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你也看了那麼多天的書了，我們一起來看看時事，將古代和現代的思維碰撞一下。《鬼谷子》說，現在我們看看新聞聯播。看看咱們有沒有分歧。
新聞1:路上一女子帶孩子遇大媽哄搶，機智甩脫。新聞2：公交司機扶人反遭訛，攝像頭證清白。新聞3：麪館老闆好心爲環衛工人贈麪條被哄搶。新聞4：一女孩偷衣服被曝光，跳樓自殺。新聞5：遊人發現牡蠣灘爭搶，確是人爲養殖地。
《商鞅》說話了，你們這的法律是不是不太健全。或者太輕了，《韓非子》接口。“怎麼這麼說？”司言問，“我沒學過司法，不知道。”聰明人見微而知著，《鬼谷子》說。
“怎麼說？”司言問。比如：孤身女子帶孩子會遭人哄搶，治安也太差了，而且女子跑了就完了嗎？大媽沒有任何罪名嗎？“他這不是沒搶走嗎？而且大媽那麼大歲數了，出點事算誰得的？”這是是非不分，當街擄人，性質太惡劣了，就應該將打20板子，生死不論。這才能夠遏制這個事情。還有新聞2訛人的人道歉就可以了？要是沒證據，人就冤死了，以後辦好事的人越來越少了，放任這種壞人，社會風氣會越來越壞。“那你要怎麼辦？”追究其民事責任，打20板子，生死不論。“所以商鞅你最終被五馬分屍不是沒有原因的！”那你們怎麼辦？“我們的方式比較寬和，以批評教育爲主，人改了就完了。”沒有懲罰措施？“我們認爲那是沒人權的。”
誰定義的人權？法律的制定是纔是爲了保護百姓的，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才不需要法律，他們本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法律，只有人權。就像亂世和末世的小說，那纔是一個法律意識淡薄的世界，大家弱肉強食，恃強凌弱。法律的制定恰恰就是爲了阻止這些事。所以爲什麼說刑罰是沒有人權的呢？刑罰恰恰是保護人權的。
至於你說的批評教育，我個人從法學家的角度上覺得沒什麼用，你不明白他爲什麼犯法，我覺得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是錯的，而是因爲人性趨利避害，就像草履蟲趨向肉汁一樣，這樣做對他有利，能讓他佔到便宜，他纔會這麼做。你只是批評教育，不讓他肉痛；他爲了佔便宜，他下次還會這麼做。而且如果總是讓壞人得便宜，奉公守法的人也會學壞的，畢竟人都是趨利的，這樣破壞規矩的人愈來愈多，社會就愈來愈亂。
“但你不要忘了秦朝是怎麼滅亡的，就是因爲嚴刑酷法。”我不承認，是因爲窮兵黷武。“我一直覺得如果法律太健全，一成不變，那麼是不是證明社會的發展停滯了。但我們現在在快速的發展，也在不斷地健全法律。”
但是我覺得你們立法的目的錯了。你們只是批評教育，讓他們改正。而我認爲人本性難移。就需要法律強制規範。所以我的法條就是一條線，一把刀。只要越線，刀就會掉下來，斬盡因爲利益而越線的人。所以再有因爲線那邊的利益而蠢蠢欲動的人，就要考慮考慮頭上的刀。所以我們立法目的是嚴懲已經犯法的人，讓蠢蠢欲動的人呢，息了心思。是爲了防患於未然。
“那麼你就假定人是壞的了。”我並不是假定人是壞的，人也有好的，但是隻有把惡人的壞限制住，才能保住好人的善。所以你們的書裡不是有一句話嗎？“以道德爲支撐，以法律爲保障。”道德只是支撐，法律纔是保障。
“那你怎麼看待人性的善惡呢？”我覺得每個人脾氣秉性的不同，就像是修仙文裡的靈根，善惡的劃分是人爲劃定的界限，也並不十分明晰。如果將善惡的劃定比喻爲一把尺子，從負十到正十，零是不善不惡，一是小善小惡，由數字不斷遞增。人天生的靈根如用尺子比較，就是有的人善、有的人惡。但隨着時間境遇的變化，靈根的方向和長短會有變化，就象徵着人心善惡的變化。
“我覺得還是不太明白。”就像你看新聞4：女孩偷衣服是錯，大家都會指責她，但被曝光跳樓，大家又都指責店主逼死人。但這件事到底孰對孰錯呢？這就需要法律了。法律如果如果只是法律，那就只講究是非對錯，要女孩賠償衣服，並遭受相應的懲罰；如果非要講究仁義，肯能會同情女孩，叫店主將視頻撤銷。
但法律本來就是底線了，如果夾雜人情，法律的公正性就有待商榷，我反對民不舉官不究，錯了就是錯了，要付出代價。《商鞅》說。
“這很商鞅，”司言說“但扯遠了，我們本來是在討論善惡。”對，我本來是要說，輿論本來是向着店主的，後來又向着女孩，可見同一件事，發展的時間和境遇不同，心中的善惡會改變方向和長短——《鬼谷子》說。
再看新聞3，麪店老闆給環衛工人免費麪條是善，但有些人肆意哄搶，這就是惡。所以善惡也是相伴相生的，因爲有金剛怒目，所以菩薩才能低眉。想要行善，就先要有對抗惡的能力。所以仗義執言是一項非常美好的品質——《韓非子》說
《商鞅》說，我來分析一下新聞5：法不責衆，那麼多人去牡蠣灘哄搶牡蠣，主人很難追責。但如果沒有最先來的人的帶動，大家也不會一窩蜂的去搶。所以一般擒賊先擒王，先來打頭的要被追責。這就是法律的作用，斬了打頭的，給後面的人以警醒，如果有一個壞的開頭，後面的事就更難已處理了。
《老子》最後也說話了：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國家昏亂，有忠臣。萬物的演變終有其規律，法律也一樣，不用刻意，世道如果紛亂，法律一定變得會厚重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