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之一分區紀實 挺進敵後1
山西的雁北地區，是以雁門關爲地域劃分出的，主要包括山西省的靈丘縣、廣靈縣、渾源縣，是山西省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山西省政協所編寫的《山西縣城淪陷及光復概況》一文中，靈丘縣於1937年9月20日淪陷，廣靈縣於1937年9月13日淪陷，渾源縣於1937年9月16日淪陷。所以楊成武帶領獨立團到雁北地區時，這些地方已經屬日僞統治區。
從雁北地區往東，也都是日僞統治區。雁北的東北方向是河北省蔚縣，當時叫“察南”，察哈爾省的南部地區；雁北的東邊是河北省淶源縣、淶水縣、易縣，當年的稱呼叫“冀西地區”，是河北省最貧窮的地區。
獨立團當年的抗戰策略，無非是“紮根雁北，進入察南、冀西，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
看到這裡，問題出來了：你八路軍爲什麼當年非要另搞一套，到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不在閻先生的直接領導下參加抗戰呢？你這不是明擺着另有企圖嗎？
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地區意識形態極端化的時期，對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歷史也持極端化觀點。中國大陸上，宣傳抗戰只談共產黨，不提國民黨；臺灣何嘗不是如此，談抗戰，唯一隻有國民黨，共產黨只顧發展自己，遊而不擊，保存實力。直到近幾年來，中國大陸正式爲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定了調子：“國民黨正面戰場，共產黨敵後抗戰”。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
這些年來，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是，臺灣和海外研究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基本上持兩種不同的觀點。一些臺灣歷史學者，從黨派立場出發，拼命貶低共產黨敵後抗戰的作用和戰果，極力誇大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和戰果。也有一些學者。採取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評價國共雙方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
我上文中引用的臺灣歷史學家鄭浪平對平型關一戰的評價，就明顯貶低了共產黨八路軍的作用和戰果。他文中“在半天的戰鬥中，全殲了這支總數在五百人以內。以後勤支持爲主的日軍部隊，僅抓到俘虜一人（後來還是讓他逃脫了），俘獲步槍兩百支而已”就是不顧歷史事實的“瞪着眼睛說瞎話”。鄭某說：“當時八路軍的戰報誇張戰果，說成林彪一一五師與日軍萬餘人作戰，擊斃日軍四千餘人”。迄今爲止，在大陸的報刊書籍歷史文獻中，從未見到過任何一份史料中記載着“當時八路軍的戰報誇張戰果，說成林彪一一五師與日軍萬餘人作戰，擊斃日軍四千餘人”。不知鄭某的引文出自何處？如果沒有出處，是不是與“栽贓”無異？最後。鄭某將八路軍開闢敵後根據地，說成是：“林彪的部隊就此脫離戰場與指揮，轉進太行山北部，開始建立遊擊基地，去全力發展共軍的實力了”。這也是國民黨自抗戰爆發。國共合作以來的一直觀點。這部分國民黨的最大心願，是改編成八路軍的共產黨部隊，最好在閻錫山策劃的平型關會戰、忻口會戰、太原會戰中把自己拼光、拼淨，一個不剩，完成國民黨十年剿共未能達到的目的，這纔是最好的結局。
站在某一黨的立場上，對另一黨、另一軍有成見。看不上眼，屢屢痛斥，我認爲這很正常，只是政治見解不同而已。但你要尊重起碼的歷史事實，不能歪曲歷史事實。人爲的去歪曲歷史事實，就屬於道德的問題。你說的話就屬於撒謊，沒有人信了。今天中國大陸的許多公權力機關嚴重缺乏公信力，說話老百姓不信，就是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人員的道德品質出了問題。同樣，站在一黨一派的立場上去評價歷史。就會無視歷史現實，歪曲歷史原貌。這樣的歷史學家，貌似公正，騙那些頭腦不清楚和有政治偏見的人容易，但一經被看穿，就會爲人所不齒。
