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我與父親的關係
關於父親的情況，小時候聽我母親介紹，說他是“陳世美”式的壞人，說他喜新厭舊有外心，對不起家裡老人和孩子等等。我長大些了，見到父親時，他的確沒說過我母親的壞話，而且還要我聽母親的話，不要淘氣等。因他們都早已病故，我在寫作本書時，是通過其他老人瞭解了有關父親的一些情況的。
我父親是1925生人，1929年他五歲（虛歲）時喪父，從小和爺爺、奶奶、母親、叔嬸等一起生活，小時候讀過幾年小學，15虛歲（1939年）結婚。18虛歲（1942年）那年，他爺爺病故，大家庭一分爲三。他就成爲五口之家（還有38歲的母親，19歲的妻子，15歲的弟弟在鐵匠鋪學徒，14歲的妹妹尚未出嫁）的主要勞力了。
解放前薊縣的土地狀況，每個勞動力可以耕種十畝地左右。家裡土地數量需要超過自家勞動力數量的，就需要僱短工，也稱“叫工伕”。縣城裡的許多富裕人家是既經商又種地，就需要僱長工或者僱短工。日僞時期還要修建炮樓、挖壕溝、立電線杆等，這些都是無償攤派的“官工”。，去幹這些活的人俗稱“出官工”。“官工”是按照土地數量攤派的，土地多的人家不僅經營土地需要“叫工伕”，“出官工”也需要“叫工伕”。那時打短工一般是在僱主家吃一頓中午飯和晚飯，另外再按天數給工錢。
我家當時只有五畝左右旱地，還有後院的一畝一分園田，季莊的一畝三分水稻地。那時的水稻地與季莊的農民“種分收”，就是我家出地，對方出工出種子，春季的育秧插秧、夏季的施肥鋤草、秋季的收割等農活，都由對方負責，在收割時我家只去地裡查看一下，把收割完畢捆好的“稻個子”兩家平均分。我家把“稻個子”運回來，在院子裡脫粒。我家後院的園田種了幾畦時令蔬菜，其餘的種玉米，這些活我母親就可以完成。我父親除了耕種五畝左右的旱地外，還要去打短工（俗稱做工伕），不但給別人家下地幹農活，也替富裕人家“出官工”，去挖壕溝、修公路、修炮樓等，這也算到外面見了世面，認識了不少外村人。另外，冬季農閒時，我父親還要和人結伴上山砍柴，除了自家燒火做飯之外，也可以到柴草市去賣。
那時期，我曾祖母一個人也代替參加29軍抗日部隊的三兒子分得一份土地，我父親還要和他二叔一起負責我曾祖母那幾畝土地裡的農活。
總的看，我父親也是勞苦出身。
1945年9月，薊縣城被八路軍佔領後，有罪惡的漢奸受到懲處，一般僞職人員（僞軍、警察、政府文員）既往不咎。同時，共產黨在全縣開展了土地改革。在土改運動中，我父親在西南隅村成爲骨幹分子，先參加了貧農團，在村裡當幹部，後來又被髮展入了黨。
薊縣雖然在1927年就有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但縣城一直被民國政府和日僞政權控制，城內的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情況不大清楚，而且在村裡當幹部也沒有工資，起早貪晚的做羣衆工作也會耽誤一些家裡的農活。所以，當時願意爲新政權效力、在村裡當幹部的人是不多的。我們家成分是貧農，我父親就是“貧農團”成員了，以前他經常去打短工，“吃百家飯”，也屬於見過世面的人，敢於出頭露面，做些羣衆工作。他被抓兵當僞軍也是迫不得已的，當時也不算什麼問題，他願意當幹部爲新政府服務，共產黨組織的土改工作隊自然是歡迎的,就讓他當西南隅村的民兵隊長（過去村裡民兵有步槍、手榴彈等輕武器），同時還兼任治安員和青年團的團支部書記。他一人身兼三職，可見當時村裡年輕人願意當幹部的並不多。
