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銀行以及富有的市民們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裝修良好，並且裝備着廚房設施。加入這些避難所的邀請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亞記者羅茲·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會如何將襲擊轉化爲商業機會，通過大量投資修建位置較深的避難所，然後在空襲的月份裡售賣50美元的季度票給會員們。
1938年12月之後到達重慶的政府官員、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會發現，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濘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號的耗子活蹦亂跳。日軍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經被毀掉，城市外圍的地下就是法默稱之爲“骯髒的通道和幾乎垂直的石頭樓梯組成的中世紀沼澤”，對於那些不夠謹慎的人，含水層噴出的水能將這裡變成危險之地。河邊地區與城市街道一樣擁擠。從漢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艦與舢板和小船爭奪地盤。
重慶與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遠，離印度比上海更近。數個世紀以來，該城市從濱水地區沿着避難的山區向上擴展，在這裡房屋依附着懸崖峭壁，看起來有幾許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蹺上建成，用圖示解釋了長江一年一次的漲潮：西藏山脈的融雪讓“生命的河流”奔騰不止。
就像其他新聞記者一樣，霍格到來的時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佔據或是毀壞。除了爲工業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現在還是美聯社的通訊記者，同時爲《曼徹斯特衛報》撰稿，他的報道爲各大媒體所重視。在名爲“媒體旅店”的偷工減料的政府建築樓裡，他設法與媒體團隊的其他人同住一個房間。
不久之後旅店就在一次轟炸中被毀，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樓，窗戶上糊着油紙，地面是膠合板，這樣的建築成了老鼠的天堂。媒體的人們雖然很憎恨這新樓，但是新樓的建立仍然使他們士氣高漲。一種英雄氣概瀰漫全城，與倫敦的反空襲熱情相呼應。新聞記者、外交官、國民黨和官員與上班族、船伕、人力車伕和貧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標，面對着相同的危險。轟炸讓人們對日本同仇敵愾，並堅信日本將會被打敗。
雖然霍格仍舊是個新聞記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卻讓他無法行動。美聯社對於農民階級的故事不感興趣。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媒體都和美聯社一樣，還是有一些主流媒體對此感興趣的，例如《時代》雜誌的西奧多·懷特，他們將霍格視爲信息來源，來獲取合作運動成功的樂觀跡象。許多舊日的漢口同僚們都在重慶市，霍格與他們密切合作來撰寫工業合作社故事。
美國記者安娜·雅各布是重慶媒體界的一名新成員，她1940年離開好萊塢，抵達中國，之前她一直爲好萊塢撰寫電影劇本。她在《時代》雜誌社與西奧多·懷特合作，她對於重慶的悲慘處境以及那裡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處：
這個城市老鼠成災，生活條件極差，食物糟糕，彈坑隨處可見。所有的東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溼，就好像正在發黴一樣。夏天溼度很高，臭蟲瘋長。在人們的房間裡，離人4英寸對面的牆上爬着蜘蛛。所有（媒體旅館）的水都是用木桶從長江邊打來的，我們一天只有一鐵盆水用來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們的靴子，咬穿電話線，吃我們的肥皂。但是，雖然身體上極不舒適，但是精神上卻極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憶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來到重慶的人是幸運的。去年5月是轟炸最爲猛烈的時候，也是日本空軍戰爭期間單次任務出動轟炸機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毀國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談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慶，他爲美聯社做了很多有關轟炸破壞的實地報道。
