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當時的一分區鋤奸委員會在楊司令主持下開會做出決定，放出被關押審查的楊浩。並將這一決定上報到晉察冀軍區鋤奸部。這個小子在背後對新上任的鋤奸科長楊德才（老科長羅文坊，剛調到冀中軍區任鋤奸部部長）說：“科長，這個人不能放。他記性極好，又會玩槍，他將來找上門來報復咱們怎麼辦？”
沒想到差不點被隔離審查又槍斃的主沒有背叛八路軍，鋤奸科自己倒出了叛徒了。
抗戰不是天天打仗殺鬼子就一下子過去八年的，八年的時間裡無數發生的故事大部分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了，咱們把故事再回到1939年秋冬季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那一次戰鬥的最後關頭，八路軍爲加速全殲鬼子，在楊司令的大聲吆喝下，最後發動了肉搏戰進攻。楊浩揮舞着大刀衝了上去，砍向鬼子。
當時連高度近視眼的作家魏巍，從未參加過近戰肉搏，都端着步槍大喊着衝了上去。因爲當時確實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每一個人都退縮不得。打的疲憊不堪的鬼子又餓又累，已經沒有了還手的能力，只能做垂死的抵抗。高糧在那次戰鬥中負傷，被擡了下來，傷愈後到了戰線劇社，再沒有回到三團。
將近十年後，楊浩在華北步兵學校三查三整的“自查”收尾會上談起這次戰鬥，說那時他的心裡跟明鏡似的。有許多戰鬥，說“勇敢”，那只是一方面，人們往好了說的那一方面。其實有時候人們奮勇衝鋒殺敵，完全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或者說，是由特定的人、特定的環境所決定的。
那時剛恢復自由不久的楊浩，因“日本特務嫌疑”曾被關押審查，受到嚴刑拷問。他當時最急於要做的，就是要在戰鬥中洗刷清自己。摘掉“特嫌”的帽子。而且在那時，他不知道在背後誰是鋤奸科的“兼職”幹事，暗中監視着他。
一看他畏縮不前，能夠當場執行“戰場紀律”槍斃了他。那時候任何一個排長、連長、指導員的手中都有這個權限。所以明知前進是死、後退也是死，不如前進死，還落一個清白的名聲。
更何況，前進未必是死。死與活的可能各佔一半。既然如此，與其死在自己人手裡，還不如死在戰場上，死得其所。想到這裡。他揮舞着大刀就衝上去了。當然戰場表現比魏巍那個真正的書呆子要勇猛的多。
據說。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結束。將楊浩從一分區三團“外放”到平西根據地，參加挺進軍開辦的《挺進報》。調動的主要原因，平西挺進軍挺進報需要辦報的人才，需要他棄槍拿筆。這只是原因之一。
而據說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分區有人忌諱楊浩會記仇，怕有一天楊浩提着槍找上門來報復，所以將楊浩遠遠調離開一分區地盤。以後楊浩奉調回來，又要他棄筆拿槍，留在司令部系統，說明對他的防範心減小了。
好在由於當時駐地條件的限制，一個村子只能駐得下一個機構，司令部與政治部很少駐在一起。他們兩個機構的幹部不常見面。否則被毒打者和打人者經常見面，那將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李青川還說：“你記得前些天，敵工科長劉原亮，突然帶着幾個政治部的幹部來找咱們嗎？問了一通李鐵石的情況，平時都跟誰常交往？跟誰的關係最好？問他劉原亮什麼原因？他還支支吾吾的不說實話。看來。當時把咱倆都當成嫌疑人了。“
“他李鐵石跑了，跑就跑了唄，有什麼可保密的？一分區跑的人多了，還在乎一個小參謀李鐵石？剛纔我氣鼓鼓的去找劉原亮，你小子拿我當可疑分子，老子要跟你算帳。結果劉原亮不在，碰上偵察股長韋統泰，那個山東人。”
“他跟我說，那次劉原亮來調查，是楊司令的吩咐，要查明兩件事，一是李鐵石几個分區機關幹部叛變，是不是這裡有敵人的特務組織策反的？二是李鐵石有沒有帶走什麼文件？調查的結果令人放心。李鐵石他們是受不了這個苦才跑掉的，跟我們並沒有血海深仇。楊司令當時說：跑就跑吧。強留客，留出仇，不如不留客。我們現在太窮了，留不住這樣的人。狗都不嫌家貧。他們連狗都不如。由他們去吧。”
