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章子俊被安排在客房，孔府的客房分爲三等，一般辦事留宿的差官在二門右廂房內。接待朝廷官員的客房在二堂西伴官廳左邊一個園落內，裡面就是一個四合院一樣的佈局，分爲九個單間。京城來的重要官員在三堂西邊有單獨的好幾個小園子。可是被章子俊謝絕了，說是這一次來，船上還有家眷及結伴而來的同僚，就不住客房了，明日一早行船回廬州，預先道個別。反正吃也吃了，看也看了，話也帶到了，不想在這種地方耽誤時日，可有人不這麼想，此時的陳獻章也是剛用過飯，可沒有章子俊的待遇，在二堂伴官廳吃的普通飯食，一下午在聽老學究李敏軒的“教誨”，很是鬱悶，早知道就不來了，李敏軒是程朱理學的捍衛者，容不得半點辯駁。
常說的“宋明理學”，其實是由“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兩部分組成。因爲“程朱理學”在元朝、清朝這兩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政權時代曾經得到了官方統治階層的大力推崇，因此在清末民初時代，程朱理學曾經被一大批學人嚴厲批判爲君主專制的幫兇學問。
而同樣爲“宋明理學”範疇的陸王心學卻得到了清末民初的許多學人的青睞，其中，尤其是明朝王陽明心學得到了許多近代學人的推崇，王陽明學說甚至得到了民國時代一大批官方官員的青睞。
對於這些爭論，章子俊是很明白的，可此時的陳獻章心屬“陸王心學”，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溪人，宋乾道八年進士。由於陸九淵與朱熹同輩，又參與過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講學活動，再加之生前曾與朱熹進行過聞名文人領域的“鵝湖辯論”，因此，南宋時代，思想文化領域裡一度有“朱陸”之稱。
陸九淵通過一系列反詰的方式而嚴厲批判了程朱理學創立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說，甚至譏諷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之說的理論淵源雖是《樂記》，卻在於儒者誤讀了老子之說。最後，陸九淵提示自己的“正道”之說，曰：“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
對於陸九淵的“中周正心”之說，陳獻章也有許多疑問，陸九淵與朱熹一樣，也十分篤信邵雍的“皇極經世說”和劉牧的“河圖洛書”之說，唯一的區別是，陸九淵不像朱熹那樣篤信二程，他甚至對二程的一些學術思想有嚴厲的批判。由此可見，說陸九淵的學術淵源是佛學，是說不通的！
陳獻章主張“靜中養出端倪”，看重“靜”的工夫，因爲“靜”即不累於物，不溺於俗。“靜”可以去擾，“靜”能平心氣，“靜”中有思，“靜”中有悟，“靜”中能養出“端倪”。何謂端倪？“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這“端倪”能意會到，但還真不好說出來，它實際是對“道”的一種體驗式的理解，這是一種直覺思維，也是一種道德實踐的體驗 虛明靜一者爲之主”表明“心”具有主體、主宰的意義。心的主體、主宰意義表現在心與身、心與事、心與理等的關係中。心與事合，心與理合，形成了心無內外、理無內外的內與外合一關係。心與理、心與事、心與形雖然是合一的，但心對於理、事、形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而具有核心價值。天地萬事萬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價值。這樣就否定了“中周正心”中的許多學說，更別說“程朱理學”了。
對於這樣的觀點，還得等到幾十年后王守仁來發揚，王守仁字陽明，又稱王陽明，對於陳獻章的主張也不盡然，秉承發展於陸九淵，開創了“陽明心學”，王陽明的學說：講心、講性、講良知、講仁、講誠、講修齊治平、萬物一體等，其實這些都是與孔孟儒學存在一定聯繫的，其思想體系與基本框架，與孔孟儒學幾乎無異。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程朱理學，這一點又跟陳獻章主張吻合，而此時的王守仁還在襁褓中。
在章子俊看來，不管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有利於統治階級，都是對孔孟，董仲舒等儒學的發展，承認理的存在都是唯心主義思想，都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不同點：程朱成理學是客觀唯心主義，主張通過“格物致知”的的方法來把握理，陸王心學是主觀唯心主義，提出“發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
總之，王明陽心學的出現，是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促使了思想文化的進步。
陳獻章跟孔府中的老學究李敏軒發生衝突，事情鬧的有點大了，李敏軒提議明日在孔廟學府開經辨。孔府中有五經博士、學士、儒家大學專注於發揚儒學，維護孔子學說，研究經世之道。居住在孔廟周圍的這些隱士都是這些人的門客，稱爲孔府儒生。
