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將會計偷竊學校資金的高明手段視爲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現。可能事實確實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寬恕有點自負狹隘的味道，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歡的一面，遺傳自他的母親，偶爾在他們之間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爲在他的家信中，他對於自己對會計的處理自我辯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飄忽不定，人們每天在變，金錢、價格在變——那麼道德呢？應該有一種東西能使每個人保持自己內心的信條，不管他人作何評論。
從那時開始他和孩子們自己計算賬目。學校出售給合作組織毯子、鞋和紙時有一些盈利，這個時候他們就進行很多的慶祝活動。
霍格試圖提高老師們的道德標準，改變他們的教育保守主義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政府官員對於工業合作整個概念的全盤攻擊。美國新聞記者們爲成百上千箇中國村莊的工業革命而歡呼，認爲這勾畫着未來的藍圖，中國官員卻在使用媒體譴責遷移到農村地區的小型工業，認爲這在戰爭時代不合時宜。霍格覺得非常諷刺。他生硬地說：“如果工業真的只是戰爭的權宜之計，那麼爲了國家的未來訓練合作運動的先行者就毫無意義。”
從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兩年半以來，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窯洞裡，俯視着雙石鋪。他向自己的母親解釋說，一半是窯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擴建了，用木框做了一個大窗戶，玻璃的部分用紙代替。沒有一個人可以真的看見外面，但是至少可以進些許光亮。一年之後終於從西安來了一件奢侈的窯洞傢俱：一塊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戶形成了。
窗戶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窯洞生活的大問題：跳蚤。跳蚤是整個學校的問題。孩子們已經被教會了去河邊沖洗，然後仔細篩查驅除蝨子，但是跳蚤又與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戰大約持續了一年：窯洞的地板鋪上了石灰，學校的兩隻小狗洗澡並被消毒；小雞們被殺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幾罐基廷殺蟲粉是從遙遠城市的朋友處蒐集來的，卻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夠下次再來。學校請來一位大學化學專家來給建議，專家說跳蚤們無法忍受食鹽。於是學校從當地市場買來數百磅食鹽，用腳把食鹽鋪滿了窯洞地面。偶爾到訪學校進行醫務治療的當地農民看到如此浪費的情形感到驚駭。他們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將辣椒作爲鹽的替代品，以至於得了地方性甲狀腺腫。
窯洞的一半是炕，作爲老鼠的天堂，炕最終壞掉，碎石塊鋪滿菜園子。同時霍格和他的學生們發明了自己的蒸汽殺菌池，他們洗澡前把衣服丟進去。跳蚤開始漸漸消失。
但是老鼠還在。它們開始喜歡上了用來往窯洞頂糊紙的麪粉做的漿糊，晚上的時候它們就會到處亂跑，噬咬紙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歡新奇的點子，於是決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圍剪出漂亮的形狀，並在它們外圍塗上紅色塗料來增加效果。這種窯洞裡的很具美感的裝飾印證了雙石鋪大衆的看法：他們門口的洋鬼子瘋得不輕。
