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同一個題目，這個人寫起來是那麼歡娛，那個人寫起來是那麼憂鬱，我們想知道原因，就必須瞭解他的背景，所以我們教課的時候，就常常給學生講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比方李後主的詞：“簾外雨潺潺……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他爲什麼說“無限江山”呢？那時皇帝是坐江山的，他是亡國之君，所以他說“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江山一丟就再也回不來了。別人寫“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時候就不會像他這樣寫法。我們拿過一篇文章來，先看這文章是誰寫的，什麼時代人寫的，他在什麼時候寫的，有什麼背景，能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看懂它。這是我自己的經驗，我就只能說到這裡。
一九六三年
（原載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語文學習講座叢書》第二輯）
漫談“學貫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學》編輯部舉辦的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茅盾同志對受獎的作家們——絕大多數是青年人——講話中，曾鼓勵他們要學魯迅和郭沫若那樣，“博覽羣書，學貫中西”。他說：“我們現在要反映四個現代化，不懂些科學知識，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們向魯迅、郭沫若學習，也就要像他們那樣，掌握多一些科學知識。”因爲他是對那些“我們文學事業將來的接班人”講話，所以他特別提到了“科學知識”，下面他又強調，如所說的：“我們絕不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等等，也提到“我們還沒有把該翻譯的外國名著都翻譯過來。”這些話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幾位對外友協的同志，同英國出版界代表團座談，談到早年我國翻譯出版的工作時，曾提到我對於西方文化的初步瞭解，都是從當時看到外籍的譯文開始的。那時我只有十歲左右吧，在我祖父的書架上，看到林紓（琴南）老先生譯的法國名作家仲馬寫的《茶花女遺事》，以後我自己又去尋來了他翻譯的英國名作家狄更斯寫的《塊肉餘生述》和其他。在我父親的書桌上，我看到了嚴復（幼陵）老先生譯的英國名作家斯賓塞寫的《羣學肄言》，和穆勒寫的《羣己權界論》等等。嚴老先生譯的都是社會科學的書籍，那時我當然看不懂，大了以後也沒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會科學的朋友們對那幾本書還是評價很高。至於林譯小說，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歡他的文筆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譯英法名著，都是別人口述，他來筆譯的，但是我覺得他的譯筆很“傳神”，到我自己能夠閱讀原著的時候，例如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夠把原著中十分鮮明生動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寫了出來，那就是得力於他對於中國的語文有很深的修養和造詣！
嚴老先生的譯文，也幾乎等於意譯，他在譯文之後，都加以註釋。因爲我不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我也沒有去看原著。兩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現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這些西方社會科學的名著，現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譯，不必都去翻閱了。我所要講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當中國人民感到國家危急的時候，像所說的“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嚴老先生是到英國學習海軍軍事科學的，他卻自己研讀了哲學和社會科學。林老先生爲了介紹西方的文學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請人口述，而自己執筆。這兩位老先生，在當時，都起了啓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後，我們這些年輕人，對於這兩位老先生的晚節，也不無“微詞”。嚴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擁護袁世凱稱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時代，曾致書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大罵過白話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講話中談到某些譯者時所說的：“但是，對翻譯作品來說，不應以人廢言。”
