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人，除了傭人之外，都歡喜她，祖父因爲寵我，更是寵她。奶孃一定要吃好的，爲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爲的是要乾淨。父親不常回來，回來時看見我肥胖有趣，也覺得這奶媽不錯。母親對誰都好，對她更是格外的寬厚。奶孃常和我說：“你媽媽是個菩薩，做好人沒有錯處，修了個好丈夫，好兒子。就是一樣，這班下人都讓她慣壞了，個個作惡營私，這些沒良心的人，老天爺總有一天睜開眼！”
那時我母親主持一個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孃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地愛護我母親，便成了一般婢僕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廚房裡去稱廚師傅買的菜和肉，夜裡拍我睡了以後，就出去巡視燈火，察看門戶。母親常常婉告她說：“你只看管榮官好了，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來叫人家討厭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說多了就發急。記得有一次，她哭了，說：“這些還不是都爲你！你是一位菩薩，連高聲說話都沒說過，眼看這一場傢俬都讓人搬空了，我看不過，纔來幫你一點忙，你還怪我。”她一邊數落，一邊擦眼淚。母親反而笑了，不說什麼。父親忍着笑，正色說：“我們知道你是好心，不過你和太太說話，不必這樣發急，‘你’呀‘我’的，沒了規矩！”我只以爲她是同我母親拌嘴，便在後面使勁地捶她的腿，她回頭看看，一把拉起我來，揹着就走。
說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還是我的奶孃給培養起來的。大約是在歲的時候，有一位堂哥哥帶我出去逛街，看見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說要請我吃“雞素燒”，我欣然答應。脫鞋進門，地板光滑，我們兩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興。等到吃飯的時候，我和堂哥對跪在矮几的兩邊，上下首跪着兩個日本侍女，搽着滿臉滿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們手忙腳亂，燒雞調味，殷勤勸進，還不住地和我們說笑。吃完飯回來，我覺得印象很深，一進門便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的奶孃。她素來是愛聽我的遊玩報告的，這次卻睜大了眼睛，沉着臉，說：“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單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訴你的父親打你！”我嚇得不敢再說。過了許多日子，偶然同母親提起，母親倒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還向奶孃解釋，說：“侄少爺不是一個荒唐人，他帶榮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飯館子，日本的規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孃扭過頭去說：“這班不要臉的東西！太太，您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哪裡知道這些事呀！告訴您聽吧，東洋人就沒有一個好的：開館子的、開洋行的、賣仁丹的，沒有一個安着好心，連他們的領事都是他們一夥，而且就是賊頭。他們的飯館侍女，就是窯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還要去。洋行裡賣胃藥，一吃就上癮。賣仁丹的，就是眼線，往常到我們村裡，一次、兩次、三次，頭一次畫下了圖，第二次再來察看，第三次就豎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們畫圖的時候，有人在後面偷偷看過，哪地方有樹，哪地方有井……都記得清清楚楚。您記着我的話，將來我們這裡，要沒有東洋人造反，您怎樣罰我都行！”父親在旁邊聽着，連連點頭，說：“她這話有道理，我們將來一定還要吃日本人的虧。”奶孃因爲父親贊成她，更加高興了，說：“是不是？老爺也知道，我們那幾畝地，那一間雜貨鋪，還不是讓日本人強佔去的？到東洋領事那裡打了一場官司，我們孩子的爸爸回來就氣死了，臨死還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東洋鬼。’您看，若不是……我還不至於……”她激動得臉也紅了，嘴脣哆嗦着，眼裡也充滿了淚光。母親眼眶也紅了。父親站了起來，說：“榮官，你帶奶孃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時只覺得又憤激又抱愧，聽見父親的話，連忙拉她回到屋裡。這一段話，從來沒聽見她說過，等她安靜下來，我又問她一番。她嘆口氣撫摩着我說：“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個女兒，還長不大。只因我沒有兒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兒子，還詛咒我，說她兒子的仇，一輩子沒人報了。我一賭氣，便出來當奶孃。我想奶一個大人家的少爺，將來像薛仁貴似的跨海徵東，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氣。你大了……”我趕緊摟着她的脖子說：“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徵東，打死日本人，打死東洋鬼！”眼淚滾下了她的笑臉，她也緊緊地摟着我，輕輕地搖晃着，說：“這纔是我的好寶貝！”
