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棒子這忙的不可開交的時候，由於洪梅沒在跟前，行署的工作他也分擔着，這才發現行署根據去年從晉察冀邊區下發的文件精神，派出了十多支工作隊，少的三五人，多的十來人，深入到山區的村莊裡搞土地改革去了。
這倒不是什麼新鮮事，自打37年八路軍來到這晉察冀，就試點性的搞了一些農村的土地改革，但主要還是爲了同農村的各個階層都搞好關係，能站住腳徵上糧食來。
但楊棒子發現行署裡留下的關於這次土地改革的一些文件，不大對勁呢，文件裡出現了要依靠廣大的貧農和貧僱農，重新劃分農村土地的所有形式這樣的詞句，這麼一細琢磨，壞了！這是要把地主的土地給分掉啊！
結果還真就傳來了不好的消息，有幾個村打死了人，有地主和富農對工作隊的工作方式不滿，反對無償分掉自己的土地，被工作隊打死。還有的村由工作隊成立的農會也出現了私刑逼死地主和富農的事情。
其實，兩年前就試過一次的晉察冀土改開始，楊棒子最初和許多人一樣，都想不通：解放區根據地，就是抗戰時期的八路軍的老窩，一直在我黨領導下。既然那些地主和富農和村幹部們一直在你的領導下，爲你捐錢捐物，響應你減租減息，支持你抗日打鬼子，那麼在土改運動中，你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直接分給農民。
你用暴力手段對付那些抗戰期間曾經當過漢奸、依附於日寇政權的地富分子。尚說得過去。對付那些手上有血債的土豪劣紳。完全合適。可你爲什麼還要用暴力的手段。用吊打、批鬥、侮辱、關押、甚至殺害的手段，對付那些曾經積極依附於你，子女也在你的隊伍中患難與共的地富分子。從道理上、人情上都說不過去。你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就爲了地主家裡比普通農民多的那幾鬥糧食嗎？
這也是土改運動開始後，許多參加到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最想不通的一個問題。當年，我黨在發動土改運動的同時，在革命隊伍中開展“三查三整”運動，其主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對土改運動的認識問題。
其實。細究起來，這有點邏輯學上偷換概念的問題。人家並不是對你發動的土改運動有不同看法，任何人，只要稍有社會進步意識和平等意識的頭腦，都會積極支持你發動土改運動。
人家有看法的，是你在土改運動中主張對一切地富人員施加暴力手段的問題。是對你的隨意打人、殺人、關押看不過去。你有意歪曲了這一點，凡對此土改運動中出現的暴力手段有看法者，便是反對土改，反對我黨政策，要受到組織處理。
沒有人反對土改。他們反對的只是土改運動中出現的暴力手段。或者用今天時髦的話說：他們反對的，只是土改運動中出現的不和諧因素。
因爲。當年我黨提出的對地主富農殘酷鬥爭方式的土改政策，嚴重違背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基本現實。
中國數千年來，以儒家文化爲主的傳統文化的基礎在農村，其代表人就是地主階級。像任何羣體中都有壞人一樣，地主階級是一個複雜龐大的社會羣體，是由各種具體的人組成的。地主中也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
其中相當多數的地主，受到中國上千年來傳統禮儀文化的影響，“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都受着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儒家教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載體和道德文化的載體。每當國破、民族危亡受難之際，地主階級並不能獨善其身得以倖免，他們也會像整個中華民族一樣成爲受難者中的一員。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黨出於奪取全國政權和掌握全國政權的需要，在文學上塑造了周扒皮、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這些地主階級的典型人物。這種“來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的文學創造，只是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集所有壞地主之大成塑造出來的藝術典型。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惡霸地主不是沒有，但是極其少見的。