我提到嚴、林兩位老先生，不但因爲要做翻譯工夫，必須像他們那樣“博覽羣書，學貫中西”，外文固然要學好，本國的語文也更要學好，否則就起不了溝通中外科學文化的作用。我們的四個現代化需要借鑑許多工業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我們又有九億多人口，要每一個人都看懂外文書刊，是不可能的，這時候，起着橋樑作用的翻譯工作，就是極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嚴、林兩位老先生，不但因爲他們的關於西方的社會科學和文學的譯文，是我在青少年時代所最初接觸到的，也因爲他們恰巧都是福建人（嚴、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嚴老先生還是我父親的老師）。我很小就離開鄉井，已經是東西南北之人，沒有太深的鄉土觀念了，但是當六十年代初期聽到福建中學生的學習成績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學習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發出了自豪與高興。我希望這“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風氣和傳統，能夠繼續下去。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夠“博覽羣書，學貫中西”，做好現代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信”、“達”、“雅”的翻譯方法，就是嚴老先生提出的，但要達到這三條標準，就非得把中外語文都學深學透不可。
我還要提醒青年人，“博覽羣書”絕不等於“閉門讀書”，我們一定要關心國家大事。不把我們的學習和國家大事聯繫起來，和我國的四個現代化聯繫起來，我們的學習和努力就沒有了目標，我們自己就成了空頭的學問家。還有，身體健康也是極其重要的，沒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學習。德、智、體三者本來應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對立的，相防相剋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
（原載《福建青年》1979年第10期）
話說文化交流
中國作家代表團到達開羅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時。春寒料峭之中，我們緊緊地裹着大衣，走下飛機，走向擁上前來的歡迎的人羣。把一大束鮮花送到我臂裡的是一位年輕的婦女，長眉秀目之間，蘊含着一股幽嫺靜雅之氣，她一開口，說的是十分純粹流利的北京話。她說她的名字叫杜瑪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術學院的學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羣裡忙着和中國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聯青年，說：“那就是黑白。”候機室中，熱情洋溢，笑語紛紜，我們的談話很快就被打斷了……在開羅的幾天中，我常常想起這一對畫家夫婦，但是總沒有機會見到。
亞非作家會議開幕的那一天，我們被邀到“現代藝術館”去參觀阿聯的“繪畫與雕刻作品競賽展覽”。在藝術館的叢樹濃蔭之下，我忽然看到一個抱在保姆懷裡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淺色的衣裳，頸上掛着一個墜着赤金的“福”字的項鍊。我走出人流，過去拉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點也不怕生，轉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說：“她是畫家黑白和杜瑪德的女兒，你看，那邊綵棚裡不是她父母的畫展？”我連忙趕上人流，走進那座綵棚裡去。
這裡面掛着滿壁的水彩畫，都是中國的風光，有梳着雙辮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滿水的梯田裡俯身插秧的農民……真是琳琅滿目，若不是我身邊站滿了亞非各國的客人，耳中聽到的盡是我所不懂的各種亞非的語言的話，我真以爲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園觀賞中國畫家的畫展了！這時杜瑪德陪着一班客人，從我身邊走過，我好容易擠上去，只說了一句：“我看見你的小女兒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說一句：“她是在中國生的，名叫小紅……”說着她就被人羣簇擁到一個陳列着中國畫具的大玻璃櫃邊上，去作解釋。我聽見旁人在讚歎說，他們的繪畫，是融合了中國古典繪畫和埃及古畫的特點，創造出了獨特的風格。我必須承認我對繪畫是外行，但是我喜歡他們的畫，它們給我一種極其溫暖親切的感受！
