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壓根沒有給李靜宜反應的時間，元旦的最後一天便帶她登上飛往申海的專機。
他和大人物約定的半導體產業落地園區正是申海的張江高科技園區。
未來會成爲華國芯片代工希望所在的中芯國際此時在張江蓄勢待發。
因此周新在華國的最後一站放在申海，也是華國經濟開放的最前沿。
“周先生，我代表申海市民歡迎你的到來，我們歡迎像你這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家來申海投資和創業。
我們一直計劃把整個張江地區建設成華國的硅谷。
在原本的規劃裡，張江同時需要包括信息產業、半導體產業和軟件產業等等。
簡單來說硅谷有的，我們要有，硅谷沒有的，我們同樣希望包含進來。
像生物醫藥產業，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動這些產業在張江落地生根。
我們希望吸收硅谷先進經驗的同時，發揮我們的優勢，打造出真正意義上的華國硅谷。”
張江高科技園區從1992年開始規劃，目標正是硅谷。
華國對於高附加值的產業覬覦之心並不是在16年之後纔有的，華國一直都知道高附加值產業有多珍貴，也一直希望打造自己的高附加值產業。
張江瞄定的目標就是集成電路、信息產業、互聯網和生物醫藥。
關於生物醫藥的發展現狀，20年前對這一領域的認識拿到20年後來看，會發現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當時華國科學院的副院長陳竺（血液學領域的博士）就說：我們在生物醫藥領域的研發是“捧着金碗要飯吃”，大部分經費用於追蹤西方的主流西藥，研發計劃和項目指南幾乎成了外國藥廠的產品目錄。
華國保護本國互聯網產業是出於類似的目的。
高附加值又沒有被壟斷的行業，纔有利於階層流動。
互聯網打工人靠自己很難在一線城市置業，但是靠公司上市後的期權變現，他們可以輕鬆實現這一目標。
周新說：“黃先生，我同樣希望在華國看到類似於硅谷的科技園區，成爲華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引擎。
全球在這方面做的最好的園區有兩個，一個是硅谷，硅谷的成功我們不用過多的贅述。
相信各位在張江高科技園區立項以及後續調研過程中，應該對此有充分的調查和深入研究。
除了硅谷之外，另外一個地方叫新竹，在彎彎，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所瞭解。
因爲我在阿美利肯倡議成立CAAS的過程中，和大量來自彎彎地區的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聊過。
光是新竹園區這一個地方去年一共有50家上市企業，總資本額佔據整個彎彎產業資本的8%，年貿易總額佔據彎彎對外貿易總額的9%。
新竹園區可以說和硅谷一樣，實現了很好的產學研的協同效應，誕生了主導全球的先進技術和行業領袖，對整個地區的經濟產生了極強的牽引作用和輻射作用。
我在來申海之後，先去張江轉了一圈，給我很深的感觸是，這裡只有土地資源和政策資源，人才資源和資金資源非常匱乏。
無論是新竹還是硅谷，都有頂尖大學羣坐落其中，申海的高校，復旦交大還是同濟華東，這些高校離張江太遠。
這樣的距離很難對產學研形成很好的促進。
周組長帶我去逛的時候，和我介紹，說申海在張江會規劃面積超過兩千畝的大學區，把整個申海的頂尖高校搬過來。這樣的想法是很好的，只是速度比我預想的更慢。
因爲我聽周組長介紹說，張江從92年開始規劃，也就是南潯的那一年，到今天已經七年時間了，大學區還只是停留在紙面。”
周組長是張江高科技園區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黃先生是申海的頭號人物。
周新對張江很關心，因爲大人物答應他的一系列扶持乃至具體政策的落地都會放在張江。
未來少說也得在這地方投百億美元，周新對張江的上心程度可想而知。
今天的會客廳只有申海方面的領導和周新，因此大家聊的很直接。
“周先生，因爲在華國有很多高科技園區，在1988年的時候國家批准了整個華國第一家高科技園區，這家高科技園區在燕京，也就是現在的中關村。
在1992年的時候集中批了包括張江、江城的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在內的26個高科技園區。
僅申海一個地方，國家在92年統一批的園區就有張江和漕河涇。
同年申海同時還批了申海工業大學科技園區，這是全國第二個大學科技園。
申海工業大學科技園區在93年的時候被國家批准列入國家高科技園區。
申海工業大學、申海科學技術大學、申海大學和申海科技高等專科學校在前幾年已經合併成了新的申海大學，申海工業大學科技園區因此改名叫申海大學科技園區了。
也就是說申海一共有3個高科技園區，我們的資源要往哪裡傾斜，這需要時間來論證。
