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被日軍佔領前，實際上已被劃分爲三塊：由英國和美國聯合控制的公共租界，總面積佔黃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業、商業和船務服務都集中在這裡。居住在這片地區的大部分是外國人，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其周圍的中國百姓格格不入。外國勢力還控制着這裡的警察局和稅務局，中國人在這裡只不過是外國佬的廉價勞動力和僕人。其次，則是法租界，與前者相比，法國管轄的區域不大，卻擁有與前者類似的機構設置。除了以上兩塊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國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喬治·霍格與穆里爾阿姨的教友們待在一起。弗蘭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國衛理公會派教徒。他們從1907年就來到了中國，米利肯牧師負責組織當地教堂活動以及在市裡散發基督教宣傳教義，而他的妻子則管理着一家基督教廣播電臺。
在上海，霍格初步瞭解了日本所謂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斷的戰爭中，日本軍隊霸佔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盤。這段時間裡，霍格還仍在英國赫特福德郡考慮他的未來。當日軍的鐵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進中國國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時，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東討論合作化運動。日軍在南京的屠殺行徑持續了7個星期後，霍格纔開始瞭解到在中國上海發生了什麼。
他發現這個城市到處都是難民和飽受戰爭摧殘的人。一片片被毀的村莊在城市邊緣孤獨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築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設置了碉堡，崗哨內也到處擺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特別提到了見到外國人就蜂擁而至的孩子，他們哭喊着，“沒有爸爸，沒有媽媽，也沒有威士忌蘇打。”
霍格喜歡上海，因爲他發現這個城市讓人異常興奮。雖然在這兒無法像美國那樣可以隨意搭便車穿行在廣袤的土地上，也沒有導遊帶領參觀各種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樣；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頑強地生活的中國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經成爲成千上萬難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這些難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飯、睡覺、、生孩子，死去。舊報紙都被住在街上的人蒐集光了，因爲報紙可以在寒冷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溫暖，它們決定着生命是繼續還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來變賣，霍格將街邊的小販描寫成一邊吹噓着自己的炸鰻魚，一邊叫賣着自來水筆。總之，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能拿出來賣，只要能想到的。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個側面，這樣一位天真、年輕的英國青年全部看在眼裡，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卻隻字未提。
在霍格到達上海的幾個星期後，以撰寫一本中國遊記爲目的的奧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來到了這裡。這本書後來被命名爲《戰地行》。爲了找到相關寫作素材，這兩人加入了外國媒體圈。喬治·霍格也在這個圈子中，並正在逐漸成長爲一名很有分量的團員。
奧登和伊舍伍德兩人早在薩里郡辛德海德的聖愛德蒙學院上學時就認識了。他們的文學造詣都很深，並在他們三十歲左右——奧登在一年後將其稱爲“低調的，不誠實的十年”——的時候成爲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經出版了著名的《諾里斯先生換火車》（1935年）和《薩利·鮑爾斯》（後被收錄在《再見！柏林》一書中）這兩個男人曾合作撰寫過三部作品，在他們長久的友誼中也偶爾享受下性的樂趣。
伊舍伍德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偉大城市留給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來，上海不過是一座座準摩天大樓堆積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儲地”。在這個城市風光的背後所隱藏的，是骯髒、破舊、矮小的房屋：“到處都是林蔭大道、寬敞的公園、壯麗的中央廣場，卻沒有一絲城市味道。”
雖然上海有很多他們厭惡的地方，但這對文學夥伴還是在這裡找到了吸引他們的東西：“在這裡，疲憊或貪婪的商人能找到滿足他們的一切，”伊舍伍德寫道，“人們可以觀看賽馬、棒球和足球比賽；可以欣賞到最新的美國電影。如果想找女孩兒或男孩兒，只要出價錢，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擁有他們。如果想吸毒，也會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樣，服務生會端着盤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較難找，但是這兒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後，如果你做了壞事後悔了，這兒還有很多教堂和禮拜堂供你懺悔。”
與整座城市的頹廢相比，霍格更關心百姓的絕望心態。藉助穆里爾阿姨的人際關係，霍格和《曼徹斯特衛報》取得了聯繫。這份報紙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報道了萊斯特參與的和平聯誼會的活動及她與甘地的友誼。恰巧那時這家報紙在中國沒有固定的通訊員。當時的編輯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讓沒有經驗，名不見經傳的霍格作爲臨時通訊員去試一試。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早在史考特編輯時期，《曼徹斯特衛報》就在國內和國際社會廣泛享有好評。史考特從1872年開始擔任主編，其在位的57年時間裡，報社的每一位通訊記者，不論是新員工，還是遠在偏僻通訊站工作的記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報社百年社慶的時候寫下的名言：“評論是自由的，但事實是神聖的……對手的聲音和朋友的聲音一樣，公衆都有權知道。”
