，猜測是鬼子的援兵到了，於是才相繼撤出戰場。
在這裡，最關鍵的問題出現了：黃土嶺撤退，爲什麼不同的部隊兩種待遇？如果聶司令通過楊成武下達了撤退的命令，那麼通知到了一團沒有？從陳正湘的回憶文章來看，應該是沒有，如果有，陳正湘會在自己的回憶中寫到。但他沒寫。他是在對黃土嶺戰場的觀察中看到了本來應該是兄弟部隊的陣地上出現了鬼子的鋼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可爲什麼一團始終就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個主力團丟在戰場上，這樣重要的事情會忘記嗎？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說，即使一分區連接一團的電話線被炸斷（當時黃土嶺的小鬼子沒有那樣的大型遠程炮），那一分區爲什麼不能在通知其他團撤退的時候，要其他團派專人來通知一團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揮上出現失誤，萬一鬼子的增援部隊將撤退不及的一團包了餃子？這後果誰負？其餘各團是不是還要返回來救？
因爲沒有全殲敵人，一團回去，出力最大、最後一個撤退、責任明顯不在他們的這支部隊還要做檢查，準備開檢討大會。幸好傳出了日軍中將阿部規秀被打死的消息，檢討大會變成了慶祝大會。這又是什麼邏輯？
以後的陳正湘離去，是不是與此有關？那誰又知道呢？
離開了一分區的陳正湘，以後接任四分區司令員，與楊成武成爲平級的幹部。
如果不是看到黃土嶺戰鬥時一團參謀長楊上堃後來的回憶，這一段歷史我是絕想不到的。楊上堃的家人回憶，文革後期，被關押多年的楊成武恢復了自由，被任命爲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在江西省軍區工作的楊上堃接到楊成武的邀請：到福州軍區任參謀長。這是一個相當副兵團即大區副職的職務，但楊上堃拒絕了。他留在江西省軍區，擔任副軍級別的省軍區副司令。楊上堃的拒絕，是不是中間還有沒解開的疙瘩？
抗戰時期的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應該有幾個團、營級別的紅軍長征幹部被判處死刑，而最後能被延安最高層干預保留住性命的，只有楊上堃和朱遵斌。這是很殘酷的一個現實。
黃土嶺戰前，一分區三團團長紀亭榭奉命“去延安學習”，離開了三團的領導崗位。我所知道的，黃土嶺戰後，三團仍將一些戰利品專門送到紀亭榭那裡，但紀亭榭都轉送給他人。以後紀亭榭從延安學習回來，再沒有能回到一分區帶兵，這也是一個很說耐人尋味的結局。
黃土嶺戰鬥幸虧是大勝仗，掩蓋了這背後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現了1940年初的一些問題。真誠希望以後的抗戰史研究者能全面解開這個歷史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