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方老闆的家，方剛並沒帶我回芭堤雅，而是先在附近的酒店住下。在客房裡，我提出剛纔的疑惑，方剛點點頭：“沒錯，他就是阿贊巴登，方老闆所中的蟲降也是他下的。”
我大驚：“你這麼快就把他從菲律賓請來了？”
方剛哈哈大笑：“他並沒在菲律賓，而是借住在曼谷一位朋友家幫他看房子，順便辦幾件事，否則也沒這麼快出現。我說去機場接他，也是掩人耳目，說給方夫人聽的。我好說歹說，阿贊巴登終於同意解這個自己下的降，但要我們嚴格保密，否則傳出去，他在東南亞都不用再混了。”我對他佩服得差點兒下跪，又問到底是誰僱傭的阿贊巴登給方老闆下降。
方剛說：“我也問過他，阿贊巴登告訴我，是一個居住在清邁的華人富商出的錢。那人明天要來曼谷，去阿贊巴登的住所和他碰面，將餘下的施降費用付給他。明天我們也得去一趟，這三十萬泰銖其中有二十萬給阿贊巴登，剩下十萬我倆平分。”
聽說能分到手一萬人民幣，我特別高興。次日中午，我和方剛來到阿贊巴登的朋友家，把二十萬泰銖交給他，阿贊巴登很高興，但讓我們先回去，因爲那位出錢給方老闆下降的華人富商就快到了。
我卻很好奇，提出想見見那個人，方剛瞪着我，怪我多事，阿贊巴登起了猶豫，我說方德榮夫妻肯定不會把我和方剛的事說出去，阿贊巴登看在方剛的面子上，勉強點頭同意。他讓我們自稱是他的助手，只是不要亂說話，別把給方德榮解降的事說走了嘴，我連忙指天發誓不會。
半個小時後，那華人富商來了，和方老闆一樣，也是個中年男人，但沒他那麼胖，操着福建口音。聽到我和方剛是阿贊巴登的助手，他也沒避諱，直接從皮包裡取出一包鈔票交給阿贊巴登。介紹之後得知，這華人富商姓趙，在清邁做甘蔗加工生意。
喝茶時，趙老闆問阿贊巴登：“那個方德榮大概還能活多久？”
阿贊巴登說：“爲了讓他多承受痛苦，我減小了蟲降的法力，幾個月之內他都會很難受，然後再慢慢死去。”趙老闆顯然對這個方案很滿意。
我忍不住問：“趙老闆，您爲什麼要給那個方老闆落降，之間有什麼仇嗎？”
趙老闆咬着牙：“這個方德榮簡直壞透心肝，我恨不能親眼看着他被蟲子痛苦地折磨到死，這樣才能解恨！”
方剛也覺得奇怪，就問是什麼原因。聽了趙老闆的講述，我們才明白。
原來這個趙老闆和方德榮老闆之前曾經是很好的老朋友，好到什麼程度，在十幾年前，兩人剛從廣東和福建來到泰國，在曼谷唐人街的同一家華人餐館打零工，從此結識。從最低級的雜工做起，後來因故失業，最窮的時候兩人身上的錢只夠每頓飯買一個麪包，平均分成兩份，每人各吃半個。
在泰國混了三四年，兩人逐漸攢了些積蓄，就開始合夥做小規模的稻米加工生意。一兩年後生意穩定，方德榮想要獨自經營，兩人就分夥了，但一直是好朋友。幾年後方德榮的稻米加工廠越做越大，就又開了家金店，而趙老闆的生意規模比方德榮要差很多。兩人都是從最窮時期熬過來的，所以感情特別好，雖然方德榮生意比趙老闆大，但卻經常向趙老闆借錢週轉。他有個毛病，就是借錢不愛還，總喜歡拖着，實在到拖不下去時纔給。趙老闆借給他幾次款，都沒按時給過，但趙老闆也沒在意，早就知道他有這個習慣，畢竟多年交情，也不好說什麼。
一年多前，亞洲金價開始上漲，方德榮看準時機，爲了多抄貨，就向趙老闆借錢，越多越好，承諾給高額利息，半年後連本帶利歸還。爲了幫襯方德榮，趙老闆甚至變賣了幾臺大型的加工設備，總共借給方德榮五百萬泰銖。