大會閉幕之後，我們一班人擠出時間去參觀開羅博物館。陪我們去的是一位姓華的中國留學生。這位青年，一臉的書卷氣，戴着很厚的眼鏡，從一上車就滔滔不絕、津津有味地給我們講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種熱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對人講述，而像溫理自己腦中的一幅一幅的輝煌燦爛古埃及文化的畫圖！偏偏那天博物館又提早關門，算來我們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來瀏覽這個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餘，我們只好加快腳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門，橫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過。這位青年，卻以懇求的眼光，摩挲着幾乎每一塊石頭，向着我們講解：“在紀元前三三一二年……”後面跟着的是大聲呼喚的博物館看守員：“請大家快一點，再有五分鐘就關門了！”這一天，誰也沒有看得痛快，出門上車的時候，人人發出惋惜的嘆聲，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車窗外，好像在說：“真是白來了一趟！”
我卻是滿心歡喜！文化交流，就得由這種熱愛友邦文化的青年們來做。埃及、中國、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搖籃，我們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萬苦地給我們開出一條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礙亞非文化交流的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的同時，我們需要千千萬萬像阿聯的畫家杜瑪德夫婦和這位姓華的中國留學生一樣的青年人，來“繼往開來”，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偉大事業！
（原載1962年3月25日《北京晚報》）
真正的文學作品，是充滿了情緒的。作者寫了，讀者看了，在他們精神接觸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要生出種種的瞭解和批評。
精神接觸，能生同情，同時也更能生出不同情。“不同情的同情”，就是完全地翻轉作品的全面，從憂鬱轉到歡愉，從歡愉轉到憂鬱，只對於我們眼中的文字，大表同情；雖然也是一般的稱揚讚歎，然而在作者一方面，已經完全地失了那作品的原意和價值。
我深深地感到，在我們讀者生出種種的瞭解和批評的時候，對於作者幾乎是絲毫不負責任的。緣故是作者的遺傳和環境，和作者的人生哲學，我們不能詳細地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寫那文字時候的動機是什麼，我們也更不能知道。此外我們在讀閱的時候，還有自己的，一面的心境和成見；抱定這個心境和成見，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去批評文學作品，如同戴藍眼鏡一般，天地異色。——結果不必我多說，只可憐作者受了無限的同情的冤枉！
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承認，在我們不明白瞭解作者自己以前，作品的批評是正和作品的原意相反的。“不同情的同情”的讚揚，毀壞創作的程度，是更高於同情的攻擊的。——最不幸的是我們好意地讚揚，在不自覺裡或者便要消滅了幾個膽怯的作家！
作者只能有一個，讀者同時便可以有千萬。千萬種的心境和成見底下，浮現出來的作品，便可以有千萬的化身。作品的原意，已經片片地撕碎了。
作者——不灰心的作者——要避開這種危險，只有在他的作品底下，加上百千萬字的註釋。——我個人方面萬不願陷作者於加註釋的地步。使他活潑潑的作品成爲典故式的詩文。這樣，便是要從世界上，根本地消滅了真正的“文學”！
在世界的作家面前，我是讀者之一。我要承認，我要謝罪，我更要深深地應許。他的星兒射出來的光，他的花兒發出來的香，在我未十分明白瞭解以前，自我這一方面反映出來時，絕不使他們受我絲毫的影響。我只有靜默，只有瞻望，只有這漠漠的至誠，來敬禮我現在所不能明瞭，不能探索的神聖文學！
（原載1922年1月22日《晨報副鐫》）
中國新詩的將來
舊詩歌的聲韻格律都打破了以後，新詩就出來了。許多的人作着，許多的人看着，許多的人討論研究着——新詩的種子，撒在一班青年人的心底裡，只要是不落在幽蔭處，或是石田上，它便如同春草，隨處亂生。兩三年來的新詩，各時各地散見於報章雜誌上的，不在萬首以下，即此可見新詩是合於時代的精神，而有存在和生長的可能性的。
詩在唐代，詞在宋代，曲在元代，都有它們最光榮的地位了，新詩如何呢？我個人相信：它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佔它的領地的。它不但有蓬勃的現在，還有燦爛的將來！
雖然如此，有人卻在極熱鬧之中，爲新詩的前途抱悲觀。他們說：“新詩太容易了，太‘頻’了；人人都可充詩人，出口成章地隨便亂寫，作來作去，恐怕新詩要與‘平話’和‘彈詞’同一價值，同一命運。”——這話很使我思索！
固然說：詩是不可遏抑的，無心流露的情緒表現，不容任何裁製來侵犯它的自由的；然而從客觀上看起來，詩的界說，雖每人有他自己的意見，極不容易定準，而詩和非詩的界限，在人們腦中，卻有時極其清晰，如：
風沙捲了，
先驅者遠了！
——朱自清作
插在門上的柳枝下，
彷彿地看見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馮雪峰作
有風時白楊樹蕭蕭着，
沒風時白楊樹也蕭蕭着——
蕭蕭外園裡更不聽見什麼，
野花悄悄地發了，
野花悄悄地謝了——
悄悄外園裡更沒有什麼。
——朱湘作
一看便承認它是詩。而——
“南通的文明，
（與的對齊）只是生活程度的增高，”
“日裡做事夜間睡覺，
實在太平板了！
把它顛倒起來，
夜間做事日裡睡覺，
豈不有趣？”
“上碼頭幾分鐘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