那時候，農村中的地主大多是世代農耕的“土財主”，他們家沒有做官的，也沒有在城鎮開“大買賣”的，沒有什麼“靠山”。他們因爲在大部分文盲的中國農村中有文化，有更多的經濟謀生手段，所以累積下來的土地財產會多一些，生活過的比一般貧窮的農民要好一些。
上千年來，由於家傳或家學淵源，這些地主們的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文化基礎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道德素質也較高的社會羣體。大多數的地主講忠孝廉潔、禮儀廉恥，他們憐貧恤老、濟困扶危、助教興學、修橋補路、興修水利；他們維護鄉里、熱心公益、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災年，他們救災賑災，辦粥場，免費供窮人吃；逢外敵入侵，他們甚至會寧爲玉碎、舉家興兵，以氣節自律終身而無退悔之意。
自1921年我黨誕生的那一天起，有文化的地主階級爲這個當時還號稱“無產階級的黨”貢獻了不知多少自己的兒女。我黨紅軍中最高領導階層的絕大部分，都是由這個地主階級的子女所聚成的。
日本鬼子發動侵華戰爭，無數中國南北的地主階級變賣土地財產，支援抗戰。並且爲保衛民族利益的抗日戰爭送去了無數寶貴的兒女。他們有多少人投筆從戎，走向抗日前線殺身成仁，你數都數不清。
所以，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中國農村的地主階級不僅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犧牲者之一，那些站在我黨一邊、居住在抗日根據地中的無數地主階層，也是日本鬼子侵華戰爭爆發後鬼子和漢奸要堅決要打擊的敵人之一，也是日本鬼子軍隊入侵根據地的受害者。這個原因不難理喻：因爲他們用財力支持了我黨一方，還將自己的大批子女送到我黨的隊伍裡與鬼子作對。
現在，抗戰到了比較艱難的時期，爲了穩固根據地內農民對我黨的擁護，就要對這些一貫支持過你的農村富裕階層下毒手，來換取那些相對貧窮階層的兵源支持。這樣做，於理於道義都說不通。說不通也要實行，實行的就是暴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受到上千年來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擡頭三尺有神靈”在時刻注視着你，絕大多數農民都老實本分，不願獲取不義之財。對自己多年來的“東家”、對自己比較富裕的“鄉鄰”，現在要驟然翻臉奪人家家產，人家活好好的，你憑什麼當人家面，奪人家財產？不怕老天報復你嗎？所以理念上一時轉不過彎來，下不去手。
現在，土改運動中出現的暴力場面，就是幫助一向老實巴交的農民“下去手的”。殺了你人，滅了你口，我拿你的財產就心安理得，不怕有報復一說了。土改暴力，殺地主，相當林教頭上水泊梁山後要交納的“投名狀”，先殺掉一個無辜的路人，好絕去你的後路。死心塌地爲山寨效力。現在，無數地富的鮮血性命，成爲土改翻身農民走進我黨軍隊的“投名狀”。
土改運動中暴力現象的出現，是人性中善良一面被消滅的開始。以後在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土改中更加鮮明地體現着人性暴力的一面。
說到這，別看楊棒子自己就是個貧苦的農民出身，他也不同意對待這些地主和富農是強制的手段去奪走他們的土地和糧食。
所以楊棒子在接到幾個地方上報的土改問題報告後，也沒和洪梅商量，就直接用分區和行署的名義下令，停止這種試點性的土改，他還讓老馮出面帶領工作組下去，到這幾個出現問題的村鎮去，把土改工作隊造成的不良影響想辦法挽回來。
可惜，人還是被逼死了，財產還是被分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一分區那邊有幾個家在十一分區的幹部和戰士，聽說家裡人被土改工作隊殺了，房子和地都被分了，一怒之下投了鬼子當了漢奸了！
此事也驚動了晉察冀邊區，因爲不光是十一分區出現了這種問題，好幾個搞土改試點的分區也出現了這種暴力衝突，所以邊區和北方局經過開會研究，認爲土改工作目前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還不是改變農村的土地結構，而是怎麼樣讓地富多出糧貧農多有田的問題。
依據這個精神，由邊區政府下發了新的土地改革實施細則，這纔算是把這場差不點掀起農村風暴的土改試點給拉到了正確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