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霍格離開漢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車，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去向。國民政府早前下達了禁止任何西方國家記者採訪延安根據地的禁令，對違反此規定的記者將撤回委任書。爲美國幾家大報社工作的記者可以無所顧忌，但大多數記者還是遵守了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約記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兩天以後，火車把他帶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牆見證了這座古代都城在過去兩千多年裡的動盪與興衰。西安的城牆據說修建時寬可容納三輛牛車，高可達十人的高度。當日軍加強對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進行空襲時，這些城牆再一次成爲這個城市第一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在這些堡壘下面，陰暗、潮溼、老鼠亂躥的地窖成爲了人們躲避日軍瘋狂轟炸的唯一避難所。每天晚上，成千上萬的人擠在這些地下防空洞避難，聽着炸彈爆炸聲，等着警報解除的信號。兩年以後，世界另一端一個曾經有城牆的古老城市的人們也遭受了同樣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尋求避難。
從西安出發北上，一輛紅十字會的卡車載着霍格駛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貨物和行李中間的乘客包括一對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兩個年輕女難民和一隊紅十字會護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對中國青年巨大的號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這些年輕人眼睛裡閃爍着信念的光輝，散發着一股救國救民的熱情。霍格那時候漢語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夠讓他認識到這羣年輕人奔赴延安，爲的是拯救國家，他們的心中充滿了理想。
這次旅途爲霍格在《曼徹斯特衛報》那個月月末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養自己作爲一個作家觀察背景所應具有的獨特視角，主要體現在他下面這段對鄉村的描述中：
我們走過了一個滿是墳包的曠野。後來我們的卡車到達了山區，每爬一個山坡都是一次冒險，卡車緩慢地前進着，後輪胎的軸承被壓得嘎吱嘎吱響。輪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線、綠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莊稼地、整齊規則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給人一種黃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對稱的感覺。
到第三天下午，車輪胎磨破了，司機放棄了努力。車上的人們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條擁擠的小路上開始了剩餘50英里的步行。一隊隊的軍用卡車來來往往，揚起了一片塵土。護送的騾車載着從當地蒐集來的物品比如火柴開往西安。還有幾百輛的手推車，在一擔擔麪粉、蔬菜的重壓下咯吱咯吱地響着，他們都去往延安。
在這條塵土飛揚的路上，不斷有新的八路軍志願者加入這幾千人的學生隊伍前往延安根據地。這羣年輕的志願兵身無分文，許多人隨身所帶的僅有一支牙刷、一個鐵杯子和一條毛巾。他們的目標是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爲夢想破滅的中國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時期在的一生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央在延安的這13年成就了中國一代偉大領袖——。
出身富農家庭，因此家裡可以供他讀書。1911年春，17歲的來到省會長沙，當時共和主義風潮正刮遍中國。多年以後，始於這個城市的政治道路讓他有機會見到陳獨秀，一個激進的知識分子領袖。陳教授給了他的年輕仰慕者一個在長沙推廣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工作機會。很樂意地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愛讀書，早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過6個月的管理員。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使得中國20年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越來越感興趣。凡爾賽和會中，控制和會的列強決定把戰前由德國掌握的膠州灣及其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一不平等條約激起了中國民衆的憤怒，引發了北京轟轟烈烈的***，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民族主義，這一曾經在19世紀鼓舞並震撼了歐洲大陸的理想，在20世紀初來到了中國並得到了擁護。1919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把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解救出來作爲他們的偉大使命。對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來說，中國進行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當時中國正陷入軍閥混戰的泥沼。絕大多數的權力之爭不是光明正大的敵對，而是打政治太極拳。然而事實是中央集權的最後一點餘跡隨着滿清政府1912年的垮臺而煙消雲散了。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結果也只是曇花一現，沒能實現它的統治。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和日本緊緊抓住他們在中國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國的廣大農民依舊生活在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來的許多思潮和觀念的鼓舞啓發下，就中國的出路問題上出現了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由孫甲山領導的國民黨最終所接受的實用主義漸進的模式和中國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陳獨秀領導的八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成立的目標是要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帶到中國，蘇聯政府在中國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以後許多年間也一直是它的影響力量和資金來源。