章子俊很頭痛，要是知道將來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王陽明的心學，統統會被歷史的潮流而拋棄，也不用等到將來，到了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就被否定了，用黃宗羲的思想主張是，認爲天下爲主君爲客，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倡法治，同時也反對重農抑商的政策，倡導發展商業！
如果此時章子俊拿出黃宗羲的這一套學說主張出來，肯定被噴的狗血淋頭，黃宗羲認爲君主一人執政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大因素，提倡法治，反對一人獨治，從而促進社會進步！ 當前的君主制就是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是個坑啊，而且還是個大坑，正因爲是個坑，在和陳獻章結識後，這一路上陳獻章是滔滔不絕地跟章子俊“灌輸”心學理念。而章子俊拍手叫好，這一下讓陳獻章跟章子俊有了共同的話題，可是在章子俊看來，只是一個小小的進步，談不上“改天換地”，而黃宗羲的纔是思想進步的標杆。
因爲明日的孔廟經辨，陳獻章拉着章子俊助陣，好歹章子俊也是學士，還是左春坊學士，在古代被稱爲學士的文人，都是要經過認證的，翰林出身的全被歸爲學士，可不是什麼人讀點書，考個秀才就能稱做學士的。
再說章子俊的這個左春坊學士，雖然在大學士中屬一般的翰林院低級官員的遷轉之階，可也要正五品可以獲得，與右春坊大學掌太子上奏請、下啓箋及講讀之事。不常授，到了景泰年間，也只是倪謙、劉定之而後，僅楊廷和一人任之，後不復設。到了後然內閣成員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學士常作爲內閣首輔的主官職，如解縉(右春坊大學士)、胡廣(左春坊大學士)。後來內閣官職逐步改爲殿閣大學士，並可兼六部職務。春坊大學士就不在作爲內閣成員的主官或兼職，成爲一般官職。
不知道是朝廷遺忘了，還是在那個環節出了紕漏，章子俊的翰林侍講學士被罷免時，並沒有連同把左春坊學士也給免了，可見當今朝堂的亂象。既然朝廷沒有免去，那麼章子俊現在就是大學士。
次日，陳獻章拉着章子俊早早就去了孔廟學府，大批的儒生也按部就班，看排場這樣的經辨平時也不少，想想居住在孔廟周圍的這些儒生少說也有成千上萬，能來孔廟學府的也就幾百人，加上孔廟學衙中的許多官員及孔府中的教授，都是當今德高望重的儒家，主導着當今文壇的學術要義學說。
因爲時間還早，大多的儒生都是三五一羣地圍坐，相互間引薦認識，可是說出的話，就能讓章子俊暈頭轉向，講話時不時地來句“之乎者也”，爲了彰顯學問，更多地說以些半吊子話，這些話一般人是很難聽懂，原因就是全部引用“五經”中的要義。
這些人每天的行爲十分得體、十分禮貌，這裡的十分還真不是什麼表程度的詞語，而是在禮節這塊，他們真的可以拿十分。比如，他們每一個儒家禮儀的動作，每天都要一個步驟不差地做好，如果不小心漏做了，就要道歉，然後補做。
這些儒生似乎也沒有了自己的語言，日常用語大部分都來自“五經”這幾本儒家典籍中的語句，說得好聽叫引經據典，其實就跟背書差不多。這就讓章子俊很不習慣了，記得以前跟皇上、李賢、彭時這些大佬也不會這樣說話，偶爾說一句就能讓章子俊猜上半天，可現在周圍這些人，全都是這樣在說話，可把章子俊弄的很無趣，興致頓減，避之不及。心中暗罵，瑪德，基本交流都成問題了。
可以說章子俊從未見過這樣的儒生，儒生也是從未見過這樣的大學士，不過這可不是什麼相見恨晚，而是水火不容。看那樣呆頭呆腦，一付不學無術，真不知道怎麼混了個大學士，是用銀子買來了吧。
如果認爲居住在曲阜孔廟周圍的這些儒生，身心淡泊，不爲名利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說的通俗一點這些人不是官二代就是官三代，還有許多名門望族子弟，這些人全都是長年科舉落榜後，心灰意懶，也不愁吃穿，屬於“躺平”的一羣人，什麼本事也沒有，不過能把“五經”背的滾瓜爛熟，倒背如流。這偏科偏的太厲害，能考取個秀才也就止步了，想更上一層樓難上難。而絕大多數人連秀才的功名也沒有，就到聖人之地刷經驗，從儒生混個十年八年成個儒家也不錯。
還有一部份人像着魔一樣，崇拜“魏晉風骨” ，把自己裝扮的妖嬈男子。這種中性美在明代很流行，就像五百年後，把牛仔褲破幾個口子，露出點什麼出來纔算美。在明朝不逞多讓。說到這，不要相信古代草根逆襲的故事，古代讀書人都是社會精英階層，無一例外非富即貴，窮人是絕對沒有接觸書本的機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也絕非一句玩笑話，而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比如說，那位自稱“不爲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淵明，滿腹才學不去經國濟世，反而跑到廬山隱居整天寫文章批判權貴。陶淵明是魏晉頂流權貴中的一員。他的曾祖父是陶侃，官至太尉掌握帝國的兵權。若不是祖上替自己攢下家產，陶淵明連抨擊權貴的機會都沒有。
自詡清苦的竹林七賢的領頭羊嵇康，是曹操的曾孫女長樂公主的丈夫。老爹嵇昭做過治書侍御史，大哥嵇喜擔任過揚州刺史。阮籍和阮咸叔侄來頭也不小，阮籍的老爹叫阮瑀，跟曹操是同窗都是大文豪蔡邕的徒弟，阮瑀跟曹操的關係相當不錯，跟隨曹操做過祭酒的官職。
到了明朝雖然寒門有了上升的階梯，能讀書的家境都是中資之家，說白了就是明朝中的中產階層，不可能連飯也吃不上的平民還能讀書的，那些標榜自己是寒門學子的，家中都有些許田地支撐着，所謂“耕讀傳家”，佃戶幾何的鄉下地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