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赤壁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裡，安靜是有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只得獨個兒在屋子裡轉着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着牀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衝過去，是臺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臺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後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接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說對，心裡立即爲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裡打的，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弔，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麼熱，路那麼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裡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曆史學家持相反意見，認爲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對於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注着，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好像王爾德說過，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
於是我還是去了。
蘇東坡的再生之地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遊觀和冥思的價值。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
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着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着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爲什麼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給他如此巨大的驚喜和震動呢？他爲什麼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給黃州呢？黃州爲什麼能夠成爲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呢？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裡走來，他帶着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着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着，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着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註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烏臺詩獄”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爲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爲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爲“烏臺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爲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羣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確實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爲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碴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別人無法申辯，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於他們的私人品質，但對私人品質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爲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繮，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爲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爲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於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嚐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爲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爲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着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着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
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衆，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着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衆，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羣小人。一羣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着大師，大師牽着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羣羣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怎麼審？打！
一位官員曾經也關在同一監獄裡，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摧殘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殘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裡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惟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諷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興沖沖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必死無疑了。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而且在看錢塘潮時竟一心想着寫反詩，那還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裡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彙集起來了，他的詩文竟然在這危難時分產生了正面迴應，他的讀者們慢慢擡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人獄後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獄卒樑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他在朝中的朋友範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爲她求壽，她竟說：“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麼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麼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驗證着文化的廣泛感召力，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侯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爲，對這麼一個哄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後，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迴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着實透着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歷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被貶黃州
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前後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由酷愛渲染開去，渲染得通體風雅、聖潔。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悽苦的，優美的詩文，是對悽苦的掙扎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爲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爲朋友們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爲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原本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着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迴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爲道義、爲百姓，甚至爲朝廷、爲皇帝捐軀。他經過“烏臺詩案”已經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有的學者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裡邊，怎麼也抹不乾淨。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心實在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於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麼真誠的勇敢，這麼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後燒燬。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闕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撿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靜無聲，那麼，遲早總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蹟，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在寂寞中反省
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想，一段樹木靠着癭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着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裡。我蘇東坡30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爲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後來更是津津樂道於考論歷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爲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嘗懂呢？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30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裡。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致李端叔書）。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爲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迴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44歲至48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爲。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鬨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