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事實證明，冀中軍區轉移到外線的部隊、晉察冀軍區所屬的冀西及平西地區的部隊、還有山東軍區、晉冀魯豫軍區的部隊，雖然都對鬼子展開了進攻，但似乎並沒有全力以赴，對鬼子的打擊十分有限，所以鬼子並沒有因此減弱對冀中的壓力。
日軍自己的史料中也記載：“於17日得到特情報告，地方對外圍冀西、冀南軍區各部隊頻頻下達指令，以20日爲期，將對京漢、石德各鐵路進行全線襲擊。事實上，其後在第110師團警備地區內，敵人只在各地反覆發動過小規模的襲擊。”
由此看來，聶老總並非看不到這點，只是各軍分區不給力而已。各分區剛剛結束歷史規模最大的日軍大掃蕩，部隊嚴重減員，根據地被破壞的殘破不堪，戰士們肚中飢餓、彈藥匱乏打不動攻堅戰，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冀中淪陷後，失去了晉察冀的糧倉，從此，再沒有冀中的糧食運到冀西，加上冀中淪陷後撤退到冀西的幾萬軍隊，每日處在飢餓之中，那真是一幅悲慘的景象。
1942年6月，冀中十分區所在的大清河北被鬼子佔領，夾在平津之間的十分區，第一個全部淪陷爲敵佔區。十分區機關和部隊只能退到冀中腹地，以後又退到文安窪的皇甫村一帶。六月下旬，十分區警衛連和教導大隊在司令員周彪、參謀長劉秉彥指揮下，在任邱縣邊家堡全殲日軍“剔抉隊”八十餘人，俘虜日軍中隊長伊豆文雄。
1942年7月5日。冀中軍區命令十分區主力部隊轉移至北嶽區。十分區機關幹部的大部分和二十九團由十分區政委帥榮帶領。向冀西山區轉移。他們從白洋澱南岸的大樹劉莊出發。乘船到白洋澱北岸，休息一天。夜行軍至拒馬河北岸的韓村。
敵人發覺後對十分區進行合圍，苦戰一天，夜間突圍，在北河店越過平漢鐵路，駐在易水河畔的小牛村。敵追擊部隊趕到，又苦戰一天，天黑突圍。當越過山邊封鎖溝時。又遭敵伏擊。就這樣邊打邊走，四天行程三百餘里，勝利地到達了北嶽區根據地易縣獨樂村。
從易縣，走徐水，一路上晝伏夜行。沿途鬼子、僞軍的炮樓林立，都是新建的，每隔四五百米（約一里地）就有一個，炮樓之間用步槍就可以封鎖道路。部隊在秘密聯絡點的引導下，過兩丈寬一丈高的封鎖溝，接着是平漢鐵路線。進容城縣境內。最後進入白洋澱，找到了十分區留守處的負責人後勤部邱部長。
從地圖上看。從易縣南獨樂村到容城縣白洋澱，不過百多里路，走大路，不過兩天的路程。但白天這段路是日僞軍的天下，不能走，八路軍只能走夜路。
實際上，“日僞軍”這個部分中，日軍很少，主要是僞軍。這就是冀中的有知之士最不滿意的另一個地方：“該回的時候沒回”。如果冀中主力部隊此時回去，鬼子早已撤走，僞軍不是八路軍的對手，冀中根據地會很快得到恢復。爲什麼可以回，而沒有回呢？
據說這也是在延安七大晉察冀代表團會議上大家對聶老總責難的地方。
僞軍多，是中國的一個國情。不容否認。日本研究抗戰的學者曾經質疑：抗戰中大量僞軍的出現，是不是與中國的民族性有關？這就是被稱爲中國人劣根性的又一個地方。
中國社會長達兩千年的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國民政府缺乏親和力和號召力，爲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社會道德的極端低下，一些中國人極爲自私，思想意識裡只有自己的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他們或者上臺貪污撈錢，或者賣國求榮，賣身投敵，撈取個人的好處。
賣國賣身甘當漢奸，這同每個人的思想品德有關，特別與某個政黨的素質有密切關係，漢奸絕不是單獨的個體現象，而往往是從一個利益集團中冒出來的最多。比如，八年抗戰期間，最大的漢奸集團出自於腐敗的國民黨集團。
再回到五一大掃蕩以後。此時十分區留在冀中的同志，隱蔽在白洋澱蘆葦叢中的要好一些，那些寄存在當地老鄉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夕，十分區烽火劇社將這兩個人（一個19歲、另一個14歲）一起放在一戶老鄉家裡。託付的這戶老鄉當然是基本羣衆，八路軍的積極擁護者。大掃蕩開始後，他們同這戶老鄉全家人一起逃難。
老鄉給了他們一人拿張狗皮褥子、另一個抱牀被子的任務，總之都不是空手。但是在一條河邊跑的時候，河兩邊都是鬼子兵，追趕着抵抗的八路軍，逃難的老鄉只能下河牀跑。跑着跑着，不知什麼時候，兩個人手裡拿着的東西都跑丟了。
老鄉一看，大怒，喝斥他們一頓，將他們丟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時，大雨如注，他們飢寒交迫，幸好青紗帳起來了，他們一路穿行在莊稼地裡，躲避着掃蕩的鬼子和僞軍。
幸運的是，他們活了下來，有幸能跟着帶他們的人一起來到一分區狼牙山根據地。從徐水進滿城縣便是山地，當他們聽見山頭上八路軍哨兵的一聲喝問，高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獨樂村的時候，遠遠聽見了一分區戰線劇社和十分區烽火劇社在一起練聲的歌聲。
每每看八路軍冀中大掃蕩的回憶錄，發現不光是清苦的農民支持八路軍，絕大多數的那些地主富戶人家，在八路軍居於弱勢時也始終堅持和八路軍站在一起，不離不棄。
究其原因，抗戰期間，富家子弟以愛國大義參加八路軍的，不在少數。相反，貧困子弟參加僞軍的，也不在少數。因爲參加僞軍有軍餉，可以養家餬口，參加八路軍就沒有軍餉。所以參加僞軍是窮人當時謀生的一種手段，並不是他們本質上肯當漢奸。
五一大掃蕩中，十分區白洋澱東四十八村一帶最有影響的高氏兄弟就堅決支持共產黨，土改後依然如此；雄縣小河崗地主士紳王新，在十分區地區變質後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斷指一節寫血書給十分區抗聯主任馬健民（楊沫丈夫、老鬼父親），表示堅決抗日到底。
孤莊頭地主劉樹英，在地區變質後還一直是八路軍的“堡壘戶”，多次掩護抗日工作人員；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地主老財門對寄養在他家的八路軍幹部格外盡心，絕沒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據地老幹部的回憶錄，他們說以前十分區的打仗很死板，總是老一套打法，據村死守，結果損失很大。以後就有了多種打法，比如放進來，打“挑簾戰”，走出去，主動拔據點等等。
1942年五一大掃蕩，最終造成整個冀中抗日根據地的丟失達兩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楊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復冀中抗日根據地。冀中的丟失，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聶老總談得很全面：“總的來看，這當然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造成的，但是，這同我們一些同志對這次掃蕩估計不足、準備不足，也有一定的關係。”
冀中淪陷後，據說朱老總專門聽取了冀中淪陷的整個經過，最後朱老總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們應該做的比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