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這一生，在擺脫種種迷惑的過程中，最艱難的，是對“名惑”的擺脫。
我在這方面的體驗，可稱之爲“絕境歸來”。
我曾猶豫要不要講述這一場體驗，因爲已經在《君子之道》一書中分析過君子之名，又在《吾家小史》中回憶自己在這方面的遭遇，如再講述，是否會產生重複？但是經過反覆考慮後決定，還是要從一個更深入的角度專門說一說。
這是因爲，我在這方面的經歷實在過於險峻，過於逆反，過於違常，過於凝縮，相信冥冥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要借我來做一個邊緣性實驗。
因此，我沒有權力省略。
二
名，是中國古代對名譽、名聲、名望、名節的簡稱。但是，這個字，把千百年間無數高雅君子的脊樑壓歪了。因此，也把中國歷史壓歪了。
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國歷史就能發現，歷代最優秀的靈魂幾乎都在“名”字下掙扎。繼承名，固守名，保護名，擴充名，爭取名，鋪排名，挽救名，拼接名，打撈名……多少強健的軀體爲名而衰殘，多少衰殘的軀體爲名而奮起。
如果有耐心把中國歷史上多數傑出人物的傳記瀏覽一遍，那就會發現，他們身陷的各種是非，早已不值一提，最後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在歷史上留名。如果把這件事剝離、淡化，中國歷史必將輕鬆得多。
但是，中國歷史並沒有從中汲取教訓。相反，陳年的壓力反而層層累積下來，“名”的魔咒越來越張狂。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講名，但大多侷限在某種局部意義上。例如美國的“名”主要是指“知名度”，與一時的社會經濟利益有關，不少藝人還僱有“知名度經紀人”，功能比較清晰。不像在中國，一個“名”字，模模糊糊地囊括一切，無從定義，卻又無所不包。
這個讓中國歷史陷入困頓的沉重包袱，是中國文化自身造成的，怪不得別人。
寫到這裡我頗感痛苦，因爲這個包袱是一項精彩設計的副產品。
這項精彩設計，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
我已經用完整的專著熱情地論述過君子之道，認爲這是全人類對於各種集體人格進行分頭設計的典範成果，而且，也是中華文明長壽的重大奧秘。但是，這種人格設計如何來實現呢？儒家學者大多缺少執行力，想不出好辦法。
君子之道，立論仁慈而高超，君子和小人的界線也劃了很多條。但是，這些界線都只是籠統描述。落在實際生活中，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只變成了一種感覺。君子，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小人；小人，也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君子。而且，這樣的顛倒，也總能找到大量理由，因爲君子身上確實也有小人的成分，小人身上確實也有君子的因素。
這樣一來，君子之道就遇到了執行上的致命障礙。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者們強調了“名”的控制作用。
“名”，在空間上，可以被設想爲“社會公認”；在時間上，可以被設想爲“歷史評判”。把事情交給了空間和時間，似乎已經嚴格可控了。但是，這種嚴格可控，都是“被設想”的。
由於沒有統一的衡量手段，“名”在君子之間就很難互相承認，更無法阻止小人的故意歪曲、塗污、誹謗。
歷代小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總是把“污名化”君子當做一個永遠盈利的職業。結果，幾乎所有的君子都在爲“名”而煎熬，年年月月都氣恨連連，傷痛綿綿。
——只有少數人，能夠看穿名，看空名。這少數人，往往是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響。
三
以前，我也曾像周圍朋友一樣，以爲名聲之立，總有理由。那些習慣了的社會熟語，例如“名副其實”、“實至名歸”、“名正言順”等等，也經常在口中出現。
終於，我的親身經歷證明，“名副其實”的事情不是沒有，卻是一種極爲偶然的巧合。“名”的本質，卻是一種虛妄。而且，是一種最顛倒、最脆弱的虛妄。