每一件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可以找到相互關聯的因果關係。
1937年8月，輕鬆擊敗宋哲元29軍的日本軍隊，北上佔領張家口、宣化。駐守張家口、宣化的29軍劉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樣，爲保存實力不佔而退。緊急奔馳去救援的晉軍61軍遲到一步，張家口已淪陷日軍之手。
閻錫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隊61軍去馳援，是想把戰爭阻擋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內。可惜晚了一步，於是，閻錫山制訂“大同會戰”計劃，打算與進攻山西的日軍在大同決一死戰。憑藉能征善戰的晉綏軍、西北軍，還有國民黨軍的支援，閻錫山以十多萬對日軍2萬，不愁打不垮日本軍隊。
此時，發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歷史故事。閻百川先生和蔣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並無太大的惡感。1936年，現任日軍第五師團長的阪垣先生藉着參拜五臺山，接着到太原來拜訪閻先生，一路詳細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軍第五師團進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阪垣先生拜訪閻先生的老路。你閻先生難道想不到嗎？
開戰在即，閻先生身邊有人問他：“不打不行嗎？”
據說閻先生想了想，說：“不行，非打不可。共產黨已經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們要罵我的……”
你看，閻先生抗日，第一是爲了在山西他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二是怕共產黨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露他。他不得才抗日的。
不會是真心抗日，制定的作戰計劃就會有問題。閻錫山的老部下，時任61軍軍長的陳長捷評價說：這是閻錫山依據“錯誤的敵情判斷”制定的作戰計劃。他以爲拿下張家口的日軍，下一個目標就是山西的大門大同。結果日本軍隊沒有“上套”。他們繞過了大同，直奔靈丘、廣靈，走平型關，轉到了大同的背後。這樣，倉促之中的閻錫山才臨時制定了“平型關會戰”計劃。也纔有了八路軍的緊急參戰。
平型關會戰，閻錫山及各路軍總計11個軍，十餘萬人，對付日軍第五師團兩萬餘人。閻錫山自詡這個部署爲“口袋陣”，他的兩個嫡系軍長陳長捷、郭宗汾都參加在內。但閻軍的軍心不統一，勾心鬥角。尤其十七軍軍長高桂滋，認爲閻軍司令部的部署，是“要犧牲他們，讓晉綏軍獨佔風頭”。這個懷疑也不是空穴來風，沒有根據。於是，戰鬥開始，高桂滋謊言受敵“猛攻”、“傷亡慘重”，擅自放棄自己的陣地，讓開道路，縮避到恆山上，與劉茂恩十五軍一起，共同保存實力，避免與日軍作戰。而晉綏軍中英勇殺敵者各部，比如晉軍郭宗汾部，死傷慘重。
注：這是晉軍的說法。而據高桂滋說，9月24日一天，日軍對高部攻擊猛烈，炮擊尤甚，高部損失慘重，四處告急。但閻軍始終不派援軍，堅持到26日，高部已無人可派，只好撤退。但據晉綏軍人員回憶錄及戰報記錄：25日晉綏軍前去救援，遭到攻佔了團城口高桂滋陣地的日軍射擊，出擊受阻！此事爭論了七十年，高桂滋與晉綏軍（以陳長捷爲代表）雙方各執一詞，至今都沒有定論。今天的山西曆史學家認爲：陳長捷的諸多說法，都被親歷者、目擊者的說法所否定。而爲了父輩的榮譽，高桂滋的子女，70年來也一直追尋着當年的真相。這段公案誰是誰非、誰真誰假且不去管它，歷史終會弄個水落石出。
平型關會戰，無疑，閻錫山的晉綏軍是主人，以陳長捷、郭宗汾兩個軍爲首。前來參戰的客軍有三支：劉茂恩的十五軍、高桂滋的十七軍、還有八路軍。劉茂恩、高桂滋原本是國民黨軍，有供給，槍彈軍餉都不缺。但八路軍卻不一樣，改編之後，僅供給每人一身單衣，連換洗衣服的都沒有；又給可供幾日的生活費，連從陝西省三原縣到達山西省前線的飯錢都不夠。此外，槍不給一支、子彈不給一發。你說閻錫山沒有嗎？他有自己的兵工廠，造大炮都可以。引進的日本三八槍生產線，全國獨一份。太原造的七九步槍、駁殼槍，成爲八路軍幹部的最愛。但他卻不給八路軍一槍一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