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的過程都大體清楚了，現在最重要地是抓捕袁麗麗以及劉某、袁某這三個在本案中事關重大的人物。各個小組又一次會合開了新的一次案情分析會，各自把手裡掌握的情況進行彙總分析後，制訂了新的方案。
很快，犯罪嫌疑人袁麗麗在市裡她姐家被抓獲，另一對少年男女也被警方在縣城逮個正着。他們可能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所以也沒過多抵賴，爽爽快快就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從袁麗麗的供述中，有五名在職的公職人員浮出水面：馮止揚（縣職業高中教師）、李受名（縣移民辦主任）、陳夢冉（縣某區國土所所長）、黃用良（縣社保局幹部）、陳春（某鎮司法所幹部）。此外，還有參與此案的縣**代表木明忠和出租車司機馮勇。上述七人在被袁麗麗供出來後已經落入警方的法網。
袁麗麗交待，她只是負責提供場所並出面邀請嫖客，至於劉某和袁某帶來的那些女生是什麼來路，怎麼來的，她一概不知情。那些嫖客是她以前開旅社的時候就認識的。共有十一名女學生被劉某他們帶來過，只不過看得出她們都怕袁某，開始是要他們去接纔來，後來有些就自己放學後過來問問有沒有生意可做，接一兩個客人拿點錢以後纔回家。
劉某和袁某也分別交待，因爲袁某吸毒，常爲毒資發愁，認識袁麗麗後，雙方一拍即合。他們就到各個學校去尋找看上去膽子小的女生，帶到出租屋後，以打毒針、拍裸照、打罵等方式威脅後，那些女生都很怕這些，就被迫答應替他們做事。有時貨源準備不充分，他們就假裝說只要帶“替死鬼”來，就可以放過，這些小女生都會想辦法把自己的同學朋友拉來墊背。
袁麗麗辯稱說，在清水縣，這種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那個老鬼身體不好死在牀上，她們肯定也不會暴露。她說，清水縣有很多煤窯，煤老闆大多數都很有錢，玩“書包妹”（即***）的風氣就是他們引出來的。以前曾有個煤老闆因爲玩書包妹被捕，花了二十多萬擺平了這事以後，大家都開始仿效起來。有些人的客戶、朋友來了，都是用花錢請他們玩書包妹作爲招待的方式，這種方式在那些人眼裡覺得很高檔，表達的誠意很隆重。她還說，曾經有個煤老闆在閒聊的時候告訴過她，他們普遍認爲妓女被很多人嫖過，很髒，可是書包妹就不一樣了，既年輕又單純，要求又不多，有些書包妹被包久了，有了感情還會幫着洗衣服收拾家務。那個人向她炫耀過，說每個月花800-1200元包了一個書包妹，不僅陪他睡，還幫他料理家務，洗衣服做飯。
從劉某和袁某的供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水縣不僅僅是**交易發達，毒品也是誘導青少年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清水縣，相當大一部份青少年都染有毒癮，市面上流行的毒品主要是K粉、麻黃素和海洛因。有許多吸毒的少年從家裡要不到錢就偷，家裡偷不到就發展到向外面去偷、搶、騙。還有些也向袁某這樣，爲參與**交易者提供貨源，拐騙自己的家人、朋友、同學中的小女生出來，從中撈取介紹費、嫖資等好處。由於清水縣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毒品在這裡是屢禁不止，大量毒品的犯濫又引發另一種危害社會秩序的事物滋生，那就是江湖幫派。在清水縣，青少年們都知道，要想不被人欺負就必須依靠幫派，不光是男生和學習差的學生，要想安心學習，好好讀書，就連女生和成績好的學生也不例外，都得加入幫會尋求“靠山”。袁某說，在清水縣，學生加入幫會有些是自願的，有些是被迫的，但都有個共同點，加入幫會就一定要接受幫規的管束。各個幫的幫規都大同小異，其中最雷同的就是每天都必須上交一定數額的保護費，或者把一部份偷來搶來的東西上交。而且還有一條，如果把這件事告訴了父母或者老師，一律砍斷手腳。清水縣有多少幫派沒人能說清，但著名的幾大幫派就像傳銷一樣各自發展下線，形成有一定規模的網絡。這幾大幫派爲搶奪地盤水火不容，經常發生械鬥，只要捉到對方幫派成員，往往就是一頓毒打，打得頭破血流昏死過去，有些還被打成殘疾。
毒品因爲它的利益可觀，在幫會的發展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這些幫派成員中，青少年只是處於底層的人物，在金字塔的上端，是毒販和黑社會的頭目。正是在他們的授意和驅使下，吸毒的少年才勾搭起社會上一些不法份子，威逼利誘不懂事的***們出來坐檯、當雞賺錢供養他們。
清水學生被迫賣春案也許只是冰山一角，雖然並不是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老師強迫學生賣yin，可是事件背後的真實不得不引人深思。在這十一名女生中，多名女生被姦污時，都不足十四周歲，面對如此弱小的女性未成年人，我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他們身心健康發展，可在她們遭受性侵犯時，有誰來保護她們？這些未成年的少女，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上，都蒙受了巨大的創傷。就算對犯罪份子進行嚴罰，也無法彌補她們身心上的傷害，這些可憐的女孩，可能終生會生活在這件事的陰影裡，甚至會一輩子都受到封建思想和傳統性別觀念的歧視。
清水縣這件案子的影響是惡劣的，它不但暴露出某些公職人員政治覺悟的薄弱、道德意識的淪喪；更多地是造成羣衆社會良知的泯滅，還嚴重挫傷公衆對政府法治建設的信心。這個案件是結束了，可是它帶給我們的思考卻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