這三個高科技園區，也同時在爭取國家層面的支持，市政府層面非常爲難，手心手背都是肉。園區之間各有優劣。
一直論證到去年的8月，我們才明確了聚焦張江的原則。
從公交線路、地鐵到各類要素交易市場，從各類中介機構到各個大學分部和科研院所，這一系列全市的優勢資源都需要迅速向張江集結。
由市長親自帶隊擔任張江高科技園區的組長，所有部門都授權給張江，園區的事情在園區內就能解決，張江是申海‘不是特區的特區’。”
二十年後很難理解當時對於發展的急迫心理，幾乎想所有事越快越好。
“我們規劃這樣的聚焦張江兩年，兩年之後看效果，我們希望各項指標能夠超過張江過去開園8年的總和。”
“聚焦的目標實現以後，政府就應退後一步，發揮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在配置資源、微觀激活等方面的主導作用，讓企業在沒有束縛也沒有過多呵護的條件下，自力自強。
無論是在聚焦張江過程中，還是說聚焦張江結束後，我們都非常需要像周先生這樣的企業家，對張江的支持。
這裡的支持絕對不僅僅是資金上的支持，還包括經驗、見識等方面的支持。
周先生作爲硅谷有豐富創業經驗的企業家，希望你在張江創業的過程中，以硅谷的標準來要求我們。
同時有什麼意見和建議都但說無妨。”
未來周新創業就是在張江成立的新芯科技，大部分時間也在申海。
他對張江乃至申海都很瞭解。
張江成功嗎？站在華國的視角來看，絕對成功了，在92年成立的那一批高科技園區裡，張江絕對是最成功的那個。
今天一聽申海乃至國家層面對張江的規劃，那又沒有成功。
張江在未來的成就是對不起國家對它的期望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張江離國家希望它對標硅谷的期望就沒有達到。
硅谷有點遠，拿新竹和張江做對比更實際。
在二十年後，新竹園區比張江科學城的產值低得多，張江的全年收入在1.2萬億rmb左右，新竹只有4千億rmb左右。
但是張江的營收來自於很多方面，集成電路的收入只有2000億rmb，而新竹几乎全是集成電路相關產業。
這還是在集成電路國產化進程的第五年。
不過周新沒有太多想說的，因爲在他看來，張江在高科技突破上離預期有很長的差距。
這不是政策導致的，這是物質世界導致的。
有硅谷和亞洲其他地區半導體在前面，華國想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就是很難。
這是單方面政策層面無法改變的現狀，必須要對方配合。
如果不是阿美利肯配合，雙方政策合力之下，華國半導體根本不會有自主發展的機會。
“我認爲很好，我聽周組長詳細講過伱們圍繞着張江園區的規劃。
已經把我能夠想到的都涵蓋進去了，但是我沒有聽到資金優勢。
我認爲申海可以成立類似的風險投資試點機構，對張江園區內符合條件的高科技企業開展風險投資。
甚至可以採取投貸聯動的方式，比如這家企業需要五千萬的資金來維持公司運轉，那麼銀行給它貸2500萬，風險投資機構再給它投2500萬。
這相當於把風險給分攤了。
我再展開說說吧，大家都知道風險投資的本質在於廣泛投資，我投二十家企業，只要有一家成功了，那麼我的收益就有所保障。
如果銀行只給企業貸款，那麼貸款一旦還不上，這變成了壞賬，最後成爲銀行的損失。
而投貸聯動，風險投資機構和銀行配合下，可以通過超額收益去覆蓋信貸風險。
和硅谷相比，張江唯一差在資金資源，國外的投資人們看不上華國的集成電路企業，國內無論是國企還是民營企業在這一塊更是缺位的狀態。
我的新興投資會大量投資張江的半導體企業，但是首先百億美元是逐漸投下去，不是一次性。
另外即便百億美元，對整個產業來說，依然不夠，遠遠不夠。
我認爲申海政府有這個能力，來做這方面的探索。
企業就在張江，申海政府比任何一家企業都更加有能力做好風險投資的投前調查和投後監管，以及風險盡調。
關於這一塊，你們可以去參考淡馬錫模式。”
具體細節上會由周組長出面進行解答：“周先生，你提出的想法非常有建設性。
我們後續也會深入研究這一塊。我們計劃是把重點放在園區人力資源配製、孵化環境、中介服務、企業信用制度等建設上，營造適合產業發展的市場化大環境。
這裡面的企業信用制度，其實就是爲風險投資機構投資園區企業服務的。”
周新說：“我感覺我剛剛說的還有不清晰的地方。
國外資本不願意投資國內的半導體企業，並不是因爲他們害怕風險。
國外這幫投資機構都是屬狗的，他們不怕捱打，他們只怕吃不着肉。
國內互聯網行業的創業者們憑藉幾張PPT就能從國外投資投資機構手上幾百萬幾千萬美元的拿，國外投資機構這時候就不擔心風險嗎？
國外投資機構只想追求超高的收益，他們需要做的是投資看好的企業，然後把它運作上市。
華國的半導體企業不會有這樣的機會，至少短期內不會有。
無論是納斯達克還是近在南邊的港股市場，華國的半導體企業去這些地方上市IPO這一關是過不去的，不會有投資人接盤，因爲他們壓根就不認爲華國在半導體領域能有什麼有價值的企業。在國內的資本市場上市就更難了。