當時西南隅村裡也有人稱我父親是“兒童團團長”，其實這是對“兒童團”的誤解。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根據地將以前的“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改稱“兒童團”，“共產主義青年團”改稱“青年救國會”（也有的稱“青年報國會”）。抗戰勝利後，兒童團又改稱少先隊，青救會和青報會又改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35年11月至1945年9月間，薊縣一直在日僞政權控制下，城內各村從來就沒有過“兒童團”組織，城裡人只是聽說抗日根據地有“兒童團”，就誤以爲新成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兒童團”了，團支部書記也就是“兒童團團長”了。
1946年9月，國民黨傅作義部隊佔領了薊縣城，城裡的農村幹部和土改骨幹分子都提前轉移了，我父親也就跟着共產黨的政府機關到鄉下去打游擊了。1947年6月初，國民黨部隊西撤北京後，西南隅村的黨支部書記何蘭亭（女）等村幹部回來了，我父親並沒有回村，而是在此期間他已經“脫產”（薊縣人稱國家幹部爲“脫產幹部”，脫離生產勞動的意思），到二區（馬伸橋）區政府當區委委員兼公安員了。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之前，我父親又調到專署（原稱十四專署，1949年後改稱通縣專署）公安處去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後，我父親從通縣專署公安處調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我奶奶在世的時候，我父親長得什麼樣，我是沒有印象的，因爲他從薊縣調到河北省通州專署公安處去以後，就沒有回過家。1950年他通過寫信與我母親離婚後，受到我奶奶託人寫信的責備，一直不敢回家。1952年春天我奶奶病重時，我二叔曾經要把我奶奶病重的消息寫信告訴我父親，我奶奶說：“不要告訴他，看見他我更有氣”。所以，在我奶奶病逝後，我二叔才寫信把我奶奶病故的消息告訴我父親。
我奶奶過世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到了1952年夏天我父親才從北京回來，到墳地去祭拜了自己的母親。
我父親回來那次，我印象很深，那天我母親爲躲避我父親自己回了孃家。我二嬸先領着我和堂弟到外面去玩，然後回到家裡，看見我家東屋——也就是我和母親住的那屋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上身穿淺藍色襯衣，下身穿灰色制服褲子，而且把襯衣的下襬系在褲腰裡面（國家幹部的裝束，工人農民當時沒有這種打扮）的年輕人，正在捂着臉痛哭。看到我們娘仨進來，他纔不哭了。這是我“記事”（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看到父親，二嬸讓我管這個陌生人叫“爸爸”，讓堂弟喊“大爺”（大伯），我倆還很認生，不敢說話。之後，父親拿出從北京帶來的點心讓我和堂弟吃，我們纔對這個“爸爸”和“大爺”（大伯）有了好感。這次我父親在家裡呆了兩三天，曾帶着我去給奶奶上墳，夜裡我是和父親一起住的，他回北京後我母親纔回來。
後來，我父親就從公安局被調到北京市的木材加工廠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根據他參加工作的時間和經歷，實行工資制時給他定行政19級，每月70多元。
他到企業工作後，因我奶奶不在了，他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但還是來信邀請家裡人去北京“逛幾天”。我二叔在縣鐵工廠上班，他也沒有去逛北京。我姑姑是農民，和公婆一起過日子，她有空去北京看望我父親。
我姑姑孟淑珍第一次去北京看我父親，是帶着我一起去的，哪一年不記得了(可能是1953年)。從薊縣西關汽車站坐長途汽車，終點站在北京前門附近的“五牌樓”，那時我父親在廣安門外一個木材廠後勤部門工作，他是職工食堂的管理員，負責採買和賣飯票。他還沒有再婚，自己一個屋子，一個辦公桌，一個用鋪凳架起的單人鋪板，等於是辦公室兼宿舍。我和姑姑去了，就住在他的屋子裡，把那個單人鋪板向外挪動一些，裡面加一塊木板，就變成個小雙人鋪了。我父親去集體宿舍和那些家在外地的工人一起住去了，工人們住的是“大連鋪”，好歹就擠出一個位子來。