霍格很快就發現，那時的編輯要求的確很嚴格。《曼徹斯特衛報》是一個高尚的報紙，主編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報紙很少報道賽馬，因爲這意味着鼓勵賭博。堅持公證地報道一切，也包括政敵的觀點，是其一貫作風。克洛吉在寫給新員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確提出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報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後，報社並沒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當時的上海除了擠滿難民，還有很多傳教士，霍格觀察到，他們“只願意做那些必須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國地界，百姓飢腸轆轆；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總有人被餓死；可飯館和酒店仍然在營業。對有錢人來說，這裡仍然有足夠的美食和娛樂消遣。霍格也剛剛收到從家裡寄來的10英鎊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頓。“中國菜真是極其豐盛。”他寫信回家，不自覺地嘲諷起來，“菜一盤盤的端上來，而規矩是每盤菜只吃一點。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讓人難以盡興——我更願意他們只給幾個菜，卻讓你吃個夠。”
多虧了米利肯夫婦，霍格參觀了華麗的英國大使館，受到了三等秘書的接待，並逐漸瞭解了上海衰落的複雜原因。和其他傳教士及其他外國媒體記者一樣，霍格還聽說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痛消息。這些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記者剛開始都不相信這條消息是真實的。
1937年7月，一場持續了8年之久，奪去了1500萬中國百姓生命的戰爭開始了。1901年中國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後，日軍就開始在天津和北京之間駐紮軍隊，並以搜索失蹤士兵爲由，向駐地官兵開火。日軍在中國步步侵略的過程讓人們斷定這根本就是故意挑釁。日軍在1931年佔領滿洲不久，隨着中日雙方衝突不斷升級，戰爭全面爆發。
8月7日，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和他的高級顧問宣佈抗日戰爭開始。隨後，蔣介石開始了一場充滿爭議的軍事賭博，他決定將戰爭主要戰場從中國北方轉移到上海。
他們當時的設想是這樣的：日軍有機械化的裝備及強大空軍勢力支持，如果在北方平原地區開戰，一定很難將其擊敗；而上海作爲中國的主要港口，將限制敵軍以上兩點優勢的施展。中國猜想如果攻擊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外國列強在中國不同的自治地區之一——將迫使日軍從北部撤出兵力，進而達到緩解當地中隊壓力的目的。
對於正捲入與游擊隊內戰的國民政府來說，在上海落腳也會爲其獲取更多的民意支持。總之，蔣介石認爲在外國地界的眼皮下發生的任何爭端，都會引起西方勢力的關注、同情，進而希冀他們會從中干涉、調解。然而，蔣介石和他的軍官們小看了日軍徹頭徹尾的兇殘。將戰場轉移到上海不僅導致了當地大批百姓和士兵的傷亡，也使得自日軍南京大屠殺行徑以來，戰爭導致的傷亡人數升至新高。
8月11日，蔣介石將其接受過德國訓練、裝備精良的3個師調進上海，駐紮在外國租界外圍。日軍發現後大吃一驚，並馬上增強了對相應區域的部署。雙方於8月13日開戰。
地面火力和空襲攻勢使得雙方都傷亡慘重，手無寸鐵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續3個月的戰鬥中，國民政府軍，蔣介石現代化的部隊死的死，傷的傷。日軍傷亡人數也高達4萬人，更有數千百姓死於無辜，外國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毀。傷亡慘重以及陷入無組織狀態，中隊被迫退回國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時提出協商解決他們所謂的“中國事件”並列舉了一系列要求，無非就是讓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對中國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權。蔣介石對此沒有立即迴應，日軍又以“殲滅中國政府”相威脅。這個威脅宣佈不久，發生在南京的一切就向世人解釋了它的含義。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淪陷，接下來發生的就是20世紀戰爭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南京大屠殺”至今還是中日關係的一個陰影。即使迫於外交禮儀和兩國間經濟的戰略需求，中國人民對於日軍拒絕對南京兇殘行徑道歉一事始終心存惱怒。在日軍野性狂發的七個星期內，他們在將領的帶領下，放縱地強姦婦女、殺戮百姓，兇殘程度難以想象。數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燒死。據國際法庭估算，超過30萬平民在這個事件中慘遭殺害——這個數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遭殺害英國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國人都曾親眼目睹這兇殘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蒂爾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阿特·斯蒂爾。從軍事原因上分析，日軍沒有理由對南京的百姓採取報復。因爲那些普通的百姓是無辜的。胡亂屠殺百姓進而引發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來解釋。一天天過去了，幾個星期過去了，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日本士兵大範圍強姦婦女、殺害百姓，沒有任何語言和邏輯可以解釋他們的殘暴行徑。
中國政府決定採取的反抗舉動也讓人難以理解。國民軍隊的軍官首先點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周圍郊區，然後又下令軍隊不許補給，不許逃跑，只能沿城牆列隊站好。五萬中國士兵被敵軍包圍，遭到來自空中的恣意轟炸、來自河面的襲擊以及地面攻勢。據蒂爾曼·德丁說，南京淪陷後，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軍殺害。他們搜尋年輕男子，扒掉他們的衣服，發現有軍用皮帶留下的痕跡就馬上殺掉。
德丁於1937年12月22日從南京搭乘美國的輪船來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並加以報道。作爲他一路的所見所聞，他爲國際社會對日本行徑的譴責奠定了基調：“日軍攻佔上海後的所作所爲，包括絞死戰俘、屠殺百姓，強姦婦女和掠奪財物，都是已經消失的、野蠻社會的行爲。”抗日戰爭以殘暴的行徑開始，並隨着衝突的升級一再重複上演，即使有時候是在小規模的範圍內。
直到1941年12月，日軍轟炸珍珠港後，他們纔開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舊上海已經沒有了，但是直到東京和同盟國間互生敵意後，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纔開始受到影響。位於上海華懋飯店的酒吧是閒話和詭計的滋生地，間諜、色鬼、騙子在這裡出沒，有時候甚至一個人身兼多職。比如理查德·佐爾格，斯大林時代的雙料間諜，就是這個酒吧的常客。從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這四年間，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宮彙報日本和德國在遠東的活動。被捕後，他於1944年在東京獲絞刑而亡。
隨着中隊從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喬治·霍格意識到，沒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奧登和伊舍伍德等記者的選擇一樣。一個新的戰場已經形成，蔣介石已經將他的政府遷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開動裝甲車向西進發。中國已經準備好抵抗日軍對下一個城市的進攻，並決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樣輕易放棄。
這個新的首府就是當年每一位新聞記者都向往的地方：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