其他的窯洞裝飾品就是釘在牆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訪問者，他們逐漸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盧斯和他打扮入時的妻子克萊爾·布斯·盧斯在寶雞一個合作毛衣製造廠的合照，美麗的尼姆·韋爾斯即海倫·斯諾的半身照，艾達·普魯伊特與一羣美籍華人工程師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長書房從不存在，霍格就在窯洞裡睡覺、生活、工作、寫信、接待訪客。石灰牆邊的窗前有一張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窯洞的牆壁上鑿出大教堂窗戶形狀的佛龕，在每個佛龕中，霍格都放入“馬可·波羅不知名的同時代人”的有鬍鬚的塑像，這些塑像是在洛陽挖掘出護城河時出土的。無論這些同時代的人姓甚名誰，他們確實吸引了很多傳教士來到這個窯洞，許多傳教士留下來，喃喃自語着進行這種異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這個只有35名學生的學校，1942年秋天學生人數增加到60。這個學校再次成功啓動的消息傳到了合作組織的廣闊地帶，他們開始主動將自己年輕聰敏的成員送到雙石鋪學習行業技能。霍格的學生們在磨練他們的機械技術的同時，雙石鋪的培黎學校已經發展爲學校和培訓中心的綜合體。
1942年夏天，許多年齡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會成都的一個新工廠接受鍛鍊。他們秋天的時候歸來，帶回來一臺新機器的部件，在霍格的餘生中他爲了這些東西茶飯不思。
我們現在正開始在這裡裝配重要的機械，並把我們的孩子們從成都調回……這在學校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時刻。在學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們最好的學生塑造成形時，把他們送到成都，同時開始塑造下一批新人，這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現在我們的新學生得到了良好的培養，同時老學生也回到了學校，學校整體感覺非常強大。
重要的新機械是高什紡花機，用來生產羊毛和棉線。它原產印度，用板條箱經由滇緬公路運到中國。這臺龐大的裝置超過兩噸重，學校車間無法容納，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計劃通過水車來發電。他找來一羣難民從主流引出一條溝渠，來爲車輪提供足夠的水流。這是一個技術難題，但是霍格和其團隊最終使得通過用水力發電使機器正常運轉了，從此這臺機器就可以生產出和城市工廠相媲美的紡織品——至少他是這麼宣稱的。但是機器剛剛開始運作沒多久，洪水來襲，將其毀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終報告說，機器重新投入使用，爲合作組織造福。
除了學生們之間的宗派鬥爭，以及學校對於新員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長面對的最初問題是錢和食物。重慶工業合作總部將學校撥款寄到寶雞的地方工業合作總部。從那裡拿錢總是噩夢一場。1942年夏天，霍格有時不得不騎60英里的自行車穿越秦嶺到達寶雞，爲了學校的撥款苦苦懇求、苦苦爭取，然後再在當天騎車回去。經過兩個城鎮之間的通道時，他扶在卡車的後面，這樣他就可以在當天回來。返程的時候一般是在晚上。有兩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邊的強盜，但是他最終還是騎着車甩掉了他們。
金錢如此短缺，以至於學校經常要向當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們只會賒所有學生各吃一頓的量，就這樣數個月學校都處於僅能餬口的狀態。饑荒迫在眼前。離學校不遠的地方，價格控制已經被用在樹根和樹皮之上，人們只有這些可以售賣，只有這些可以爲食。
霍格經營的底線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資源，學校才能存活。這些資源中包括涌入這個窮鄉僻壤的難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使得大片農村地區無法居住。這一活動從1942年開始在根據地施行，12個月內將控制下的人口總數從4000萬減少到2500萬。日本這一戰術是毗鄰的河南省饑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萬名難民都在學校所居河岸的對面安營紮寨。
霍格從難民中招募了勞工來爲他的水車挖掘河槽之後，他又把他們送到山上工作，把一個廢棄的石灰窯重建，砍伐剩下的少量木材，沿着河岸種植菜地。其中一些難民是泥瓦匠，霍格利用他們的技術製造石錘，用來從乾燥的泥漿中將磚塊敲擊出來。
