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75年開始，一些新式煤礦已經陸續出現。這一年，李鴻章創辦了直隸磁州煤礦，盛宣懷創辦了湖北廣濟興國煤礦；1876年，沈葆楨創辦了臺灣基隆煤礦；1877年，張曜創辦了山東淄川煤礦。但是，在當時的煤礦中，最出名者則是1878年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創辦的開平煤礦。
1876年11月，奉清廷諭旨，受李鴻章委派，時年44歲的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帶着英國礦師來到開平勘察煤鐵礦務。跋山涉水的辛勞，換來了令人欣慰的發現，在探得開平蘊藏有豐富礦藏後，唐廷樞接連寫下《察勘開平煤鐵礦務並呈條陳情形稟》、《請開採開平煤鐵並興辦鐵路稟》呈給李鴻章。一個對中國工業化影響深遠的大型工程開始啓動。
1877年9月，唐廷樞擬定《開平礦務設局招商章程》十二條。第二年6月，唐廷樞率英國礦師和工匠再次來到開平。20多天後，由唐廷樞擔任總辦的開平礦務局宣告成立。
自1881年正式出煤，開平煤礦逐漸成爲中國最大的煤礦，開平礦務局成爲第一個大規模運用機器採煤的礦局。
與開平煤礦相關聯，中國第一條國產鐵路——唐胥鐵路，第一臺蒸汽機車——“龍號”機車，在唐廷樞的積極謀劃下先後誕生，開運河、築鐵路、興修秦皇島港口碼頭，爲開平煤礦的產、運、銷建起了完整的產業鏈條。
持續關注中國採礦業的怡和洋行，自19世紀70年代起曾陸續聘請採礦工程師來到中國，勘探地下礦產資源並有意進行開採。對開平礦務局的運轉和經營狀況，給予了極大關注的怡和洋行並不陌生。
1885年秋，J·J·凱瑟克多次會見李鴻章，討論在中國開礦事宜。這一年，開平礦務局因資金緊張，曾試探性地向怡和提出借款。對此，怡和欣然答應，條件是由其負責經營管理開平礦務局。
對於將開平礦務局事務交由怡和洋行管理，李鴻章曾有過考慮。英國曆史學家勒費窩引述怡和檔案稱：開平礦務局英籍總工程師金達曾將J·J·凱瑟克接到礦上，告訴他該礦每天可出煤600噸（年產量約20萬噸）。金達支持怡和洋行全面控制開平礦務局，同時告誡怡和，這不可避免將會遇到相當大的阻力。
金達透露，輪船招商局駐天津的王經理“竭力反對由在華外國人控制中國的企業”，而且已經去北京就怡和企圖控制開平礦務局一事向朝廷報告。
對此，怡和洋行要求在天津和北京活動的宓吉對王經理的北京之行提交報告，盡一切努力消除不良影響。同時，提請清朝官員注意，如沒有得到官方的同意和支持，怡和不會貸款給開平煤礦。雖然這種支持並不意味着怡和洋行要求完全掌握由其負責管理的財產，而只是要求清政府對貸款起保證作用，同時將管理權和監督權交給怡和洋行。
李鴻章的顧問德璀琳也贊成由怡和洋行管理開平煤礦，並在J·J·凱瑟克與李鴻章晤談時，從旁幫其說話。能說漢語的德璀琳自1864年來華後，在中國海關工作多年。1877年12月，由赫德所在的海關總稅務司署委任其爲天津海關稅務司，從此長期把持着天津海關。同時，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時，德璀琳與李鴻章保持着密切聯繫，在各種有關地方、國家乃至國際事務方面爲李鴻章“獻策”，成了李鴻章的洋幕僚之一。
曾任怡和買辦多年的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在1885年11月也一度同意上書李鴻章，支持將開平礦務局局務交由怡和經辦。不過，唐廷樞後來又寫信告知怡和：對開平煤礦，李鴻章已經決定不讓外商取得不受監督的經營權。
雖然J·J·凱瑟克與李鴻章的會談，最後達成了宓吉與開平礦務局之間議定的一筆貸款（75萬兩）；作爲交換條件，怡和洋行被委任爲開平礦務局在上海的代理行。但來自朝廷上下的反對力量，挫敗了怡和爲獲取開平煤礦經營權的努力。