我們這次是國慶節前去的，在北京正趕上國慶節，那時每年都搞慶祝活動，既要閱兵也要遊行。10月1日這天下午，我和姑姑在廣安門外大街，看見許多輛坦克車從城裡開出來，說是接受毛**檢閱回來的。這天晚上，我們到廣安門外去看“放花”（禮花），只見東面天安門廣場上空的方向一片光亮，五彩繽紛，顏色多變。因爲離天安門廣場有一定距離，我們是先看到花，過幾秒鐘後才聽到響聲。那年代北京的汽車也沒那麼多，人口也不太多，也沒現在那麼多的噪音，在廣安門外還是能夠聽到禮花彈的響聲的。
那時北京城的城牆和廣安門的城門樓都很好，國慶節期間城裡戒嚴，不許隨便進去看熱鬧，我們只好在城外玩。廣安門外木材廠東面還有一條鐵路，我和姑姑就在鐵路旁邊看火車。因爲是彎路，很早就聽見火車“叫喚”（鳴笛），卻看不見火車，等好一會纔看見火車“咔噠咔噠”的開過來。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共住幾天不記得了，只記得看到了火車、坦克和天安門放禮花時天空中絢麗多彩的光輝。
在我們娘倆搬到西院去住以後，我父親再婚之前的農曆四月十五前後，他又回薊縣一次，這次他住在東院我二叔家裡，住幾天不記得了，只記得他領着我和堂弟孟繁榮去五名山（城西公樂亭村後的大山）逛廟會。那時五名山廟會要舉辦好幾天，我們爺仨去的這天不是十五，可能是十七，這天已是廟會的尾聲了，廟會上的人已經不是很多了。他給我倆買的木製玩具兵器，我要了一杆紅纓槍和一把帶鞘的寶劍，我堂弟要了一對開山斧。回來後我倆經常手持兵器“殺仗”玩，一次他用大斧砍我，我用寶劍去搪，結果劍刃從劍柄處折斷了，但是也捨不得扔掉。後來西河套我表叔用小刀把劍柄斷層處挖一個凹槽，把劍刃斷裂處削成凸片，插了進去，還湊合能玩，只是不能用力晃動，一搖晃劍刃就掉下來。
1954年我父親經薊縣盤山腳下西營房村我大姨奶奶家的親戚介紹，與西營房村的張家姑娘（1936——2013）結婚了，是在北京辦的婚禮。我父親再婚這事我二叔也對我母親講了，當時我母親很生氣，因爲她感到沒有復婚的希望了。我繼母也是屬鼠的，比我母親小一輪（12歲），比我大一輪（12歲），別人都說她是我的“小媽”。她和我父親結婚後，把戶口遷到北京，在工廠裡當了工人。後來也加入了共產黨，在車間的工人中當個小頭頭。繼母和我父親又生育三子一女，分別是1955年出生的我大弟弟、1957年出生的二弟弟、1960年出生的小弟弟和1962年出生的妹妹。
1956年夏季，我姑姑孟淑珍又帶着我去北京我父親家呆了十多天。這次已經有了我的同父異母大弟弟了，他們家也住上了職工家屬宿舍。這次正趕上潮白河發大水，在通縣與三河縣燕郊鎮交界的白廟橋處，需要汽車乘坐“大擺渡”過河。這個“大擺渡”是把兩隻大平板木船連接在一起的，上面鋪滿了大木板，上面可以停放兩輛大客車。“大擺渡”有十多個船工，都用長竹竿撐船。
我國較大的河流都是有內外兩道大堤的，內堤是經常流水的主河道的堤壩，外堤是爲防止洪水氾濫而修建的備用堤壩。在內堤與外堤之間的耕地俗稱“河套地”，也是河水溢出內堤後的蓄洪區，有的地方在內堤與外堤之間還有村莊。
1956年時北京至瀋陽的公路跨越潮白河時，還沒有修建那條連接兩岸外堤的很長的白廟橋，只是在內堤的內主河道上有一座小橋，因爲外堤內河套地裡的公路被大水淹了，只好用“大擺渡”在兩岸的外堤之間轉運汽車和行人。