我把這種真相，概括爲以下幾條原理。
原理之一：重大名聲，是對他人的威脅，因此它本身就積聚着被毀的潛力。
名聲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最重要的負面作用，是建立了一重重高於他人的座標，構成了對他人的威脅。名聲越大，威脅越大，因此所積聚的毀名潛力也越大。一些未毀之名，大半因爲尚未建立具有威脅性的座標。
真正重大的名聲，在建立之初並不想威脅他人，卻已經因特殊的高度形成了對他人的超越，而一切超越都是否定，一切否定都是威脅。
還是現身說法。我本人，在世紀之交蒙受一場全國性的毀名浪潮之前，頂在頭上的，全是一個個名聲的光環。但是，每一個光環都帶來了毀謗的必然。
例如，第一個光環，也就是我前面說過的在“**”中的那麼多抗爭。前面沒有說的是，這些抗爭的對手還都健在，他們當然不甘心我的光環給他們帶來的陰影。即使不是當年對手，不少人也會覺得我的光環使他們很難再講“**經歷”了。這兩撥人數字很大，我面對的毀謗可想而知。
再如，第二個光環，也是前面說過的我在仕途暢達之時斷然辭職。這事在當時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顯然對大批正在熱衷於官位的文化界人士帶來了反諷式的尷尬。
又如，第三個光環，我在辭職後投身實地考察所寫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書籍，在海內外均獲空前暢銷。多次統計“全國十年來最暢銷書前十名”，我一人往往獨佔三至四本。這對數量龐大的寫作羣體而言，形成了一種基點性的名聲虧欠。
再如，第四個光環，我冒着生命危險貼地穿越世界最恐怖地區，每天的考察日記由全球十幾家報紙同步連載，被國際媒體稱讚爲“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學者”、“全球跨世紀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正是這些空前的大名聲，立即給我帶來了空前的大傷害。就在我身陷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邊境地帶而命懸一線的時候，國內卻憑着一個荒誕無稽的小謠言掀起了對我的毀名風潮，鋪天蓋地。
……
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毀名的潛力，正來自於名聲本身。而且，力度也成正比。
原理之二：名非實體，只是“傳說”，因此爆立爆毀，易如反掌。
以前我一直認爲，世間名聲具有一定的穩固性，因爲由事實支撐，由輿論加持，由民心守護，很難頃刻大變。但是，世紀之交的毀名浪潮告訴我，看似穩固，其實都只是浮面的幻覺。
任何事實，都無法阻止名聲的破碎。世界各國的法律都有懲處名譽損害的條款，但是，法律講究證據，幾乎一切受害者到法院起訴時才驚訝地發現，要爲名譽提供“證據”，是多麼困難。因此，法律護名，很難兌現。
法律不能，朋友能嗎？也不能。朋友護名，等同於“徇私護短”，更損其名。更麻煩的是，朋友之間也大多存在名聲上的默默攀比，因此，一友傷名，諸友暗喜，滿口仗義只是人情場面上的敷衍而已。
由此可見，再煊赫的名聲也只是糊在竹竿上的一面面紙幡，上面寫着學識、官階、戰功、封號、獎勵、清譽、時評……頗爲壯觀，但是，只要風雨一來，這些紙幡立即便破碎污溼，不可收拾。若去粘補，則越補越糟，比原先沒有紙幡的竹竿更加難看。
這樣說，並不是否定很多名聲背後有真實的支撐。但請切記，名聲並不是真實本身，而只是有關真實的“傳說”。這種“傳說”，說變就變，很多看起來好像毋庸置疑的大名聲，只要在敏感的時機出現一則質疑、一句反話，便能立即劃出第一道裂痕。而有了第一道，就會有第二道、第三道、第一百道。到這時，“傳說”也就負載着巨大的破壞性興奮而恣肆翱翔。
正是在這個關節上，很多受害者痛不欲生。他們不理解，爲什麼一夜之間那麼多聰明人不調查一下真相就反說滔滔？其實，名聲和真相本來就是兩種邏輯。
我初遇誹謗浪潮時也曾驚訝，所有足可反駁那些謠言的證據都歷歷在目，證人有名有姓，檔案白紙黑字，爲什麼成百上千的起鬨者都不去看一眼、問一句？後來才知道，大家其實都不在乎證據，因爲這裡玩的是“名”，而不是“實”。
原理之三：名聲的毀損，多數採取徹底顛覆的方式，因此沒有商討和辯論的餘地。
爲什麼會這樣？因爲名聲之事若留餘地，被傷害者就有了據理力爭的勇氣。所以，只有“一劍封喉”，推向極端，才使事情立即變成死結，傳播起來也更加輕便。