日本轟炸機編隊從他們已經佔領的漢口空軍基地發動空襲，來回要經歷1200英里的旅程。黃昏時分，飛機在1萬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對城市進行進攻，這是傳統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聞記者從俯瞰城市的山頂觀看空襲，他預計參加襲擊的飛機有250架。燃燒彈加上5百磅烈性炸彈形成了1英里寬的火海，在這個木柴之城熊熊燃燒。
新武器使用的背後有着殘酷的用心。爲了容納在戰爭中急劇流入的人口，重慶近來新建了成百上千座建築物。根據政府指令，這些建築物都配有石牆地下室來作爲防空洞，而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防空洞是真正的危險場所。第一輪轟炸給城市帶來了大量的烈性炸藥，脆弱的木結構房屋紛紛被毀。第二輪轟炸帶來了燃燒彈，將在地下室躲避的人們燒成灰燼。這個城市的人口四分之一在大火中被毀，死亡人數成千上萬。
蔣介石政府下結論說，日軍新來的德國顧問參與了襲擊策劃，這一結論幾乎完全正確。這一伎倆與曾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格爾尼卡使用過的如出一轍，重慶的遭遇似乎預示了倫敦的未來。希特勒政權事實上在中日衝突的雙方同時起着作用：從1939年初開始德國顧問已經開始與國民黨合作。柏林和東京1936年簽署了****協定，但是一支德事代表團已經與蔣合作多年。中國戰爭激化時，希特勒將代表團撤走，但是其一部分成員繼續留在了中國。
在這個階段，中國的權力競爭主要是由日本和蘇聯在推動。直到歐洲戰爭爆發之前，莫斯科在對華援助上都非常慷慨，爲中國提供了兩年期限的上千架飛機、兩千名飛行員以及500名軍事顧問。從1939年9月開始這些援助急劇下降。
日軍對重慶大規模襲擊的初衷是打擊人們的士氣，使其與國民政府及其對手都反目成仇。日本和其德國顧問好像都沒有意識到，空襲殘殺了重慶大量平民，整個戰爭過程中在其他地方也在以較小規模重複着重慶的遭遇，這樣的“遭遇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霍格在他的新聞報道以及家信中都寫道：對平民的轟炸增強了‘抗戰到底’的情緒。”
重慶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從人們對於轟炸的反抗來獲取重要問題的答案。從海濱地區逃難至此的難民可以再次容忍槍火中的生活嗎？他們會對國民政府保持忠誠，還是轉而支持南京日本傀儡政權？人們真的會繼續努力重建支離破碎的工業基地？陝西的農民團體會接受國民政府退回古都帶來的死亡及破壞嗎？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確定無疑的。政府邀請了許多美國名人來到這個被圍困的首府，來將信息擴大。戰爭年代來到重慶的名作家和名記者中，聲威最大的當屬歐內斯特·海明威，他和他的夫人瑪莎·蓋爾霍恩與國民黨指揮官一起進行了爲期兩週的前線訪問。他們在1941年4月的時候搭乘DC3飛機到達重慶，在長江沙洲的一個臨時飛機跑道上降落。飛機上沒有其他乘客，但是飛機帶來了價值數千萬的新印發的中國鈔票。爲了在不用提高稅率的基礎上滿足戰時支出，政府在香港印刷貨幣。在整個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都如法炮製，結果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摧毀了國民經濟，也部分導致了蔣介石政府1949年的垮臺。
重慶的沙洲機場是城市生活的適當開始。海明威夫婦被政府官員特許了VIP待遇，在碎石和老鼠之中度過了3個星期。對於他們來說這段經歷並不開心。蓋爾霍恩雖然是著名的戰地記者，但是非常挑剔。她無論到哪，都爲當地的衛生設施（或者爲當地沒有衛生設施）感到驚駭。她爲《克利爾》雜誌寫了6篇報道，其中包括爲宋美齡寫的一篇光輝四射的個人報道，而她在日後將會爲這篇報道悔之莫極。海明威後來告訴作者及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說，他“最終從對於中國人死亡的恐懼之中恢復”，對於他的訪問提及甚少。他最爲關心的事情就是喝到像樣的酒。他去過的所有酒吧，其中包括了美國使館，提供的酒他稱之爲“蛇酒”。他後來發現，一位駐紮在河中炮艦上的美國海軍上尉在一次拍賣之中贏得了兩箱威士忌。海明威出高價購買這兩箱酒。經過了大量磋商，上尉威廉·李德出售了6瓶酒，以此換來6次寫作課。彼得·莫雷拉在他的書《歐內斯特·海明威在中國前線》中宣稱海明威事實上是美國財政部的間諜，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對於政府和威脅做出獨立的判斷。