當時看見外堤之間的水面很寬，水流也很急。上“大擺渡”前乘客都從汽車上下來，先把汽車開到“大擺渡”上，然後乘客再上去，站在我們的大客車旁邊。河水是自北向南流動的，“大擺渡”是自東向西行進的，船工們撐船時也是很費力的。所謂“撐船”是在淺水裡使船隻前進的方法，撐船人要先把長竹竿（船篙）舉起來插進腳下的水裡，竹竿的下部支撐在河底，竹竿的大部分都在船工頭部上前方，然後雙手用力把長竹竿往身後“下按”，船隻就向前漂移了。竹竿頂部按到肩部了，就從河底拔出來，重新舉起來再一次插到河底，再次用力地往身後“下按”竹竿。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撐船的，也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擺渡船，所以印象很深。我和姑姑從北京回來時，潮白河的大水已經退回老河道了，我們的長途汽車是從內堤那座小橋上通過的。後來就在外堤之間修建了那座一百多米長的白廟橋，再發大水也不必坐“大擺渡”了。
這次我和姑姑在從北京回薊縣的長途汽車上，遇見了一個薊縣城北山區閃坡嶺村的小女孩。當時她十三虛歲，讀小學四年級，她姐姐在北京工作，是她姐姐把她送上車，託付給車上的售票員的，請售票員在薊縣車站把小女孩交給她們的父親，並且說已經寫信定好日期了，今天她父親會到薊縣西關汽車站接這個小女孩的。售票員讓這個小女孩和我坐在一起，我姑姑問這個小女孩怎麼去的北京，她說是她父親把她送上從薊縣到北京的長途汽車，到北京後，她姐姐從車站把她接走的。我們到薊縣後，看見她父親——一個小老頭牽着一頭毛驢在西關汽車站等候，她對售票員說那個老頭是她爸爸，售票員就讓她先下車了，售票員和她父親說了幾句話，然後我們都下車了。
我父親再婚以後，他們每年都要回薊縣一次，每次來都是先到東院我二叔家，之後再去盤山的西營房村他岳父家。他岳父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女兒，我繼母是老大。每年春節放假，他們都去西營房村裡過年。因爲那時沒有去盤山的汽車，他們從北京來先到我二叔家吃頓中午飯，下午再騎我二叔的自行車去營房村（後來孩子多了就乘坐他岳父從盤山趕來的毛驢車或老牛車）。每次他們來到我二叔家，都要把我找去“見面”，給我拿點心吃，有時也給三塊兩塊的零錢，有時給買件衣服。第一次見到繼母時，我父親給我介紹說：“這是你媽。”我也不說話，也不喊媽，也不願張口向他們要錢。後來見面時我也從沒叫過一聲“媽”，他們也能理解，並不強求。每次見面都是由我繼母出面給我拿吃的和其他東西。回到家裡後，我母親問我：“喊媽了嗎？”我說：“沒有。”我母親說：“那就對了，不能管她叫媽。”那時，我母親既想讓我從父親那裡要錢要衣服（母親說不要白不要，他們應該給的），還不願我和他們從感情上親近，我與父親的關係就處於這麼一種矛盾心態中。
父親再婚後，又有了三子一女，但是對我的“前途”還是比較關心的，我上初中以後，他就要求我給他寫信，他也把回信郵寄到我們學校裡，要求我努力學習，爭取“考出去”。但是他沒有給我寄過錢，我也有“骨氣”，沒向他要過錢。
1964年冬季放寒假前，父親來信說春節不回薊縣了，讓我去北京他們那裡過春節。當時我母親也同意我去北京向他要點錢，就在臘月二十七讓我自己坐長途汽車去北京了，我母親只給我去北京的路費，也沒讓我給他們拿什麼“禮品”。這時我父親是南郊木材廠的保衛科長，家裡住裡外兩間平房的家屬宿舍，我在那裡住了七八天。年前我們一起去逛王府井百貨大樓，我繼母給我買一條黑色條絨布的制服褲子和一雙尼龍襪子。那時的條絨和大絨屬於高檔布料，也收布票，尼龍襪子不收布票，收工業卷。我記得那件條絨褲子花了十來元錢，尼龍襪子二元四角錢。那時我父親每月掙八十多元，我繼母每月四五十元。春節後回來時連路費給我十塊錢。那時期在農村，穿條絨布衣服也屬於“高檔”服裝了，穿在身上，我的同學們都很羨慕。
1965年我考上河北薊縣師範學校，父親知道後也很高興，他知道我畢業以後可以端國家的“鐵飯碗”了，也就放心了。
1967年，我們師範的學生騎自行車去北京串聯時，我騎自行車到父親家裡去過幾次。這幾次他給了我一套《毛選》和《列寧選集》，還給我一個石膏的毛**揮手的全身塑像和一個瓷的毛**半身塑像，還給我一些毛**像章，但是沒有給我錢。
1968年底，我從師範學校畢業後，自己掙工資了，我在下鄉插隊接受再教育期間，很少休假，也沒有到北京去過。只在春節放假我父親他們全家回薊縣時，在我二叔家裡見過他們。
