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觀的內涵及其測量
幸福既是人類永恆的追求，也是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在本書的導論中我們回顧了中西方各位學者對幸福這一概念的不同解讀。簡單來講，幸福是指人們在創造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條件的實踐中，由於目標和理想的實現而感到精神上的滿足，幸福觀是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反映。由於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價值目標不同，所以也就擁有各自不同的幸福觀。不同的階級、年齡階段、生活方式、等都會造就不同的幸福觀。由於幸福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思想史上，幾乎所有的哲學家、思想家對究竟什麼是幸福的問題都進行過思考，提出過自己的見解。
一、中國的幸福觀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蘊含着豐富的精神資源。文化建構了幸福觀並塑造了個人幸福的主觀經驗，文化也因此爲人們設定了幸福的不同來源與條件。在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西方價值觀受到追捧的當今社會，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在幸福觀問題上的思想和觀點，對於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生育文化中的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祖宗祭祀”、“養兒防老”、“無子富不久，有子窮不長”、“傳香火”、“百善孝爲先”等都是一種幸福觀的摸索與結論。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幸福觀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佔有統治地位，對中國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響最爲深遠。
（一）中國傳統幸福觀
1．民間幸福觀和“五福”幸福觀
中國傳統文化裡，無論是封建帝王還是芸芸衆生，長壽都是中國人極端關心的永恆主題，顯示了中國人對生命價值的重視。事實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須建築在生命的基礎上，沒有了生命，幸福便無從談起。因此，在中國民間傳統的幸福觀中，長壽之福是最受重視和推崇的。
民間幸福觀中，除了長壽以外，幸福觀與實現個人價值和家族興盛聯繫在一起。中國追求人丁興旺體現了古代民間對幸福的一種理解，而這樣的幸福還需要在“高官厚祿”中得到充盈。“祿”有追求功利和社會地位的含義
中國傳統文化對幸福觀問題的系統探討，始於春秋中葉的《尚書·洪範》。《洪範》原是商代貴族政權總結出來的統治經驗。“洪範”即統治大法。該文提出了“五福”的概念，包括：“長壽、富足、健康平安、愛好美德、善終正寢。”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傳統幸福觀的發展。
2．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觀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幸福感不是一種單純的感覺
，不是單獨的“樂”或者“福”，它往往與“善”、“美”緊密聯繫在一起。傳統儒家幸福觀主張“德福一致”，認爲道德與幸福內在融於一起。認爲人生的幸福體現在個人的善行之中，人們不斷提升個人美德的過程就是追求幸福的過程。此外，儒家主張仁愛幸福。這一觀點與“德福一致”存在着內在的聯繫，因爲美德要求人們不能只注重個人的幸福，而應當將個人的幸福融於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整體之中。仁愛幸福體現的是“自我獨樂不如與民同樂”的幸福境界，實行仁愛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終實現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這與影響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佛教所倡導宗旨一致，即個人在修行成佛的同時，要救度苦惱的衆生，盡一己之力協助他人達到幸福境界。
3．道家合於自然的幸福觀
與儒家幸福觀不同，道家主張自然的幸福，認爲萬物的本然狀態是最好的狀態，一個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個人是否擁有財富、地位和知識，也不在一個人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於道或自然，如果順應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老子認爲，幸福與不幸的關係是辯證的，是互爲基礎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道家告誡人們，在現實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當下來說是禍或是福，從辯證的思維看，一種因素中往往潛伏着對立的另一因素，禍與福雙方是可以轉化的。怎樣理解禍與福的這種辯證關係，是獲得人生幸福的基礎。老子進一步闡述道：“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意思是，禍、福雖難以預測，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轉化和維護，從而在禍福面前形成更爲平和的心態，達到一種坦然而和諧的幸福狀態。
（二）新時代的幸福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儘管面臨各種國內外困難，但擺脫了階級壓迫和國外殖民勢力壓迫的中華兒女萬衆一心，投身於火熱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社會主義“四大件兒”悄然興起。“三轉一響”的縫紉機、自行車、手錶、收音機，是當時能讓人引以爲豪的物件兒。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四大件兒”也隨着時代的變遷不斷地被替代爲“彩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 和“手機、電腦、汽車、房子”等。
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的幸福觀與當時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制度緊密相連，個人的幸福烙上了
鮮明的時代印記。那一時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是以政治掛帥，“重政治、輕生產”, “重思想、輕利益”, “不算經濟賬、只算政治賬”, “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 “不計勞動報酬、只講政治覺悟”, “以階級鬥爭爲綱、反對生產力論”……這些口號主宰了那個年代的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使得個人的利益追求受到抑制，個人的自主性得不到發展，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都由國家按計劃統一安排，個人對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也就變成了對這些口號的服從和響應，凡是與這些口號相牴觸的個人幸福追求都被當作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行爲。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似乎淡忘了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只能滿足於國家給個人安排好的一切。因爲如果有人試圖在國家安排的基礎上對個人的生活境遇做一點點改變，那麼，就會面臨“境界不高”、“爭名爭利”、“見利忘義”、“貪圖享受”等指責和批判。不論個人真實的心理感受和願望到底如何，個人幸福在政治掛帥的主導下，實際上變成了服從的代名詞，服從組織安排就是幸福。在當時的普通人看來，政治上進步，比如入黨、受黨組織表彰等就是最大的幸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幸福觀發生了兩個方面的重要轉向：一是注重物質生活的幸福。當個人通過合法的勞動能夠得到相應的物質回報並不斷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時，個人的幸福感就不僅僅是享受物質生活自身，更重要的是對未來的幸福充滿信心和期待。二是注重個人感受的幸福。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對個體權利的尊重，克服了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個人正當權益的忽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大爲提高，伴隨而來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對當代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幸福觀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人產生了新的選擇困惑和幸福困惑；當前世界各國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將注意力轉向國民幸福問題，中國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加強，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就曾經指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將提升國民的幸福感作爲一項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今天重提中國人的幸福觀，既是時代發展的新要求，也是黨和政府關注民生的新表現。
進入21世紀，面臨着經濟知識化和經濟全球化洪流的嚴重衝擊，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大調整、大轉折、大變化、大發展時期。世紀之交的中國經濟已進入全面、快速工業化階段。隨着物質的日漸充裕，人們不再僅僅滿足於物質上的充實，開始注重精神上的幸福；伴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伐的加快，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成爲幸福社會建設的原則要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