日本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轟炸計劃如此無用。珍珠港事件以及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戰機再三轟炸西部以及西北農村地區的無關緊要的目標。人力和軍需品的消耗與效果完全不成比例，結果經常引人發笑。在襲擊背後是時鐘計劃，這意味着在好的天氣，同樣的飛機將會在每天同一時間在同一目標上空出現。
霍格經常在河南中部城市南陽往西25英里的鎮平縣工作。這個縣城是個交叉口，有公路向北到達洛陽，向西到達西安，向南到達漢水流域，向東是日本的封鎖線。這裡經常遭到空襲，時間也非常規則，以至於霍格爲此製作了移動桌子，每天清晨5：30天空晴朗之時他就把這些桌子移出來放到一堆柳樹下。
一天上午霍格及其同事正在樹下辛勤工作，一架飛機照常開過來。他們坐在那裡，觀看了這已近乎慣例的行動：
……它向下俯衝，恐怖的吼叫着，機關槍的聲音斷斷續續。第二次俯衝的時候飛行員在我們面前投擲了一枚小炸彈，我們可以看到他探身出來觀看自己的傑作。在過去，在納粹之前，英國皇家空軍的戰士們常常向住在亨頓飛機場矮灌木叢小屋裡的“土著”示威。我想，我們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土著”吧。他再次俯衝，結束了機槍掃射之時，一個農民的農舍已經着火，大量棉花被燒掉，3頭騾子、4個趕騾人死去。
1939年5月的災難性空襲之後，中國人開發了一套精細的早期預警系統，這一系統成功地降低了人員傷亡。日軍陣地以及空軍基地附近的中國特務使用野戰無線電、無線電中繼站網絡來將襲擊飛機的規模和方位反射給重慶總部。控制室也會識別出相似的目標，並將信息傳遞給轟炸機飛行路線上的城市和村莊。大部分對於中國首都的襲擊從漢口出發，轟炸機要進行3個小時左右的飛行。城市周邊的山脈上樹立了大欄杆，上面掛着許多紙燈籠。這些燈籠發着白光，和城市的警報一起向人們告知飛機一個小時後就會抵達。襲擊迫近的時候燈籠變成紅色。燈籠熄滅的時候，平民們知道該到防空壕中躲避了。擴音器被用來在較大城市傳遞警報，而在一些小村莊，寺廟的鐘鼓被用來傳遞警報。
隨着國民政府的到來，重慶的外國企業和外交團體急劇增加，在空襲中他們大部分安然無恙。從前的通商口岸位於河對面的南岸，其寬闊大街的兩邊是他們曾經高貴典雅的房子。因爲美國使館位於南岸，英美法的炮艇都停泊於此。日軍認爲此處屬於中立區域，故不對此進行轟炸。位於左岸的英國使館由令人敬畏的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領導，仍然處於危險之中。
在總數大約3000多人的外國人中，一半人居住在逐漸失去殖民光芒的南岸，在襲擊期間會有其他外國人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是他們在大規模襲擊中並非總是袖手旁觀。西方醫護人員、外交人員的行動彰顯了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英國大使及其團隊在救濟工作中表現卓越，克拉克·科爾絲毫不掩飾其對侵略者的痛恨。一次襲擊過後，有人看見他在英國大使館的廢墟中踱步，面容蒼白，頭髮稀少，身穿寬鬆舊法蘭絨衣服，仇恨地朝一個假想的日本空軍戰士揮動棍棒。一位目擊者說：“我從未在別人臉上看到過那種仇恨和恐怖混雜的神情。”反覆轟炸沒有改變外國人對於租界機構——俱樂部的依戀。長長的柚木吧檯，毀壞的網球場，磨損的檯球桌，俱樂部是重慶外國人社交生活的中心。老服務員供應飲料，圖書室的桌子上躺着同樣古舊的雜誌。一位作家這樣描述道：這裡是“小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生活的傷感遺產。這裡仍然禁止中國人成爲會員，並且拒絕他們入內。”在這裡，空襲之間，霍格與傳教士、外交官、新聞記者這個奇怪的組合打網球，牛津的老朋友也出現了。就像曾經的漢口一樣，重慶現在變成了來到***的一個不能不到的訪問之地。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書”職權之內，與工業合作運動高級官員進行了40分鐘的談話。他彙報了合作運動的進展、其對於資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國公衆心目中地位的計劃。他說的是普通話，帶着濃重的北方口音。他雖然說得也並不流利，但是他對於語言的把握能力給聽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合作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路易·艾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