1971年4月，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大城縣工作後，只是與父親有書信來往，他也知道我結婚生子的情況。1972年初，得知我結婚後，我繼母還給我妻子買了一件新式棉服郵寄到大城縣，算是給我們的結婚賀禮。
1972年11月4日，我大兒子出生了，當時我並沒有寫信告訴我父親。12月中旬，我妻子在家裡休產假期間，我父親到薊縣出差，住在縣招待所。他到東北隅我二叔家看望，聽說我妻子生了個男孩，現在她和小孩還在薊縣家裡。我父親聽說自己有孫子了，也很高興。另外他也沒見過我妻子，於是就讓我堂弟帶路找到西北隅我家裡來看兒媳和小孫子。自從1950年他與我母親離婚後，兩人一直沒有正面交談過，這次他進了厚着臉皮進了我家，做好了被我母親埋怨甚至辱罵的思想準備。這天正巧我母親在家裡，沒想到休棄自己多年未見的前夫來了，自然把他奚落一頓。我父親任憑我母親埋怨和奚落，也不反駁，只是滿臉賠笑的和我妻子說了一些客套話。他說提前不知道得了個大孫子，也沒有準備看錢，等回北京後再表示吧。1973年1月，我妻子休完產假回到大城縣後，我繼母又給我們往大城縣郵寄了童裝、童毯等表示祝賀。
我父親曾經寫信讓我們春節放假從大城去北京，再從北京回薊縣，順便去他家。我們的假期時間有限，而且從大城到北京的車票價錢高，還怕我母親知道後不高興，一直沒有去過北京。
1971年至1977年間，除1973年春節外，雖然我們每年春節都回薊縣過年，但因爲我繼母的父母不在了，我父親他們也不回薊縣過年了，我們也沒有機會在東北隅我二叔家見面了。所以，我自1968年以後，一直沒有見到我父親。
1977年3月底，我母親突然病逝後，我們把由我母親看護的兩個孩子送到倉上屯我姑姑家看護。因爲我母親不在了，我姑姑就帶着兩個孩子到北京我父親家裡去看望爺爺、奶奶和叔叔姑姑們。
1977年6月，我和妻子從大城縣調回薊縣工作，在等待組織部門安排工作在家休息期間，我到北京我父親家裡去了幾天。
我母親離世後，也不必再擔心與我父親聯繫惹我母親不高興了，互相聯繫就多了。自從我們調回薊縣工作以後，我們就是家裡的主人了，我父親、繼母以及弟弟、弟媳們再到薊縣來探親或者遊玩，就直接投奔我家，在我家吃住，或者在倉上屯我姑姑家吃住了，不再到我二叔家吃飯了。
1991年夏季，我大兒子考入上海復旦大學，1993年夏季，我二兒子考入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那時因爲薊縣往返北京的長途汽車少，每年寒假、暑假，開學返校時，都需要先從薊縣乘坐長途汽車到北京，在我父親家裡住一夜，之後再從北京購買火車票，去上海或者成都，因那時火車票緊張，特別難買。寒假、暑假放假回家時，他們也是在北京下了火車後，在我父親家住一夜，第二天上午再乘坐長途汽車回薊縣。每年寒假之後返校時，他倆到我父親家裡去過夜，他們的爺爺、奶奶和叔叔、嬸嬸都要給他們壓歲錢。
1995年後，薊縣也有了北京火車站的車票和首都機場的飛機票的代售處，而且從薊縣跑北京的私營長途小客車也多了。我家兩個上大學的兒子，放假回薊縣或開學返校途中，也就不再需要在北京住一夜了。返校時，他們提前幾天在薊縣買到了下午或晚上從北京去上海或者成都的火車票，當天上午從薊縣坐汽車到北京，下午或晚上坐上火車去上海或者成都了。放假回薊縣時，也可以從北京下火車後，直接到北京的長途汽車站，即便是傍晚也有回薊縣的長途汽車，我的兩個兒子也就不再去他爺爺奶奶家添麻煩了。
1997年冬天，我父親因突發腦出血和腦梗死而難以搶救，深度昏迷幾天後離世了，享年73虛歲。在當時這也算我們西南隅老孟家幾代男人中“最長壽”的了，因爲在這之前病故的他的祖輩（昭字輩）、父輩（憲字輩）的男人沒有超過67歲的。（但是，在2000年之後，病逝的孟家男人中，80歲以上和90歲以上的都有了）
2012年，北京的我繼母也病故了，只剩下北京的弟弟和妹妹與我家繼續聯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