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周偉君之後，王珂便召集基地的倖存者們，當衆宣佈了周偉君的種種惡行，並把倖存者們帶到了那個萬惡的房子裡，讓他們親眼目睹，省的他們不明所以。
雖然王珂覺得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爲在末世倖存者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他們是弱小又無助的弱勢羣體，根本不在乎基地的領導者是誰或者換了誰。倖存者只在乎他們的生存問題，其他一切都是浮雲，末世當中溫飽都是問題，還談什麼其他的諸如尊嚴等問題。
再說了，自古以來改朝換代跟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 ，老百姓也不在乎誰打下了江山，誰會坐那把龍椅。
統治者在打江山的時候，並沒有和老百姓做過什麼協定，並沒有說，我獲得江山，取得統治地位了，我要對你們實施“仁愛”。你們呢，得擁護我的統治。
也許統治者做過這樣的承諾，但這種承諾是單方面的，老百姓從來沒有投過票，也沒有表過態。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得不對。老百姓雖然沒有表過態，但是他們默認了，秦朝建立後，老百姓默認自己是秦人；漢朝建立後，老百姓又默認自己是漢人。這種默認，其實就是一種表態。
但是，不默認又能怎麼樣呢？統治者用強大的國家機器來控制着老百姓。統治者有軍隊、監獄、官差、法律，還要搞文字獄，進行嚴格的輿論管控。在這樣一種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老百姓能表達自己的心聲嗎？
所以，所謂默認，其實是在強制下的默認。換句話說，是老百姓因爲畏懼，不敢搖頭反對而已。
還有人可能會說，不對呀，在很多王朝興起的初期，老百姓明顯地表現出了對這個王朝的歡迎，所謂“簞食壺漿以迎”，就是歡迎的表現。既然歡迎，就表明了老百姓認可這個王朝的統治。可是爲什麼後來卻又反抗這個王朝的統治了？
王朝社會因爲是家天下的社會，這就使得後代統治者，和王朝初期的統治者，所面臨的環境是截然不同的。
王朝初期的統治者，他們首先需要出生入死地打江山，他們面臨着任何時候都可能死去的危險。就算江山已經打下來了，他們也不得安寧。必須要能夠把各種問題給處理好，比如功臣問題、邊關問題、立儲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只要處理不好，立刻就有可能讓這個新建的王朝短命。秦朝、西晉、隋朝等，都是因爲這些問題沒有處理好，最後招致短命。
但是，王朝中後期的統治者，他們面臨的情況卻完全不一樣。他們出生在錦衣玉食的帝王家庭，他們可能很早就被確立爲皇位繼承人，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是現成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長大的統治者，很難有一個是勵精圖治、雄才大略的。他們的能力可能比普通的老百姓還不如，但是卻需要他們去治理一個國家，他們又怎麼治理得好呢？
因此，後世的這些統治者，必然改變前期的統治者設定的那些做法，他們因此可能大興土木修建豪華宮殿、好大喜功窮兵黷武。
古代所謂的盛世只是讓老百姓吃的上飯不餓肚子，保證不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老百姓照樣得辛勤勞作才能勉強吃的飽！
而亂世只不過是加上一條性命攸關，隨時丟命而已。就算參加了農民起義也很難成功，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古代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領導者有幾個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出身，見識不多，能力有限。
不過，就算老百姓要起來反抗，也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老百姓但凡還有一點兒活命的辦法，他們也是不會反抗的。因爲畢竟統治者的國家機器太強大了，造反的代價實在太高昂了，老百姓輕易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二是就算造反，也並非是全國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造反，而只是極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人其實是不知情的。大部分人依然逆來順受的忍受着統治者的殘酷統治，忍受着統治者單方面的不平等契約。辮子朝長毛起義，整個南方轟轟烈烈。但是對於辮子朝的絕大部分老百姓來說，他們心目中，並不是長毛在爲他們謀福利，而是“長毛賊”在鬧事，在動亂，要把辮子帝國給亡了。這些人都是殺人魔頭，太壞了。
魏徵說過一句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魏徵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隱含着動亂的因素在老百姓，在“水”。其實不知道，動亂的因素恰恰在於統治者，在“舟”。
華夏幾千年的改朝換代有兩大規律： 1.皇族最終一般都是斷子絕孫； 2.無論是篡位還是起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新王朝，而被他人奪得寶座。
真的是其興也忽然之間其亡也忽然之間，王朝初建朝氣蓬勃，一切都欣欣向榮。王朝末期吏治腐敗，民不聊生，然後一個新的潮氣蓬勃的王朝就來替代前一個曾經朝氣蓬勃的王朝了。
這其實和民間說的富不過三代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一個王朝建立，富有四海，即使出幾個敗家子，只要不是玩的太嗨，都能折騰很久。
王朝的更迭更多的還是制度問題。
唐朝的藩鎮在早期保證了威震四夷，但是到了後期卻變成了藩鎮割據，安史之亂是藩鎮鬧得，然後平息戰亂卻還要依靠藩鎮的力量，安祿山被剿滅了，新的藩鎮又形成了，最後王朝也亡在藩鎮手裡。
五代十國大多也是軍閥在玩，廢立皇帝跟鬧着玩似的，趙匡胤也是軍閥上位。
建立宋朝後，趙匡胤吸取唐朝亡國的教訓，杯酒釋兵權，壓制武將的權力，把文人士大夫捧上神壇，終宋一朝再沒有武將能威脅王權，但是換來的結果就是邊患就像頑疾一樣不能除根。
北宋大部分時間都在花錢買和平，但是依舊沒能逃脫靖康年那場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