不僅如此，怡和在同清廷上下打交道的半年中瞭解到，由於怡和企圖獲取開平礦務局控制權，李鴻章的一些幕僚和中央朝廷的部分官員確信，怡和的各項建議都可能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怡和曾投標供應開平鐵路延長線的鋼軌，但敗給了德國辛迪加。對此，怡和相關人士認爲，這“無疑是這種懷疑的另一後果”。
07
角逐旅順防務工程1875年，李鴻章奉命督辦北洋海防後，開始組建一支新式海軍，由此先後向英國和德國購買了一批炮艇、巡洋快船和鐵甲戰船，北洋海軍實力大增。然而，“鐵甲東來，尚無船塢”，出現“有鳥無籠”的局面。
在海軍大發展和港塢不足之下，北洋當局下定決心，修建一個近代化的海軍基地。由此，位於遼東半島南端、形勢險要的旅順，作爲中國近代第一座軍港走上歷史舞臺。
從1880年開始，旅順港十年磨一劍，1890年始告完工。其中，在船池與船塢修建過程中，所需機器衆多。機器採購在西方列強及其在華公司之間展開了激烈競爭，怡和同樣積極參與其中。
光緒十一年（1885）十月，工程局幫辦、德國土木工程師善威（Samwer）要求親赴海外採購。對此，德璀琳認爲“派人往購不如專託洋行”，並推薦了怡和洋行的宓吉。與此同時，法國方面也派人前往天津、旅順活動，參與角逐。
從1886年年初開始，宓吉便主要忙於洽談旅順防務工程合約的談判。中國主要是個“人治”國家，宓吉所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力圖弄清李鴻章集團內外人員的情況，通過他們獲取更多情報，對症下藥，更快實現目標。宓吉將蒐集到的各種情報和信息及時提供給了上海怡和洋行。不過，在清朝高官之間遊走的宓吉不會說漢語，這成了他的最大弱點和苦惱所在。因此，他不斷勸告怡和訓練和吸收能說漢語的歐洲人加盟。宓吉極力主張歐洲人學說漢語的建議，得到了怡和高層重視。隨後，怡和指定兩名英籍員工在北京學習漢語。
1886年5月，李鴻章認爲北洋水師已經訓練成軍，奏請朝廷派大臣前來巡閱。於是，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大臣、醇親王奕離開北京赴天津、旅順港巡閱。
醇親王奕的巡閱，使一些外資公司相互間的競爭硝煙四起。對此，怡和作足了準備。克錫甚至親赴天津，希望通過德璀琳的努力會見醇親王奕，商談海軍合約事宜。
5月12日，宓吉向上海怡和洋行經理J·J·凱瑟克報告說：法國的工程師已經取得若干進展。他同時建議：“弗利奇（怡和洋行代理人）來此愈快愈好，以便在法國工程師之間進行挑撥。”
一個星期後，克錫抵達天津，但醇親王奕此時已從旅順口登船前往煙臺，直至兩天後返回大沽。德璀琳作爲隨行中唯一的“洋人”，對怡和不無有利。但是克錫在與宓吉、德璀琳交談後感到，雖然一個新時代似乎就要到來，但並不能指望從這次訪問中獲得具體成果，因爲醇親王既沒有與怡和討論發展計劃，更沒有簽訂什麼談判合同。
不過，怡和依然在積極爭取。此時，李鴻章似乎有意將防務工事委託給法國公司。但是6月下旬，據傳法國人在旅順因“工作人員的無能”而遇到麻煩，宓吉於是抓住這一時機，頻繁走訪總理衙門。
西方在華公司在爭奪合同和訂單時，採取不正當手段獲取所在多有。1886年7月29日，宓吉在寫給J·J·凱瑟克的信中透露：“有16頁法國辛迪加的合約已在我們手中，對此，我們精明的弗利奇會予以嚴厲地指責。他與總督會見時將提請其注意若干弱點，當然會避免指名道姓。”
同時，宓吉強調需要軍火生產商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合格技術人員前來：“我推測阿姆斯特朗公司要求確切地知道中國人究竟需要哪種類型的魚雷艇，但這正是中國人自己所不瞭解的。如果阿姆斯特朗能立即派來技術人員，我們就能擊敗其他競爭者。”宓吉認爲，最明智的做法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等四家英火供貨商聯合起來，而不要相互間進行激烈競爭。
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怡和洋行在這項交易中的主要客戶，但雙方關係一直不夠融洽。怡和洋行經常抱怨它在發送樣品藍圖時動作太慢，並且不願向中國派遣技術顧問。此外，阿姆斯特朗還與別的代理人合作，也使怡和感到不爽。