所以申海在企業信用、風險控制上做的再好，海外資本依然不會選擇投資張江的高科技企業。
即便是我，我也有自己的目的，我希望在投資華國半導體企業的過程中，培育我可以掌控的供應鏈。
只有華國國有資本纔有這個能力，有這個條件，去陪這些高科技企業共同成長。
在我看來，華國要做的產學研還應該包括，學校的專家幫國有資本把關，他們負責把關，這家企業到底有沒有技術含量，這家企業的研發人員，核心研發專家水平怎麼樣。
通過績效考覈，把這家企業的未來和做評審的專家高度捆綁。
比如A企業，估值5000萬，希望從國有資本這裡獲得2500萬的投資，出讓50%的股份。
那麼如果這家企業最終在清盤的時候，爲國有資本帶來了10%的收益，專家能夠拿到多少錢，20%的收益，又能拿到多少。
如果這家企業最後上市，國有資本這一單就是數十倍的收益，做評審的專家又能拿到多少錢，這都可以形成一整套的機制。
如果出現虧損，那專家要怎麼懲罰，也需要有機制限制。
甚至專家和企業勾結，騙取國有資本的投資，又要怎麼處罰。”
周新說的是一種很新的東西，在座的大佬們都沒有聽過。
即便後來千億規模的芯片大基金，也沒有這麼玩。
這是周新在創業過程中的思考，不一定適用於未來，但是很適合現在。
因爲現在技術差距還不夠明顯，核心研發團隊能力夠強加上有資金支持，是能夠實現技術追趕的。
等到差距過大，再厲害的團隊也只能摸到別人的尾燈。
周組長聽完後點頭道：“周先生說的給了我很多啓發。
我聯想到最近我在調研國內的高科技園區時候觀察到的亂象。
可以概括成八個字：盲目跟風、好高騖遠。這是是當前高科技園區的通病。
爲了爭項目、求產值，而忽視立足國情，在市場上尋找最佳切入點，培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剛剛周先生提到的，讓我想到，我們可以結合一下。
投貸聯動，讓有豐富經驗的銀行幫我們對企業把第一道關，他們會從企業真正的經營情況入手，來給出貸款額度。
然後讓專家來把第二道關，找出真正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進行投資。
最後再通過張江園區，對這些企業的位置優勢，在投資完成後持續追蹤他們的企業發展動態，做好服務的同時也是做好監管，來把好最後一道關。”
周新說：“是的，我可以再補充一點，那就是專家評審的第二道關，最好採取盲審的方式。”
在1988年之前，地方政府一直是地方基建最主要的投資主題，而且不需要有人對項目收益負責。
再後來投資主體變成了平臺公司，也就是俗稱的城投公司。
一直要到國家層面鼓勵光伏產業發展後，地方政府看到機會，光伏既是企業性質也帶有基建性質，因此大量地方政府旗下的平臺公司投資光伏企業。
最後在光伏熱潮退去，產能遠大於需求後，地方財政鉅虧。
但是這場光伏投資，也讓地方政府逐漸開始產生投資企業的興趣。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合*肥，09年拿出全市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引進虧損過10億點京東方。
讓京東方的創始人感慨全國所有城市裡就合*肥最實在。
周新提出的這套玩法，屬於是點對點的精準投資了，大概率也只能用在高科技領域。
“周先生這一次給了我們太多的收穫，我們下來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你給我們帶來的啓發能夠幫助張江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能夠更好地起到服務作用。”
申海這邊給他的禮遇非常高。
至於後續他提的投資模式能否落地，周新也不知道。
但是周新希望能夠落地。
“剛剛周組長總結出來的那套投資方式，我們下來同樣可以再深入溝通。
因爲有申海採取這樣過三關的方式，把過關的企業，我再投資起來也更放心。
我們是不是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比如A企業需要5000萬的資金，銀行給他貸2500萬，然後新興投資和申海的國有風險投資機構共同投剩下的2500萬。
我們可以發揮協同作用。
爲整個申海地區更多的高科技企業提供資金服務。”
周新希望申海幫忙把關，申海又何嘗不是如此。
他們同樣希望藉助周新的眼光，挑選出真正有價值的企業。
新興投資願意投資，相當於再上了一道保險。
“我們就這樣說定了，下來我們認真研究，同時也和吳經理這邊保持溝通。”周組長連忙說道。
周新這趟華國之旅，想要的基本上都拿到了，唯一的遺憾就是銀聯，銀聯這個項目已經在籌備中了。
預計在3月過會之後就會正式成立。
周新很想在其中摻一手的，能有銀聯股份的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與國同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