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鴻逵如此嚴格戶籍和保甲，主要目的還是多徵兵，而“兵役法”又給了他公開徵兵的方便。於是，他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和“年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及齡壯丁，均應輪番施以嚴格之軍事訓練”的規定，於1938年公開徵兵，接着於1939年又徵兵兩次。凡是家有兩名以上壯丁者，均須參加抽籤。爲了增加兵源，制定了“大配小，小擡大”、“三代合一戶”、“五世不分家”等種種惡毒的規定，不斷整頓保甲，查編戶口，其中心意旨，就是“並戶”，從並戶中增加雙丁數目，並進而使每戶壯丁數目“非三即五”，以無限地開拓兵源。
徵兵中的弊病很多。在“徵兵”和“驗兵”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徵兵官在壯丁“抽籤”時扒一層皮，但往往驗兵官認爲不合格，全保戶民就得攤款另僱，又扒一層皮。於是貪官污吏就找到了分吃僱兵價款、勒索賣放、賄賂公行的門路。所以，經手兵役的官吏，都從中撈到許多好處。老百姓中，貧富之間也有很大差別，地主富商子弟中籤以後，可以僱人頂替；窮人中籤，只好去當兵。因而，殘酷的兵役之禍最終都轉嫁到窮苦人民身上。抗丁的鬥爭日益激烈，外逃現象越來越多。同心縣逃得全縣只剩下18000多老弱婦孺。靈武縣在1943年集合了1000多壯丁聽候應驗，夜間壯丁將寨門推倒，用鍘刀砍傷驗兵官，全部逃跑。馬鴻逵大爲震怒，親手打了“徵兵大員”李振國幾個耳光，立即調兵捕捉。但面對逃丁、逃兵越來越嚴重的情況，馬鴻逵只好採取又拉又打的兩面手法。一方面採取緩和矛盾的手法，從1943年起，馬鴻逵假仁假義地給當兵的家屬散發有限的錢、糧、布匹；每年給士兵放兩次假，準回家娶媳婦。另一方面則是殘酷地對待逃兵，規定對於逃兵：一是抓本人；二是如本人抓不到，即抓家屬，包括親兄弟和叔伯兄弟；三如家屬中無可抓之丁，即令破產僱兵，無產可破者，找保人要兵；四是保人無兵可抓者，僱兵頂補，或抓保人家屬；五是保人既無家屬，又無頂僱者，全保公攤。總之，不管怎說，馬鴻逵的兵，一個也不能少。馬的幫兇海濤曾裸地對縣長們說：“縣長們頭腦要放清楚，主席要的是兵。千言萬語一句話，要兵哩！”
總計抗戰時期，馬鴻逵徵兵約4萬人之多，但抗戰八年之間他僅抽出兩個旅上過綏西前線，還沒有認真跟日寇打過仗（後面將另行敘述）。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馬鴻逵的徵兵變本加厲，手段更爲兇殘。一次捉回逃兵90名，集合在省城東教場，調來士兵500名，命令5個士兵打1個逃兵，一律用兩根皮鞭抽打脊背，血肉橫飛，慘叫連天，全城爲之震動。一個逃兵大聲叫喊：“打死我也不當兵。”馬鴻逵暴跳如雷地說：“我槍斃了你！”“槍斃也不當兵。”馬立即槍殺了這個逃兵。由於歷年徵兵，兵源枯竭，遂擴大範圍：不論單丁孤子，都要當兵；五十五歲的男丁，剃了鬍鬚佔名應驗；中等學校的學生也要當兵；十五歲的孩子，則徵入幼年營當兵。並將全省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男丁，一律編入國民兵，每天上下午兩次集訓。