這種現象，在古代也屢見不鮮。指責一位將軍剿寇不力，這很正常，但要不了多久，總有對手揭露這位將軍“通寇”、“投逆”，甚至本身就是一個暗藏的逆寇。這樣一來，名聲問題也就失去彈性，變成了擲人至死的石塊。
由此證明，名，比別的任何東西都容易徹底翻轉。那麼，還不如把它看空，看無。
我自己遭受的誹謗，也是徹底翻轉的顯例。你看，我明明寫了一部徹底對抗“**”的《世界戲劇學》，卻被說成是“**寫作”；我明明向災區捐建了三個規模不小的學生圖書館，卻被說成是“詐捐”；我明明與妻子感情極深，親朋皆知，卻總是每半年有一次“離婚”的網上謠傳……後來我也不生氣了，只不過此後聽到了毀名事件發生，也不管被毀之人是否認識，我總是從徹底相反的方向作出判斷。
遺憾的是，中國民衆的大多數，常常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態度來看待毀名事件，結果毀名者至少贏了一半。名，儘管如此虛妄，卻居然能讓毀名者“旱澇保收”、“穩賺不賠”。
原理之四：要想修補名聲，從長遠看，大多是反效果。
試圖修補名聲，這事惡人也會做，但基本上是好人受害後的一廂情願。這種一廂情願，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真正實現。
有的好像實現了，但仔細一看，完全是因爲借用了外力，與名聲本身關係不大。
我很同情爲了修補名聲而四處奔走的人。找記者，問朋友，求爺爺，告奶奶，一遍又一遍敘述，一次又一次擦淚，不斷拜託，反覆感謝。這一切，都是爲了名，而這些形態又是那樣的貶名。以貶名的方式去正名、保名，實在是一種自嘲式的悲劇。
當然也有不少人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洗掉了惡名，保住了佳名。但是，惡名和佳名的標準並不固定。記得在“**”初期，我們與造反派鬥爭，結果失敗，造反派掌權。在寫政治鑑定的時候，屬於我的第一句總是“思想頑固，長期對抗‘**’”，這在當時是最大的惡名。原來與我站在一起的朋友們苦惱了，他們努力要淡化惡名，反覆懇求造反派，寫成了“改變立場，積極參與‘**’”。現在大家若去檔案庫翻閱這些政治鑑定，就會啞然失笑。
即使在正常的社會環境裡，爲了修補名譽，也不值得耗費太多的精力。生命的責任，是盡一己之力爲天下衆生提供大善大美。如果長久地忙於洗刷或提升自己的名聲，不管擺出多少理由，也是對生命責任的背離，因此也有傷名聲。例如，我發現文藝界有不少人士多年來一直氣鼓鼓地要爭當某省、某市的“作家協會副主席”或“政協委員”，覺得沒當上是對他們名聲的損害。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如果不用這些時間創作更好的作品，爭來的名聲又有何用？
四
如果能夠把名看穿、看空，那麼，即便被污名、毀名，受害者也能成爲一個興致勃勃的觀察者，並獲得享受。
仍然以我自己爲例。一度被徹底毀名，讓我站在一片廢墟之上。以前，這裡曾經展現過一叢叢名聲的鮮花，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滿地瓦礫。對此我曾慌張，但仔細一想，瓦礫固然不能代表我，但以前那些鮮花能代表我嗎？
我的自問，是從別人的詢問開始的。
先是武漢黃琪先生的詢問，他的神情充滿了驚訝。
問：您是海內外最受歡迎的當代華文作家，但是文學界驚駭地傳播一個消息，規模很大的全國作家大會居然從來沒有邀請您作爲一個普通代表出席？
答：沒有。
問：您夫人在戲劇界的地位更高，是迄今全國囊括舞臺劇和電視劇所有首獎的唯一人，還被美國林肯藝術中心和紐約市文化局授予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但聽說，她也沒有被邀請參加全國戲劇家大會？
答：沒有。
問：你們夫妻倆那麼溫文爾雅，從不爭名奪利，有關部門爲什麼這麼不容？
答：可能是有關部門把那些人的誣陷當做了“爭議”，不敢碰了。我夫人是受我牽連。
問：您的《文化苦旅》，肯定是二十多年來最受全球華文讀者歡迎的散文書籍，一直位列暢銷之首。但是，國內有關協會幾度爲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散文評獎，數量很大，多數連聽也沒有聽到過，但《文化苦旅》卻不在其內？
答：不在。
問：國家有關部門評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人，您夫人作爲公認的黃梅戲首席代表，卻不在那個劇種的傳人名單之內？