接着跑掉的是分區機要科的電臺臺長劉長生，又一個經過長征得到組織上極度信任的紅軍幹部，而且掌握着許多一分區最機密的消息。
他是在大約立夏時候悄悄跑的，正是新糧還沒有下來，一分區由於斷糧，每人每天四兩黑豆玉米核糊糊，幸好野菜樹葉都下來了。他跟李鐵石他們結伴跑不一樣，他是自己一個人悄悄溜走的，臨走時還帶走了全晉察冀軍區的電臺密碼和聯絡呼號。
他也到了易縣縣城，投奔了趙玉昆。一分區所屬的各團也不時傳來消息，某個團的某個幹部或戰士悄悄跑了。有的是不辭而別，跑回自己家去了；還有的跑到了敵人那裡，叛變投敵當了漢奸。那時候，幾頓飽飯就可以引誘一個人叛變投敵，分區開始提倡“貧賤不能移”的氣節教育。
那個時候，一分區機關糧站，專門負責保管分區各部隊軍糧的地方，一個姓李的司務長因飢餓難忍，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五斤小米被查了出來。
五斤小米，一聽就知道，無非是飢餓得久了，饞糧食吃，自己給自己“改善”了一下。司務長被抓住後，悔恨交集，根據晉察冀軍區下達的“貪污五斤小米以上要被槍決”的指示，司務長自己要求執行槍斃。楊司令是“慈將”，考慮再三，終於網開一面，沒有槍斃司務長，從寬處理。
爲了搞活經濟，增加收入，一分區號召幹部們進行“生產自救”，每個幹部都要根據自己的特長選擇生產任務。分區機關各部門分別建起了自己的捲菸廠、中藥店、白鐵鋪、油漆店。造紙廠、織布廠。
李青川、楊浩的身體一直都還可以，還是沾光在吃食上，比別人要好一些。這時沾了常下部隊的光。抗戰年間，分區機關的幹部出門在外，也是要帶自己的糧票的，但這是吃地方上老鄉家或村政府的飯時才付。
到了部隊，尤其比較靈活的各地方支隊、縣大隊、游擊隊，都能混一頓飽飯吃。因爲這些地方部隊有自己不同於主力八路軍的糧食及肉菜來源。你到人家那裡去，指導人家訓練部隊，人家管你頓粗茶淡飯吃飽。也是人之常情。
楊浩還有一個有利的因素能爲自己調劑生活。就是靠寫文章來賺點稿費。抗戰年間的晉察冀。根據地的報刊雜誌爲了保證自己的稿件來源，對那些經常性的作者實行稿費制度。
稿酬雖不多，有時就是幾元錢，有時連錢都沒有。就是幾方聯郵票。從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郵票，被挺進報編輯部用來付給作者充當稿酬。是不是曾經在挺進報編輯部幹過的緣故？總之，那時候爲挺進報寫稿沒斷過稿費。
那個年月在晉察冀根據地，郵票也可以充作邊區票當貨幣使用。楊浩用自己的這些稿費，從老百姓那裡買了一羣雞仔，大約有十幾、二十來只，作爲自己的“生產自救”任務報了上去。隨着時間的發展，雞仔一天天長大，也開始一隻只失蹤。
到了最後。只剩下了最後的一隻雞，養在了楊浩、李振軍合住的那間房子裡。當然，這隻雞最後也難逃被偷吃掉的厄運。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區的幹部合併到一分區來的時候，這最後一隻雞也被半飢半飽的十分區的人給偷走吃掉了。
幾十年後。那個曾經偷雞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軍政委一級的幹部，但每當老幹部坐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是會津津樂道的談起偷雞吃的往事來。
楊浩清楚記得，楊司令在機關幹部生產自救會上特地宣佈：“年底，部隊每個生產組都要完成生產任務。完不成任務的，允許另想辦法。”
這個“另想辦法”十分重要。楊浩跟李青川一個生產組，這個訓練科生產組原本是養雞。結果都養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氣得李青川當街跳着腳罵。楊浩準備用稿費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內的大傢伙反對。
後來找到了解決的辦法。那時作戰科、偵察科、鋤奸科、敵工科幾個部門合夥，由司令部那個便衣偵察班帶領，與地方游擊隊合作，到敵佔區割電話線和其它敵人的軍用品，用來變賣或換東西代替。
