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成了華夏古代封建社會的一大現象，是不甘被殘暴的壓迫和剝削，廣大的農民起來反抗，這是對統治者的不滿，更是朝代更替的時候。他們有的出現，摧毀了整個封建王朝的根基，最終進入天下大亂的局面。
爲什麼會出現用宗教來發動起義？
這和華夏古代思想有關，皇帝專制社會下，思想落後，特別是底層平民，他們處於文盲，崇拜鬼神，一些宗教宣傳救苦救難，解救衆生，讓人們脫離災難。
在這種情況的宣傳下，無知的平民就會加入到宗教中，他們盲目的信仰着，對宗教惟命是從，這就是發展勢力最好的手段。
而且，用宗教做掩護，一般不會讓人覺得有什麼，集齊上萬人，也不會有人管，普遍認爲這是一個宗教的會議，不會往起義這方面想。因此，用宗教來做掩護，是最好的手段，不然光集齊這多人，官府早就知曉了，哪還有什麼後來的起義？
可見，在古代，想要密謀起義，利用宗教是最好的選擇。
而宗教還有什麼作用呢？
人是社會動物，將人心集結起來的力量往往是強大的。所謂宗教，便是利用一個載體，或者說平臺，引起人內心深處的共鳴。
這種共鳴可以是對自己生活現狀的不滿，對於強大力量的嚮往。我們不難看出現在的三大宗教都是與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在做鬥爭，這正是衆多受欺壓的人民心中產生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產生的共鳴。
所謂神的力量，本身就是離不開人的，沒有人就沒有神。神的強大力量，是無數教徒集結在一起的力量。而一些戒律，則是發掘人本身的真善美，讓這股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更加的純淨，也更加的高效，或者說能使人信服，從而讓更多人來組成這個牢不可破的“社團”，而至於宗教爲什麼都能夠發展壯大，則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這是一個人類主宰的社會。
良好的宗教可以鼓舞人心，給絕望的人們帶來希望，而邪教則恰恰相反！
邪教”一詞在華夏曆史上實屬晚出，但是與“邪教”的範疇相涉的事物則古已有之，早期道教和佛教的一些派別都曾被認爲是“邪教”。
迄今可以從華夏曆史文獻中看到的有關“邪教”一詞的最早記錄是唐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上的一份“廢省佛僧表”，內稱“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稍後的《法苑珠林》中有《妄傳邪教》一篇，則爲反道教宣言。
這些地方是將本宗教之外的宗教指爲“邪教”，其含義近似西方的“異教”。但是，對於與今天“邪教”意義更爲接近的各種活動，歷朝古籍中常常不使用“邪教”一詞，唐及以前常常採用“妖術”、“妖賊”、“妖訛”等“妖”系列詞，宋及以後由於“食菜事魔”的摩尼教（明教）興盛，對“邪教”常常以“魔”稱之。
明清兩代，“邪教”的概念已經逐漸接近現代意義，但是明代並不常用“邪教”一詞，而是沿用前代的左道、妖術、異端、妖訛等各種說法。
真正開始全面使用“邪教”一詞是在清代。當時的各種文本中均普遍使用“邪教”來指代各種民間秘密宗教，“邪教”成爲內涵相對固定的概念。如錢大昕就曾雲“乃知‘吃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邪教”這一術語此時被正式用於官方文書當中，清代歷朝上諭、臣工奏摺、政府告示中均頻繁使用。
華夏曆史上一直以來並無一個“邪教”的具體定義或認定標準，通常是在遇到具體的某個事件時再將其歸爲“邪教”。對歷朝歷代的“邪教”與反“邪教”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通常一個教派如果影響較大，信徒衆多，就會開始受到政府關注。如果再伴有“夜聚曉散”或是“男女混雜”的現象，那就離“邪教”更近了一步。
另外一個標誌就是，讖緯式口號、末世觀念的提出和新神降世的宣傳。讖緯式口號常使人相信“天命”已經改變，而末世觀念認爲現世即將毀滅，如果要得到救贖，唯一的辦法就是信仰此教；新神降世則隱喻統治者的更迭。這些都具有煽惑民衆的作用。現代“邪教”也常常通過預言和宣傳末世的方式來迷惑信徒。
總體來說，歷史上各個朝代認定“邪教”的標準是接近的，但是隨着時代變化其關注點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基本上同一時代的秘密宗教，在教義、組織形式和儀式方面都有某些共通之處。一般來說，它們都衍生自某幾個宗教教義比較完善，影響較大的教派，例如宋元時期的教派多有彌勒明王之類信仰，有“男女混雜”，“夜曉散”，“吃菜事魔”，“燒香結會”等認定標準，而羅教興起之後又大都崇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
白蓮教之後的教派大都採取家族傳承的世襲方式，尤其清代，一個教派由一個家族經營的現象十分常見。
在“食菜事魔”出現後，幾乎所有見於史料記載的教派都吃齋，不管其教義是否與摩尼教有關。而從白蓮教開始的教徒過世俗生活的特徵，也被幾乎每一個教派保留下來。這些教派之間有複雜的親緣關係，分支、合併、易名現象很多，以至於教義當中互有雜糅，有很多相似之處。
這些教派吸引信徒入教的方式也很相像，大約有：宣傳教主靈異，鄰里戚屬之間相援引，以末世論製造恐慌，以及以利益相引誘幾種方式。其中以利益引誘的方法一是開出“劫後”或“來生”的空頭支票，二是使用讖緯式的預言使信徒相信將來會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