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邪是誰說的?咱不去管他,總之,說的都在理,的確是那麼回事。
咱們前面講的“抗大幹部”、“遊雜幹部”、“教導隊幹部”等等,都是當年流傳的一種習慣性稱謂,楊成武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重談當年的這釁謂,說明這些習慣性稱謂的影響深遠。
但這釁謂是不是代表了當年的一個個小山頭?不是,這只是說明一些幹部的出身背景,不具有小山頭的特徵。抗戰時期,這些幹部只有依附於“紅軍幹部”才具有存在的意義。更何況,“遊雜幹部”本身就帶有貶義。
但實事求是地說,八路軍裡確實有“幫派團夥”,即“山頭”的存在,這是毫無疑義的。帶有封建性質和色彩的中國,“幫派”絕對是中國的特色。
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走到哪裡,就會把這個“幫派”現象帶到哪裡。所以,凡有中國人的地方,不管你是還是國民黨,幫派團夥是免不了的。關鍵是你加入不加入,或者加入到哪一幫?
兩千多年前,孔老夫子曾提出“君子不黨”的超脫想法,但在一個具體的社會裡,這個脫離實際的思想很難實行。所以氣得孔老夫子說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樣無奈的話來,差點出國做了訪問學者。
自古以來,從過去的農民起義軍到紅軍、八路軍,每個領導人就是一個或大或小的幫派團夥。“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不拉幫結夥。你這個領導人就很難攏住人心,這也是個具有農民特徵的“領導哲學”。
從《三國》到《水滸》都是如此。你要想成事,就必須有擁戴者。一個政黨是這樣,八路軍也不例外,晉察冀也不例外。從不拉幫結派的領導幹部也有,但這樣的領導幹部很少。
這種中國自古就形成的幫派團夥意識,其實是一種生存的需要和必要保證。不過依這個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如何?攏人的手段如何?領導人的地位如何?決定這個幫派團夥是大是小。
咱們說,仔細地看看我黨偉人m主席的經歷。不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積累人氣走過來的嗎?遵義會議不是他一個人開的,要沒有周、王等人的支持,怎麼可能重回中央呢?當時一個蘇聯派的凱豐都敢當面說主席就會看本《三國》的！
抗戰時期的一分區,別管你是“抗大幹部”、“教導隊幹部”、“遊雜幹部”,到了一分區這裡你就都是“楊成武幫”。這個幫中的很多幹部的地位升遷都決定於“幫主”楊成武的悉心關照,當然主要也取決於自己的主觀努力、能力和忠心是否值得“幫主”的關照。否則,你資歷再老,本事再大,“幫主”不用你,你也是沒轍。
這個“楊成武幫”不僅在楊成武活着的時候是如此。楊成武去世後,一些老“幫員”繼續效忠於楊成武夫人趙志珍。這種真摯的感情。如果不是戰爭年代一起浴血戰火,一起吃黑豆受苦,楊成武這個以一分區爲主的幹部團伙是很難維持幾十年而不鬆散的。
在一分區老同志的回憶裡,一分區機關幹部之所以人才薈萃,是因爲幾乎每一個參謀幹事的進來都經過了楊成武本人的目測和挑選。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和任命就更不用說了。一個軍分區的司令兼政委工作細緻到這個地步,難怪能形成維繫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楊成武幫”。
當然,領導幹部提拔下屬,難免會因爲獨斷專行而有“走眼”的時候。比如干部中爭議較大的一分區副司令高鵬,參謀長黃壽發等等,最後的結局都不好。而楊成武嫌惡和冷待的幹部裡面,也會有傑出的人才。比如留下千古英名的蔡鐵根,鐵了心不跟楊成武,就是要跟鄧華和肖克。這也是相輔相成的。所以這雖然是事實,但任何一個晉察冀史或一分區史都不會寫進這樣的內容。