1947年援榆林之戰，馬鴻逵軍被解放軍痛擊，逃散頗衆，馬鴻逵又規定每一逃兵要頂兵5名，每一逃官要頂兵10名。後經地方士紳請求，改爲“兵三官五”。憑帶兵官開列清冊，派廳長、處長大員到各縣駐催。家抄路捕，鞭打鐐押，老幼婦孺，一律關入監獄。賀蘭縣監獄中擠死孕婦1名，中衛縣監獄中兩名婦女流產。沒有大人要小孩子，沒有男丁要婦女。成立所謂“被服廠”、“幼年營”，驅迫婦女兒童進行超體力的勞動。靈武縣有一名士兵本已戰死，部隊仍將其列入逃冊之中，徵兵大員李振國酷刑拷打家屬，逼得家屬把屍體擡來，纔算了事。惠農縣尾閘逃官一名，家屬變賣15頭駱駝、30畝水田僱兵兩名，仍不得銷賬。這次緝逃徵來的新兵成立了一個團，羣衆稱之爲“訛兵團”。在“幼年營”中的娃娃吃不飽，穿不暖，勞動又重，個個面黃肌瘦，1946年，在一個560多人的“幼兒營”中，就有病號240多人。馬鴻逵只好令各家長具保領回治病，病癒後再回營從軍。馬鴻逵把號稱塞上江南的寧夏，搞成了一座大監獄，一座大兵營！
4．奪地爭權
馬鴻逵野心勃勃，當了“寧夏王”，意猶未盡，還想積極擴張勢力，要更多的地盤和權力。甘肅的西吉、海原、固原毗連寧夏。馬鴻賓的八十一軍原駐寧夏，但馬鴻逵不給糧秣供應，馬鴻賓告到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跟前。朱爲緩和雙方衝突，調馬鴻賓部就食於海原、固原。馬鴻逵遂藉機向甘肅插足，一再揚言：“中央有意擴大寧夏省的區域，海、固回漢問題複雜，所以調馬鴻賓的部隊先開過去。”並打算派一個以阿訇爲中心的代表團，借慰勞馬鴻賓部的名義，聯絡西、海、固的回族羣衆，爲其進一步染指打基礎。還向蔣介石密電條陳重劃省界的意見，索要西、海、固。但不久馬鴻賓部調駐隴東，馬染指於西、海、固的企圖遂成泡影。
馬鴻逵對於陝西的三邊地區也垂涎已久。1946年，馬傾巢出動，進犯鹽池、定邊、安邊、靖邊等解放區。一度佔據定邊後，馬親率其廳、處長到定邊，召集羣衆宣傳自己的“德政”，委任定邊、靖邊兩個縣的縣長。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三邊距寧夏較近，已先行派縣長及佐治人員主持縣政。今後爲軍事便利，該縣政務暫以寧夏省政府就近推行”，並以同樣電文通知陝西省政府。馬鴻逵此舉，使國民黨當局大爲惱火。不久，解放軍將馬鴻逵部隊從三邊地區趕出來，馬吞併三邊的迷夢又被粉碎。
阿拉善和額濟納原是內蒙西套的兩個獨立旗，從清朝到民國，都直屬朝廷和中央政府，不受鄰省、鄰蒙的干涉。馬鴻逵到了寧夏，就千方百計地要把這兩個旗置於自己控制之下，國民黨政府認爲，兩旗事務應由蒙藏委員會辦理，寧夏省不應過多幹涉，但馬鴻逵野心不死，與兩旗糾纏不休。後來，省、旗之間的爭執集中在磴口問題上。磴口原是阿拉善旗所屬的巴格（相當於鄉），馮玉祥時代改爲縣，但其田賦、稅收仍歸阿旗政府，馬鴻逵提出應改歸寧夏省。雙方爭執不休，蒙藏委員會派人前來調解，達成臨時協議：田賦由省方按照“徵漢不徵蒙”的原則辦理；稅收由省方徵收，但每年要給阿旗補助4萬元。實際上，馬鴻逵將田賦稅收都照徵不誤，但補助費從未給過。“九一八”事變後，僞滿洲國和僞蒙疆政府相繼出現。馬鴻逵以阿旗的札薩克（旗長）達理札雅（舊稱達王）與溥儀是親戚，日本曾在阿旗政府所在地定遠營設過特務機關。