從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孃帶我到街上去，遇見日本人，或經過日本人的鋪子，我們互攙着的手，都不由得捏緊了起來。我從來不肯買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貨的禮物。朋友們送給我的日俄戰爭圖畫，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幟，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後，我很用心地讀日本地理，看東洋地圖，因爲我知道奶孃所厚望於我的，除了“做大官，掙大錢，娶個好媳婦”以外，還有“跨海徵東”這一件事。
我的奶孃，有氣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土，所以我們搬到北平的時候，她沒有跟去。不過從祖父的信裡，常常聽到她的消息，她常來看祖父，也有時在祖父那裡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請人寫信來，每信都問榮官功課如何，訂婚了沒有。也問北方的傭人勤謹否。又勸我母親馭下要恩威並濟，不要太容縱了他們。母親常常對我笑說：“你奶孃到如今還管着我，比你祖父還仔細。”
母親按月寄錢給她零用，到了我經濟獨立以後，便由我來供給她。我們在家裡，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國難期間，她的恨聲和眼淚，總懸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五四”那年，學生遊行示威的時候，同學們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卻心裡在喊“打死東洋鬼”。彷彿我的奶孃在牽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戰的前兩年，我有一個學生到故鄉去做調查工作，我託他帶一筆款子送給我的奶孃，並託他去訪問。替她照一張相片。學生回來時，帶來一封書信，一張相片和一隻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孃是老得多了，那一雙老眼卻還是笑成兩道縫。信上是些不滿意於我的話，她覺得弟弟們都結婚了，而我將近四十歲還是單身，不是一個孝順的長子。因此她寄來一隻戒指，是預備送給我將來的太太的。這隻戒指和一隻母親送給我的手錶，是我僅有的貴重物品，我有時也戴上它，希望可以做一個“娶媳婦”的靈感！
抗戰後，死生流轉，奶孃的消息便隔絕了。也許是已死去了吧，我輾轉都得不到一點信息。我的故鄉在兩月以前淪陷了，聽說焚殺得很慘，不知那許多犧牲者之中，有沒有我那良善的奶孃？我倒希望她在故鄉淪陷以前死去。否則她沒有看得見她的榮官“跨海徵東”，卻趕上了“東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親愛的奶孃那種深悲狂怒的神情……
安息吧，這良善的靈魂。抗戰已進入了勝利階段，能執干戈的中華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兒子，跨海徵東之期，不在遠了！
（原載1941年9月15日重慶版《星期評論》第34期）
我的童年
我生下來七個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離開我的故鄉福州，到了上海。
那時我的父親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艦長是薩鎮冰先生。巡洋艦“海”字號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籌”、“海琛”、“海容”，這幾艘軍艦我都跟着父親上去過。聽說還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爲艦長駕駛失誤，觸礁沉沒了。
上海是個大港口，巡洋艦無論開到哪裡，都要經過這裡停泊幾天，因此我們這一家便搬到上海來，住在上海的昌壽裡。這昌壽裡是在上海的哪一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親所講的關於我很小時候的故事，例如我寫在《寄小讀者·通訊十》裡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壽裡爲背景的。我關於上海的記憶，只有兩張相片作爲根據，一張是父親自己照的：年輕的母親穿着沿着闊邊的衣褲，坐在一張有牀架和帳楣的牀邊上，腳下還擺着一個腳爐，我就站在她的身旁，頭上是一頂青絨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親很喜歡玩些新鮮的東西，例如照相，我記得他的那個照相機，就有現在衛生員背的藥箱那麼大！他還有許多衝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還保存有一個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張相片是在照相館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兩邊，茶几上擺着花盆、蓋碗茶杯和水煙筒，祖父穿着夏天的長衫，手裡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闊邊的上衣，下面是青紗裙子。我自己坐在他們中間茶几前面的一張小椅子上，頭上梳着兩個丫角，身上穿的是淺色衣褲，兩手按在膝頭，手腕和腳踝上都戴有銀鐲子，看樣子不過有兩三歲，至少是會走了吧。