特別提一下這個蔡鐵根,有興趣的可以去搜下這位老紅軍的後人寫的回憶錄,看完就明白了什麼纔是真正的不爲五斗米折腰的我黨堅強的黨員,做人的硬骨此公也堪稱千古少有。
對一分區來說,楊成武就是個大山頭。舊時代的軍隊,無論共軍還是,在軍隊的幹部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條件下,一支部隊主要幹部的配備,跟這支部隊的最高主管領導的個人決策有很大的關係。
用誰、不用誰,都是這位最高主管領導說了算。史進前回憶,解放後很長時間都形成一種慣例,六十五軍的軍師兩級幹部的配備,總政幹部部都要協同北京軍區幹部部,上門去楊成武那裡徵求意見。
反觀之,在八路軍的老對手日本軍那裡,這樣的情形就不會存在。因爲那時一支靠完備的軍事條例組織起來的現代化軍隊,沒有哪一支部隊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
但是在一分區這個楊成武大山頭之下,也會有其他的小山頭。楊成武手下的參謀長黃壽發、政治部主任羅元發,乃至陳正湘、袁昇平、王道邦周圍,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也會形成各自的小山頭。小山頭周圍也會聚集着一批有着不同出身背景的幹部成員。你只要看看某些幹部始終都跟着某一位領導就知道了。
紅軍領導幹部,儘管有相同的“黨”作政治背景,但對從屬於自己的那個小山頭也不放棄。1938年初,鄧華離開一分區,去平西開闢根據地。臨走,將他在淶源、滿城、完縣經他親手招募的學生幹部四十餘人盡數帶走,一個都不留下。同樣,他從一一五師帶到一分區的蔡鐵根,不管什麼組織紀律不組織紀律,鐵了心要跟鄧華走,哪怕你楊成武派人抓他軍法處置也不在乎。
楊成武就更明顯了。1938年初,鄧華要帶一分區三團到平西去,楊成武不顧自己的領導身份,當着許多部下的面與鄧華大吵。事後冷靜下來,他也知道自己在部下面前丟了顏面。一年後,晉察冀軍區下令,又要將一分區二團調撥給三分區,楊成武硬是將自己的死黨黃壽發和一些幹部扣下,以便留在自己身邊。
1942年,他最親信的小同鄉、老部下黃壽發在平西任司令員,因爲犯錯太多、結怨太深被撤職,楊成武千方百計要擠走現任一分區參謀長徐德操,以便讓黃壽發回來重操舊業。同樣,高鵬、黃壽發雙雙在外面被免職,他們不約而同都選擇了回到“大哥”楊成武身邊這條歸途。
背靠大樹好乘涼,這就是山頭主義的最大作用。
所以文革中,主席提出要打破山頭主義,他採用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摻沙子,將各山頭的幹部隨處調動,讓你們歷史上形成的小山頭瓦解。
講到這裡,我想說一點我的體會。史學研究的前提,就是不要輕易相信歷史上所形成的任何官方結論(當然今天就更不能相信了)。研究抗戰時期的晉察冀史,就像研究整個黨史一樣,永遠不要爲那些所謂“組織上的言論、決定和決議”所矇蔽。
當年組織上的言論不都是真實的,說假話的也有不少;當年組織上的決定不都是對的,錯誤的決定也有不少;當年組織上形成的決議也不都是正確的,歪曲事實強加於人的謬論也會有的。但當時處於上升狀態的,還是講真話、做出正確決定的時候爲多,所以才能獲得民心,取得天下。今日就不須細說了,這二者根本就不能相比。
退一步說,抗戰年間,、八路軍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好人。但誰能保證這中間就沒有壞人?即使是好人,難道好人就永遠正確,不犯錯誤,不做錯事甚至壞事了嗎?所以,研究晉察冀史,不走過去“偉光正”的那條老路,實事求是。因爲只有實事求是纔是科學。“偉光正”只能是反科學的封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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