楊浩找到他的好朋友，當時在三團偵察連當指導員兼武工隊隊長的王棟，從敵佔區搞東西來交上生產任務（什麼東西記不清了）。把李青川高興得哈哈大笑：“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樣了嗎？咱也都做上無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晉察冀整風，1948年初“三查三整”，楊浩被提意見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則，搞吃吃喝喝的朋友關係”。在楊浩老父親的筆記本上，常寫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楊浩從小離家，一直是受這個古往今來的名言來維持的。所以，他的錢包就是朋友的錢包。沾光的是他身邊幾乎所有的人。
48年，華北步兵學校搞“三查三整”，運動收尾，鄭旭煜最後總結時爲楊浩說了好話：“楊浩是從一分區過來的，我對他很瞭解。他有許多缺點，比如黨性不強，組織性不強等等。但他也有許多的長處，主要的一條就是不自私，從不吃獨食。在最困難的時候，即使身上有最後一點吃的，他也能拿出來和其他人分享。”
當然那時也有人不同意鄭旭煜的這個說法。有人在當面和背後說楊浩的壞話，說楊浩“與人分享”這是大少爺習氣，“只有柴大官人那樣的富家出身的子弟纔會有的怪毛病”，楊浩從小沒吃過苦，捱過餓：“餓上他幾年，讓他受窮，到那時，再看他還充什麼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區，有時，遇到老鄉家殺豬，楊浩的身上又有幾個錢的稿費收入，於是一些人會慫恿他，到殺豬的老鄉家裡。他們錢少，買不起許多肉，就買它一些價錢便宜很多的豬下水回來。然後找一個大鍋或鐵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後，招呼身邊的朋友熟人都聚過來，見者有份，大家都來改善一頓。連房東一家人也跟着沾點光。那時能有一頓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過節一樣高興。
楊浩的這個喜歡請客的習慣，一直持續到解放以後。進京城了，新中國建立，但那時還是實行的供給制，幹部們都窮吧吧的，手裡頭沒幾個閒錢。每逢楊浩拿到稿費，有什麼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鴨、紅燒肉或是什麼，哪怕就是個現在看來最普通不過的豬油蔥花餅，當年卻是非常稀罕之物，他還是沿用老的習慣，總要招呼：快打電話，問問xxx、xxx、xxx他們吃不吃？要是吃，都過來吃……
楊浩的新婚妻子聽了好笑：“你好好看看，你們都不是單身漢了，那些人現在也都一個個結婚成家了。你打電話要人家過來，人家的老婆怎麼辦？在家裡吃大竈？再說了，人家跑半個北京城就爲了到你這裡吃頓好飯？缺了你人家就吃不上好吃的了？”
楊浩一聽有道理，這個從抗戰時期形成的習慣漸漸才淡漠了。在當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可別小看了這幾角稿費，對改善生活不無小補。
大約在1958年，“華北軍區”改名爲“北京軍區”的時候，楊司令爲了搶救一分區史料，派北京軍區的幾個秀才魏巍、藺柳杞幾個人重返狼牙山地區，蒐集抗戰素材。魏巍回來說，抗戰過去了十幾年，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駐地的那些房東，早已忘記了自己的房客曾經有誰。唯獨楊浩住過的房東，還記得牢牢的，詢問：當年給我們家吃過幾次豬下水的大楊浩，在哪裡呢？
可見，沒有文化的老百姓，對“吃”的記憶是最真實的，也是最牢固的。
再多說一句。風水輪流轉。抗戰勝利的半個多世紀之後，就像一分區八路軍曾經賴以爲生的野菜、粗糧、黑豆成爲當今最佳的健康食品一樣，豬下水的價格也遠遠超過了豬肉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