轉眼半年過去，方德榮已經賺得流油，但金價一直在上揚，所以到期後他並沒按時還這筆錢，趙老闆催過幾次也沒結果。就在這當口，趙老闆的妻子突然查出白血病，送到新加坡診治，好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幹細胞配型，但需要一大筆錢。
趙老闆找到方德榮，把事情一說，可方德榮並不相信，還說趙老闆爲了催款，居然想出這種藉口，實在太不夠朋友了。趙老闆磨破了嘴皮也沒用，無奈之下，他只好再次飛到新加坡，讓醫院開了證明，準備以此讓方德榮相信這是真的。
可方德榮爲了躲避趙老闆的催債，竟借考察之機跑到南非去了。兩個月後，方夫人給方德榮打電話，說趙老闆已經不再催款，他纔回到泰國。而趙老闆的稻米加工廠也關門了，趙老闆不知去向，方德榮本想拖個一年半載再還錢，可他從南非回到泰國之後，卻沒了趙老闆的消息。他也覺得奇怪，但慢慢也忘了。直到兩三個月前，趙老闆纔再次出現在曼谷，並沒提催款的事，方德榮雖然感到奇怪，但樂得對方不催，能拖一天就多佔一天的便宜。
趙老闆的妻子在方德榮躲到南非的時候不幸去世，趙老闆萬念俱灰，覺得人生已無留戀，但又十分痛恨方德榮。他用僅剩的積蓄託人在菲律賓找到阿贊巴登，要給方德榮施降，越痛苦越好，最後再要了他的命。
我和方剛面面相覷，萬沒想到方德榮居然是這種人。趙老闆冷笑着：“當年我把五百萬泰銖交給方德榮的時候，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我就是他的再造父母，以後會好好報答。可沒想到，居然是這樣的恩將仇報。所以我要他死，而且還不能太容易，要受盡痛苦！”
離開阿贊巴登的家，在路上，方剛說：“早知道那個方德榮老闆是個壞傢伙，就再多要他十萬泰銖！”
“世事複雜，我們能看到的常常只是表面啊。”我也感慨着。
回到羅勇，表哥聽說我在瀋陽開的佛牌店被黑社會打砸，就勸我別在意，大不了就在泰國幫他做生意。我心灰意冷，也就不想回國了，幸好大海和二寶他們不認識我家，不然我父母也別想消停。
幾天後，方德榮老闆忽然又給我打來電話，先是閒聊幾句，說天天悶在家裡很無聊，想出去又怕被仇家知道。扯着扯着，就開始試探地問我，是否知道他這個蟲降到底是誰下的。我開始說不知道，後來方老闆說：“田先生，如果你能告訴我實話，我願意再給你五萬泰銖，當作是信息費，而且我保證，絕不會說出去，怎麼樣？”
要說不動心，那是假話，一萬人民幣就買一個名字，誰不想賺？我有些猶豫，心想就算告訴他趙老闆的事，也不見得能怪到我頭上，只要方德榮不承認是我說的，趙老闆也沒辦法。
我考慮了整整兩天，方德榮發短信說，讓我提供銀行賬號，可以先把錢匯到，他相信我會守信用。我好像被鬼附了身，地把賬號發了過去。不到半天時間，就收到五萬泰銖的匯款。我有點兒後悔，但那時貪念已經戰勝顧慮，就把趙老闆的事告訴了他。
方德榮打來電話，問我怎麼知道的這個消息。我早已想好詞，就說我在泰國認識很多降頭師，打電話問了幾個，就打聽出來了。方老闆嘿嘿笑着：“老趙這傢伙，我還真沒想到居然是他。看來什麼人都不能相信，就連曾經最好的朋友也一樣，照樣給你暗地裡下絆。居然想弄死我，他的心還真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