怡和所有的努力看來都是白費勁。當1886年10月答案揭曉時，器材和工程費用高達125萬兩的旅順防務工事合約還是宣佈給予了一家法國辛迪加。
對此，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卡曾斯（Cousins）把法國人的成功歸之於“慷慨而明智的賄賂”，他後來發現在談判旅順工事時，法國辛迪加曾通過天津道臺貸款給山東官員60萬兩。他指出，條件優厚的貸款正是法國人贏得合同的有效手段。
中法戰爭雖然在一年之前已經結束，但越南的通商及劃界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此時中國竟然將如此重要的國防工程從德國人手中收回，交給不久以前尚爲交戰國的法國人辦理，令許多人費解，是否出於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考慮不得而知。不過，從招標本身看，法國公司在招投標中開價最低，且願意擔保，因此中標。此項工程的意義不只在工程本身。旅順工程建成後，一位法國記者宣稱“這是法國人贏得其敵對者一次真正的勝利”。他進一步預測，中國的官員們已深知旅順工程的困難以及法國工程人員的能力，相信“一旦當其他的工程諸如海港、鐵路、開礦等機會來臨的時候，法國人定可與其他國家立於同等的地位去獲得中國政府的考慮”。
法國中標，自然引起英、德兩國的失望與不快，尤以德璀琳和怡和高層爲甚。在當時英國人辦的《北華捷報》和後臺主要是德璀琳的天津《時報》（TheChineseTimes）上，便多次出現對旅順工程冷嘲熱諷的報道。旅順的命運恰似多難的中國，建港4年後（1894）即爲日軍攻陷，7年後（1897）爲俄租借，15年後（1905）再度爲日本佔領，接着由俄轉租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重爲蘇聯軍隊所據，直至1954年蘇軍撤退。3/4世紀裡數易其手，超過2/3的時間爲列強據有。
對費了老大勁卻只獲得參與旅順次要的初步工程承包合約（怡和洋行此前已將水泥和鋼材售予負責初步工程的中國官員），J·J·凱瑟克非常惱火。1886年11月5日，他指令宓吉給英國駐華公使華爾身爵士寫信，說明法國人取得合同的危害和對英國利益所形成的威脅，同時說明怡和洋行沒有贏得合同的因由，以及李鴻章手下人的口是心非：“希望爵士能在適當時機，對總理衙門及時露些口風，使李鴻章日益感到爲難。”
怡和洋行決定通過外交渠道施加政治壓力，給李鴻章一點顏色看看。事後看來，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果然起了作用。幾天後的11月10日，李鴻章向卡曾斯保證，法國人是以正當的方式獲得合同的。李鴻章同時表示，計劃中的津沽鐵路一旦需要採購物資，他將“優先考慮”怡和洋行。
08
黃河決口與鄭工借款在旅順防務工程角逐中收穫不大的怡和，在黃河堵決工程借款的競爭中也同樣遇到了強大的對手。
1887年初秋，河南、安徽和山東遭受着嚴重的黃河水災。河南巡撫倪文蔚奏稱：“三省地面約二三十州縣盡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廬人口漂沒無算。”僅豫、皖兩省受災最重的15個州縣災民總數即接近200萬人之多。
水災發生後，清廷對舉辦堵決工程（即當時各類文獻中頻繁提到的“鄭工”）高度重視，對工程負責大員的懲處力度和調動規模也相當之大。同樣，工程經費方面所需資金巨大。而這，對於極力在中國提升政治影響力和投資廣泛的怡和來說，無疑是個好機會。消息靈通的怡和洋行開始積極尋找機會，就清政府所需鉅額資金與其他外資公司展開競爭。
在法國、德國以及本國的匯豐銀行等強大競爭對手中，怡和視匯豐銀行爲具有威脅性的競爭對手。因爲它與怡和不一樣，無須求助於倫敦籌集資金，並且與怡和的強項一樣，它與歐洲一些工程和製造商的聯繫密切，因而成爲怡和的重點防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