就密向國民黨政府建議，將達理札雅看管起來，得到國民黨政府的同意。馬採取“先禮後兵”的辦法，勸達理札雅到寧夏來住，達理札雅抱定“虎不離山”的老主意不動，馬遂以武力劫持。1938年2月，馬出動兩個團的兵力，在馬騰蛟指揮下，將定遠營包圍，開炮威脅。達理札雅僅有一連保安隊，難以抵擋。馬鴻逵叫他母親和馬鴻賓約達理札雅在定遠營城外三道橋會面（按：馬福祥和達理札雅的父親塔旺札布是盟兄弟）。達理札雅不得已，便同夫人來到三道橋，馬的母親假惺惺地對達說：“你們弟兄怎麼鬧，我管不了，可我不能讓我的兒媳和孫子們（指達理札雅的妻子、兒子）在炮火中受驚，我要帶她們到銀川。”達理札雅聽了這番話，只好隨馬母到了銀川，從此被監視起來。馬鴻逵部圍攻定遠營，雖無大的戰鬥，也縱兵大肆掠奪，把蒙民的大煙、銀幣、羊皮、羊毛、衣物、金銀首飾、鍍金佛像等，幾乎搶掠一空。之後，設立“寧夏省政府駐定遠營辦事處”，派其心腹主持，實際成了縣治。首先在定遠營清查戶口，編制保甲，登記壯丁，攤派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從1940年到1945年，先後徵兵7次，每次徵80到100名，還經常抓逃兵，挨戶搜捕，弄得雞犬不寧。又以“五匹馬和七匹駱駝代替一個兵”的辦法，先後徵走駱駝1000餘隻，馬800餘匹。強購馬2000餘匹、牛500餘頭。禁止糧食進入阿旗，使糧價飛漲，蒙民終年不得一飽。還壟斷阿旗的皮毛和土特產，對蒙民進行經濟壓榨。馬鴻逵這種殘酷統治，使全旗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口銳減，市面蕭條，原來阿旗共有7000餘人，到解放前僅剩3000餘人；定遠營原有小商號和小作坊150餘戶，後來僅剩下10餘戶。
此外，馬鴻逵還向寧夏北部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伸手，將該旗搞成他斂財之地。
馬鴻逵除了爭地盤，還要爭權。主要是跟國民黨中央的有關部門爭權。
爭奪控制寧夏省黨部之權。馬鴻逵任寧夏省主席之前，寧夏省黨部特派員爲CC分子沈德仁，沈與馬鴻賓私交甚好，他曾假借地方團體名義致電中央，擁護馬鴻賓任寧夏省主席，反對馬鴻逵。1932年冬，馬鴻逵行將主寧的消息傳出，沈德仁即急忙逃走。從此記舊惡的馬鴻逵就種下了反CC的根子。1933年，國民黨寧夏省黨部以馬鴻逵爲主任委員，王含章、張天吾（未到職）、楊作榮等爲委員，陳克中爲秘書。孫殿英侵入寧夏時，王含章、陳克中託故離開寧夏。楊作榮則留在寧夏，日日在馬公館大獻殷勤，博得馬的歡心。戰爭結束後，陳克中返回，見楊甚得寵，遂生醋意，向陳立夫密報“馬、楊關係頗惡”，陳立夫即撤去楊作榮的省黨部委員，馬鴻逵爲此極爲不滿，大罵陳立夫，發誓不進省黨部的門。後來，陳克中自覺不妙，悄悄溜走。國民黨中央又派來王崇熙，王廣來兩個CC分子，都被馬鴻逵尋隙擠走，從此CC在寧夏省黨部再也站不住腳。後來，朱家驊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先後派來馬濟林、王仙槎，兩人雖極力對馬錶示恭順，但馬抱定“家雞打不飛，野雞養不戀”的老主意，始終不予信任，使兩個人什麼事也幹不成。馬鴻逵則保薦他的親信葉森、周伯鍠爲委員，從而省黨部仍是由馬鴻逵一手遮天，包攬一切。