父親四歲喪母，祖父一直沒有再續絃，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後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時，也沒有聽見家裡人談到她的事，可見她在我們家裡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記得我們住在山東煙臺的時期內，祖父來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當我們後來拿起這張相片談起她時，母親就誇她的活計好，她說上海夏天很熱，可是老姨太總不讓我光着膀子，說我背上的那塊藍“記”是我的前生父母給塗上的，讓他們看見了就來討人了。她又知道我母親不喜歡紅紅綠綠的，就給我做白洋紗的衣褲或背心，沿着黑色烤綢的邊，看去既涼爽又醒目，母親說她太費心了，她說費事倒沒有什麼，就是太素淡了。的確，我母親不喜歡濃豔的顏色，我又因爲從小男裝，所以我從來沒有扎過紅頭繩。現在，這兩張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兩三年中，父親隔幾個月就可以回來一次。母親談到夏天夜裡，父親有時和她坐馬車到黃浦灘上去兜風，她認爲那是她在福州時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親回到家來，很少在白天出去探親訪友，因爲艦長薩鎮冰先生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派水手來叫他。薩鎮冰先生是父親在海軍中最敬仰的上級，總是親暱地稱他爲“薩統”（“統”就是“統領”的意思，我想這也和現在人稱的“朱總”、“彭總”、“賀總”差不多）。我對薩統的印象也極深。記得有一次，我拉着一個來召喚我父親的水手，不讓他走，他笑說：“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問：“誰叫打？用什麼打？”他說：“軍官叫打就打，用繩子打，打起來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說：“繩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劃着說：“喝！你試試看，我們船上用的繩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來比棒子還疼呢！”我着急地問：“我父親若不回去，薩統會打他吧？”他搖頭笑說：“不會的，當官的頂多也就記一個過。薩統很少很少打人，你父親也不打人，打起來也只打‘半打’，還叫用幹索子。”我問：“那就不疼了吧？”他說：“那就好多了……”這時父親已換好軍裝出來，他就笑着跟在後面走了。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母親生了一個妹妹，不幾天就夭折了。頭幾天我還搬過一張凳子，爬上牀上去親她的小臉，後來牀上就沒有她了。我問妹妹哪裡去了，祖父說妹妹逛大馬路去了，但她始終就沒有回來！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之間，父親奉命到山東煙臺去創辦海軍軍官學校。我們搬到煙臺，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們到了煙臺，先住在市內的海軍採辦廳，所長葉茂蕃先生讓出一間北屋給我們住。南屋是一排三間的客廳，就成了父親會客和辦公的地方。我記得這客廳裡有一副長聯是：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這一副對聯，因爲這是我開始識字的一本課文！父親那時正忙於擬定籌建海軍學校的方案，而我卻時刻纏在他的身邊，說這問那，他就停下筆指着那副牆上的對聯說：“你也學着認認字好不好？你看那對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這幾個字不都很容易認的嗎？”於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筆，坐在父親的身旁一邊學認一邊學寫，就這樣，我把對聯上的二十二個字都會念會寫了，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幾本古書。
不久，我們又搬到煙臺東山北坡上的一所海軍醫院去寄居。這時來幫我父親做文書工作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也把家從福州搬來了，我們兩家就住在這所醫院的三間正房裡。
這所醫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蓋的，正房比較陰冷，但是從廊上東望就看見了大海！從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裡想着它，嘴裡談着它，筆下寫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幾年裡，當我憂從中來，無可告語的時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開闊了起來，寧靜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國養病的時候，曾寫信到國內請人寫一副“集龔”的對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