霍格27歲的時候就當上了校長，一所按照當時中國的混亂標準隱含着巨大問題的學校。但是他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並迎頭解決。就好像他此前人生中的所有歷練都是爲了他訓練、教育、培育不受規矩的中國戰爭孤兒而作準備的。
他的熱情、與孩子們打成一片的能力不用說，他還具備一種高尚品性，多年之後仍然健在的、當年的孩子們仍然記得：他從自己做的每件事情中都能獲得很大的樂趣。他很開心，很享受，他將那種享受感傳遞給周圍所有的人。1942年的一封信總結了他的心情。
親愛的媽媽：
今天我很開心。天氣晴朗，河水衝擊着即將建成大橋的混凝土樁，玉米越長越高，但是還沒有變成金黃色，我們的桃樹結滿了直徑2釐米的小小綠色果實，除了這些我仍然感到開心——這可能意味着我是從心底裡高興吧！這可能跟月亮的狀態有關，抑或沒有……我早餐喝豆奶的時候加入了一些咖啡，心情好可能與此有關吧！消化不好了——這是自從3周之前的瘧疾以來的第一次——一定與好心情相關；消化不良昨天晚上神奇消失。之前我勉強拖着汩汩作響、不斷抽搐的胃向上遊走了兩英里，及時趕到食堂，坐下來吃了一頓戶外晚餐：自己釣的魚、家裡種的馬鈴薯，還有一種瓜。
在這封信中，食物是不斷出現的主題。在英國，食物已經使用配額制，除了富人和兒童（後者吃鱈魚肝油、喝橘子汁，生活得很舒適）之外所有人的飲食已經減少，他的家人讀到學校廚房爲孩子們和校長提供瞭如此多樣的飲食，一定會覺得非常誘人的吧！
這些日子吃得很好。菜園子裡的西紅柿長勢旺盛。使館朋友送來的鹹牛肉還沒有吃完。剛從一位即將退休的傳教士處購得一臺餅乾機。今天餅乾機投入使用了，蛋白被作爲發酵物分開壓榨。現在是馬鈴薯的時令。豆漿通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西藏邊界地區的蜂蜜純粹透明，比當地牌子的好吃多了，後者經常有麥芽味，我的意思是摻有次品，我怎麼能這麼笨。
1942年，在一封家信中，霍格寫到他對於溼腳問題的觀察，這表明他在中國的偏僻角落生活得非常愜意。
我很胖，很壯，很開心。只有那些試圖像外國人一樣生活的人才會覺得生活困難，這是一個值得人們注意和記住的事實。比如說溼腳。公路是溼的，小徑是泥濘的，沒有出租車，沒有公共汽車，沒有體面的鞋子，沒有膠鞋，回到家之後沒有地方可以晾鞋。你怎麼辦？嘗試你所能找到的所有東西，並擔心“英格蘭不會是這樣？”不對……買一雙能抓泥的布鞋，不穿襪子，走出去，去踩你能看見的所有水坑。用可愛的淤泥覆蓋住你的腳，玩個痛快……這是最健康、最美妙的。
這個月的晚些時候，他位於赫特福德郡的家人接到了戰時中國生活的描述，這與英國的戰爭生活相比真像是田園牧歌般的生活。
留聲機交替播放着《萬福瑪麗亞》、《騎士》以及冷流衛隊樂隊的一些歌曲……我們的母雞馬上就是第21天孵蛋了，它絕望地對着擺放在面前的食品咯咯直叫……一羣小男孩學習跟着中國民歌的曲調跳蘇格蘭高地舞，兩隻小狗滾來滾去，對着對方身上的跳蚤狂吠，有人在挖蔬菜……這一切都酷似家鄉。這裡比不上威弗林，但是仍然是一個家啊。沒有女人，所以一切都有些零亂。
瘧疾捲土重來，但是霍格發現這一疾病的週期性侵襲很有意思，於是做了如下描述：
首先是手指關節疼痛，食量增多，然後脊骨開始顫抖。這個時間我總是會感到充滿冒險精神，就像在火車站等待一位好友……有一次，我在機械修理店，脊骨開始顫抖。這是一個熾熱的夏日，人們在鍊鐵。我儘可能地靠近火爐，這樣火光可以照在我的背上，可我還是冷得發抖！當然，真正開始顫抖的時候就不再好玩了。那個時候人就開始想家。
中國實在算不上是個好地方。無論如何我已經在此7年了。生活很有趣味，但是我不指望有所成就。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我們。
霍格的瘧疾最嚴重時，他就會在昏迷中幻想着回到英格蘭的舒適和安逸：“週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麥片，在收音機前讀書，從媽媽的臥室看一輪圓月……渴望回到家鄉。再也不來中國。”但是一旦他好起來，他就轉變主意：“或許沒有必要馬上就回去”。爲了使他的父母安心，他補充說：“你們不要把我當成一個瘧疾病人。我只是一年得一次，並且很快就能康復。瘧疾容易反覆。”
在幕後，路易·艾黎爲了支持學校而努力着，並將聯合政府雙方錯綜複雜、敵對的政治關係告訴霍格。雖然他不教書，但是他經常待在雙石鋪的學校窯洞中，與孩子們共度時光。
男孩子們讀着圖書雜誌，不停地朝艾黎發問。男孩子們擺弄留聲機，唱得跑了調。男孩子們用他的肩膀跳馬，或是被他顛倒着抓起來。他給男孩子們灌腸劑，給他們的疥瘡塗抹硫磺藥膏。男孩子們站在銅盆裡，把肥皂水弄得四處飛濺。男孩子們連內褲都不穿，靠着火爐相互敬酒（艾黎下部的傷疤表明他自己也沉浸於這種娛樂之中）。男孩子們抓艾黎腿上的毛，或是用手指摩挲他的大鼻子。艾黎說：“男孩子們在哪都一樣。他們要是在新西蘭該有多麼開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