答：不在。
問：據說，您不是任何一級作家協會會員？
答：不是。
問：據說，您不是任何一級文聯會員？
答：不是。
問：據說，二十幾年來您沒有參加過任何會議？
答：沒有。
……
這位先生在問答之間不斷嘀咕：“不可思議！難以置信！大家全搞錯了，搞錯了！”
不知道什麼“搞錯了”，他沒有說。
另一番詢問，來自北京一位已經離職的記者柳女士。她如果不離職就見不到我，因爲我不接受記者採訪。
問：“聽說不久前您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演講中國文化生命力而獲得極高的評價，成爲聯合國網站的頭條新聞？”
我沒有回答，只點頭。她卻搖頭了，自言自語：“國內媒體完全沒有報道。”
問：“聽說幾年前您受邀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有關中華文化的非侵略本性的主旨演講，也引起轟動？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發表的演講，又大受歡迎？”
我又點了點頭，她又搖頭了，還是同樣的自言自語。
問：“據臺灣報紙報道，今年上半年您到臺灣各大城市演講君子之道，每場都座無虛席、人滿爲患？”
沒等我點頭，她又緊接着問：“據臺灣報道，雙目失明的星雲大師爲了迎接您，特地從澳大利亞趕回臺灣，坐着輪椅到火車站，等了您半個小時，這是他平生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我點頭。
最後，這位離職記者又問：“爲什麼那麼重大的文化事件，大陸都不報道？”
我答：“因爲每次我都不是官方派出的，媒體無法拿捏。”
但我又馬上解釋，如果是官方派出，我就不可能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以一個獨立文化人的身份發表主旨演講了，因爲如果那樣，其他國家的**也會提出對等的要求。
……
不錯，我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但是，我“不是”的，只是“名”，我“沒有”的，也只是“名”。
它們只是一種“集體共名”，而我卻是叔本華所說的“這一個”。“集體共名”是千人一面的儀仗，我有幸被“除名”，成了一個僥倖的獨行者。
本來，“協會”並不是我，“代表”並不是我，“委員”並不是我。我只是深夜滑動在稿紙上的那支筆，我只是冒死跋涉在沙漠裡的那雙腳。我無法讓那孤獨的筆加入熱鬧的筆會，也無法讓那遙遠的腳匯入整齊的排演。
我不必爲了保住某些名號而不斷開會、發言、記錄、傳達了，不必爲了晉升更高的名號而時時顧盼、窺測、防範、疏通了。這會節約多少時間和精力，省去多少人格折損？
我有不少朋友，曾經對我擺脫名聲羈絆後的輕鬆深表懷疑。看了幾年，發現我的輕鬆是“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便逐漸羨慕起來。但他們還是沒有放棄，總是告訴我，只是爲了辦一些重要的事而不得不利用名聲，遲早會像我一樣全然割捨。然而，直到他們退休，還是未能割捨，而且又在竭力追求退休人員間的各種“名譽職位”，仍然焦躁不安，明爭暗鬥。
這是因爲，我早已明白，即使自己並不反對的那些“名”，也只是通用招牌，沒有實際意義。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學者”，但“學者”也是一個“集體共名”；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行者”，但“行者”又是一個“集體共名”。
我願意被人說成是“東方人”、“中國人”、“浙江人”、“現代人”，但這些“人”都是“集體共名”。
這就是說，拿着一串串“集體共名”來爲自己加重，其實是在欺騙自我。因此，就像不能執着於名，也不能執着於我。借用佛教語彙，既要破“名執”，又要破“我執”。
連“我”都不在乎了，還在乎“名”嗎？禪宗慧能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名，不管是好名還是惡名，都是“塵埃”。“無我”，也就是撤除了招惹塵埃之物，因此也就撤除了一切苦惱。
這個問題，本書後面《我在哪裡》一文中還會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