爭奪司法權。馬鴻逵就任寧夏省主席之初，就對國民黨的司法獨立制度表示不滿，揚言“我不曉得司法部的大門向哪一面開”。當時省財政廳長樑敬釒享是孔祥熙系統的健將，事事強調“部令”，對馬頗不恭順，後來樑又自己活動調任寧夏省高等法院院長，更引起馬的嫉恨。他擔心樑敬釒享抓他的辮子，向中央檢舉，於是暗令省政府審覈處（處長由趙文府兼任）嚴格挑剔樑敬釒享的財政交代手續，樑趙二人幾次在馬鴻逵面前爭吵不休，樑在寧夏混不下去，調任甘肅財政廳長。寧夏省高等法院院長出缺，馬保薦其忠實奴才蘇連元繼任。從此，司法大權落入馬鴻逵之手。
爭奪教育行政權。各省教育廳歷來爲CC頭子陳立夫、陳果夫弟兄所把持，寧夏教育廳也不例外。其廳長一職，開始是特務葛武棨，葛迫於馬的淫威，去北京半年不返，馬鴻逵徑電蔣介石雲“我的教育廳長失蹤了”。蔣將電報交給教育部長陳果夫，陳只好向馬道歉，調回葛武棨，以另一CC分子童耀華接任，但童就任後恃寵放肆，在財務上露了馬腳，給馬以攻擊的口實，只好辭職而去。又派來華北CC派時子周（回民），時對馬頗不順從，馬送以200兩大煙土，時拒不接受；馬當衆責打兒子，在場軍政頭目下跪求情，時昂然站立，故馬多方尋釁，將時趕走。後又派來駱美奐、王星舟等，都因不堪馬之排擠，託故離去。最後是楊德翹，楊曾誇口能向中央要錢修建寧夏中學和師範學校，馬立即派工兵把兩所學校的房屋拆倒，但楊卻分文未曾要來，只好一走。如此多次周折，國民黨中央不得不讓步，讓馬推薦人選，馬“保薦”心腹楊作榮爲教育廳長，從此教育行政權亦爲馬鴻逵所把持。
爭奪郵電檢查權。1943年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派楊福全帶領上校、中校十幾人，持厚禮到寧夏，向馬鴻逵洽談成立郵電檢查所。馬認爲此係軍統特務機構，對己頗爲不利，不準成立。雙方堅持，成爲僵局。年底，軍委會檢查處主任夏某來寧夏與馬商量，馬提出：“要設郵檢所，得由我保薦人，你們派人，我不答應。”對方讓步，馬保薦楊樹楠等5人去重慶受訓1個星期，返回後，馬即任李樹楠爲寧夏郵檢所所長，楊福全帶來的人，只留下幾個尉官，骨幹都回去了。所以寧夏郵檢均由馬鴻逵一手控制。楊福全離開寧夏後，寫信大罵馬鴻逵，並索要所送的禮物，成爲一場可恥的鬧劇。
爭奪銀行控制權。馬鴻逵在寧夏開設銀行，發行紙幣，從而控制寧夏的經濟命脈。後來，國民黨中央銀行擬在寧夏設行，馬堅決反對，屢次交涉，迄無結果。1938年，馬以法幣150萬元爲資本，改組省銀行，才允許中央銀行、農民銀行在寧夏開業。但其限制條件十分苛刻，如不準銀行自設電臺，收發電報要先經馬過目，馬之部隊薪餉不必等撥發命令即隨時支提，黃金兌換由馬支配等。馬及其親信對中央銀行負責人也極蠻橫，如該行田經理稍不恭順，即遭趙文府的斥罵和責打；業務科長馮午因“擅自辦理”黃金兌現，被馬的軍法處扣押一夜，只因馮系軍法處處長程福剛的山西老鄉，才免於刑拷。因此，中央銀行派往寧夏的人，對馬鴻逵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馬鴻逵如此飛揚跋扈，必然與國民黨的忠實爪牙和權要發生矛盾和衝突。與軍統局的衝突便是突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