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當俄國毛子們爲了推翻他們的小爸爸而興奮的時候，一向溫和的中國*政府突然照會人民委員會人民外交委員列夫•布隆施泰因，宣佈因爲俄國國內形勢的惡化，中國決定撤僑。一個快速反應師的遠征軍從北海的北冰洋航線乘船抵達摩爾曼斯克，急行軍開赴彼得堡，然後在彼得堡郊外的西蒙諾夫兵營駐紮。
這一萬多中國軍隊的到來並沒有改變雙方的對峙形勢，中國軍隊也開着裝甲車在俄國的鄉村城鎮穿梭，不斷護送華人和一些請求避難的俄國人到西蒙諾夫兵營集結，然後送上開往赫爾辛基的國際列車，芬蘭方面的中國使館全力以赴的辦理着接待和簽證，一批一批的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金髮碧眼的俄國貴族、深目隆鼻的韃靼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格魯吉亞人甚至還有一些茫茫然跟着上車的俄軍軍官士兵，不過在國際列車上他們的身份都是難民，一個月之後，他們就將乘坐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慈濟會聯合租用的各國郵船從芬蘭開往上海和青島。這場被稱作“世紀大營救”的拯救行動，從共和九年11月21日至共和十年4月13日，一百五十天的時間裡一共撤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僑民42.3萬人，接納俄國避難人員87.9萬人，其中就包括多位沙皇家族的近親和俄國的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等優秀人才，這其中就包括了巴甫洛夫、齊奧爾科夫斯基、阿.托爾斯泰等人。沒有人知道的是，這次撤僑行動還得到了弗朗索瓦和農工黨的配合，除了大批的人員撤退之外，還有一千七百噸的貨物被轉移到中國，這其中就包括了240噸沙皇皇家和俄國政府的黃金儲備還有大批的流落俄國的中國文物。
“世界的希望在東方。”這是時代週刊在1918年3月的期刊上開篇的一句話，因爲中國*政府和遠征軍組織的這次有史以來歷時最長耗資巨大的人道主義拯救行動，讓很多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沒有概念的美國人終於發現了一個事實，原來中國也
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當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些最先進最文明的老歐洲們在泥濘中像是野獸一樣屠殺同類的時候，當我們的威爾遜總統把一船一船的美國小夥子送上西線絞肉機的時候，遙遠的東方，一個距離歐洲比我們還要遙遠的國度，爲了拯救被暴徒威脅的生命，派出他們最精銳的士兵，向各方支付大量的金錢和物資，千辛萬苦的把一列車一列車的求助者從已經陷入瘋狂的俄國護送出來。一個十年前還拖着豬尾巴的國度所作的一切努力僅僅是基於人道主義的光輝，這足以讓每一個自命爲文明國度的列強國家羞愧不已。”
辛辣的文字正好契合了英法美國內的反戰情緒，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在歐洲、在美國迅速掀起，拒絕徵兵、拒絕加班生產軍火、甚至拒絕追捕那些逃兵和逃避兵役者，這些協約國家的混亂差點讓西線崩潰了，如果不是英法美的聯軍司令部及時取消了新一輪的進攻計劃，或許現在德國人已經可以唱着歌扛起槍回家過情人節了。
“總座，我們正在監視的大學和報社對於俄國人的國內內亂沒有多少反應，這是我們發現的幾乎全部的有關俄國革命的宣傳文件。請您過目。”統調局的調查處處長一身皮衣站在吳宸軒的辦公室裡。平日的穩重和辛辣都不見了蹤影，如果仔細觀察，他的後頸部汗水已經流成了小溪，併攏在褲縫的雙手指節已經有些發白。
吳宸軒當然沒有注意他的異樣，他在翻看着這些報告。熟知後事的他當然不能放任弗朗索瓦在中國發展他的信衆，不然中國就算成立一個農工黨，也是毛子的附庸。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衆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反對強權政治，實現民衆的大聯合，這種思想的體現已經非常接近樸素的無產階級思想了。看着筆名“瀟湘農人”的文字，吳宸軒的笑容有些苦澀，出了一個蔣正清，再出一個洪世藩，這個世道還真是英才輩出啊。
“繼續監視，把這些作者都列入C級控制對象，如果他們出現串聯或者成立組織，則立即採取行動，但是要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問題，明白了嗎？”吳宸軒還覺得現在畢竟纔是懵懵懂懂的階段，如果自己能把勞資對抗的矛盾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擴大中國的福利受衆，增強中國國力，保持一個良好發展的態勢，不斷增大的蛋糕和政府介入的保護性措施足夠讓多說有一技之長的工人逐步富裕起來，成爲有恆產有恆心的中產階級
不過考慮到西線的形勢，撤僑完成後。那個快反師並沒有立即撤到法國，而是用一些理由滯留在芬蘭。雖然一萬多人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別國領土上讓別的國家總是有些顧忌，但是看在十五噸黃金的面子上，國小兵弱的芬蘭還是明智的沒有對遠征軍快反師採取驅離措施。
弗朗索瓦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他對於“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爲之改容，全世界爲之震動”。終於在中國撤僑行動完成後，手裡拿着中國“贈送”的兩萬多支莫辛納甘步槍三百多門仿製克虜伯的100毫米以下山炮野炮，自認爲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力量的農工黨，再也不畏懼任何人。弗朗索瓦呼籲中國要實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並指出“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
這時候中國國內其實對於俄國的關心並不多，不要說忙於大筆撈錢的工商業資本家，忙於加班加點的工人、忙於在二五減租和農產品最低保護價格體系下多收三五斗的農民，就算是思想最活躍的大學生和文化界人士也都把俄國革命當成是一場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貧民暴*動。除了以前小有名氣的反對派陳少秋接過了章瘋子的鐵筆把弗朗索瓦的俄國革命當作一種新鮮的革命思想介紹之外，也只有少數敏感的知識分子才意識到這其中的不同。
新華黨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李維常和這位陳少秋兩人在報紙上打得火熱，私底下見面次數多了。倒成爲一對見面就對罵的歡喜冤家，兩人這種別樣的友誼持續了很久，堪稱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對另類的伯牙子期。
很多傳統文人也都紛紛發表文章，譴責弗朗索瓦搞亂了俄國不說還企圖禍害中國，一直留着辮子的辜振甫辜老就在山東大學的課堂上說：“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無效力。”大多數文人認爲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着什麼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羣衆聯合，向強權爲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麪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顯然，多數文人是反對所有的暴力革命，當然也包括弗朗索瓦的階級鬥爭理論。中國傳統文化對“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總是很鄙夷的，並不認同俄國農工黨他們拼命的在國內同胞間的自相殘殺。這樣一來，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倒也沒有了必要，因爲中國既沒有了深刻的勞資矛盾也沒有了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相反倒是租界都被一一撤走，連香港都確定了戰後的迴歸，青島乾脆就是中國軍隊自己打下來的。一個沒有五四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或許答案只有在青龍山南麓的那個神秘的基地裡纔有答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