1921年13名黨員參加了中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其中一員。參加大會的蘇聯代表堅持要讓中國成爲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這一建議遭到了中國代表們的強烈反對。與蘇共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縫，最終在20世紀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全國形勢開始朝着有利於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發展。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當時弱小的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於1925年病逝，沒能完成結束軍閥混戰，統一中國的大業。他的遺志和國民黨的領導權落到了蔣介石，當時廣州黃埔軍校校長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蔣介石對發動閃電襲擊，當他奪取了中國南部省市的控制權後，國共決裂了。隨後北閥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控制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爲北平。
蔣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漸穩固，他開始打擊的活動。國民黨1930年發起猛烈攻擊，四年內將圍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個根據地。瑞金是“紅色政權”所在地。從這裡黨控制着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三萬平方英里的範圍。1933-1934年國民黨的最後一擊使“紅色政權”和處於潰敗的邊緣。1934年10月8萬名紅軍戰士開始了萬里長征。最初的目標是在中俄邊界尋求安全之地。
在長征的開始階段，毛遭到了排擠。他曾被黨內親蘇派軟禁了好幾個星期。在長征的過程中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逐漸確立了。在長征中，他創造了一個政治神話，日後他成爲了駕馭中國政治航船的偉大掌舵者。
疾病、飢餓、國民黨軍隊和當地軍閥的圍追堵截使得紅軍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擊。當他們到達中國西北部的陝西時，僅剩下了8000人。這8000人成爲了日後和朱德總司令重建的核心隊伍。執政後，長征中的很多老戰士成爲了中國內的核心力量。
紅軍長征是取得中國內戰最終勝利的重要環節之一。另外就是開始於1937年8月的抗日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不僅使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棄對元氣大傷的的最後打擊，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敵人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
作爲合作的一部分，國民黨承認對西北一片13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權。1935年，來到延安，這個只有8千人口的小鎮成爲了紅軍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國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層高的寶塔高高聳立，在城中心還有一座西班牙聖芳濟修會的教堂。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當地的領導接管了。
這個地區曾經發現有石油，但當搬來以後，石油開採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爲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根據地，使他們避開了敵人主要的戰場，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轟。再加上移居進來的大量人口給當地百姓居住了好幾個世紀的黃土巖洞帶來了巨大的損害。這座四面環山，中間橫跨一條小河的古城便成爲了中國革命的中心。
和長征中倖存下來的8千紅軍到達延安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完全掌握了黨內最高領導權。長征途中，他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認並與他的緊密擁護者周恩來一起取得了三人軍事小組的控制權。對於軍隊的領導權是領導革命的關鍵。在延安，重組了黨組織並建立了新的社會、政治制度。
延安時期也是重要的思考時期。他改變了蘇聯“以城市爲中心”的馬列主義革命模式，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尤其是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實踐相結合。這意味着黨把“農民激進主義”作爲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論包括減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是最早認識到媒體的政治作用的領導人之一。的記者們受邀請來到黨的新總部，採訪本人或其他黨內高級領導人。爲了維護黨的形象，保持黨的作風，個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領導人，也嚴於律己，過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樣的艱苦生活。
延安時期也使建立起他自己的軍隊力量。八路軍四散在華北地區，許多游擊隊都在日軍東部的後方作戰。朱德和聶榮臻率領的八路軍與延安總部保持着無線電通訊，頻頻突破日軍的防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對於在20年代戰亂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慮到國民黨和行事上的天壤之別，蔣介石的陰險狡詐和的光明磊落，漢口的貧窮、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氣象，這一點也就不足爲奇了。
國民黨是被大地主、大軍閥和資本家控制的政黨。大多數外國記者都發現蔣介石的政府極其。國民政府內從高級部門到地方政府，欺詐和辦事不力隨處可見。蔣介石部下的軍官對待下屬大都冷酷無情，對新兵尤其如此，僅僅把他們當成軍隊裡的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