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剛回到北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胡適認爲張學良“這禍闖得不小”，當日給張學良去電：“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
1937年7月11日，胡適應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邀到廬山，參加國民黨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當天下午胡適與蔣介石面談，陳述北平情形，民情的激憤，認爲中央不應放棄河北。
7月20日，在廬山最後一次茶話會上，衆人談教育問題。江恆源、朱經農、陶希聖、高君珊、吳貽芳、傅斯年等人先後發言，胡適最後講話，談了四點：第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箇中心思想，那麼，“國家高於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動的目標。第三，主張恢復“有同等學力者”此條招考辦法。以救濟天才，阻止作僞犯罪。第四，教育應該獨立，其涵義有三：(1)現在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2)政治的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任聘，皆不得受黨的勢力的影響。(3)政府應當禁止無知疆吏以自己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7月28日，兩期廬山談話會結束，胡適下山，乘飛機到南京。因北平失陷，胡適暫時留在了南京。
8月17日，胡適在南京參加了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
8月21日，胡適與杭立武、周炳琳、傅斯年等人商談救濟大學教育的問題，大致決定了兩件事：(1)將來各大學教員有餘人，可送往邊地大學服務。(2)將來宜在內地籌設一個科學工程研究所，以應付國家的需要。
8月，北大、清華、南開準備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並在南京成立臨時大學辦事處，除三校校長爲委員外，各校各加一人爲委員，北大爲胡適、清華爲顧毓琇、南開爲何廉，此外委員中還有傅斯年、皮宗石等。胡適對於臨時大學提出了很多建議。
在胡適看來，百年樹人，無論多艱難，教育都必須堅持。正當胡適爲在戰爭條件下如何堅持辦學而嘔心瀝血時，8月19日，蔣介石商請胡適到美、英兩國進行民間外交，爭取國際上的支持。
國難當頭，胡適選擇了做”過河卒子”。1937年9月8日深夜，胡適從南京出發，再度赴美。不過這一次不是學術活動，而是肩負着國民政府的使命，向美國朝野進行中國抗戰宣傳，爭取其理解、同情與支持。
蔣介石爲什麼要派胡適赴美進行戰時宣傳，加大對美國的公共外交呢？
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想爭取歐美國際援助，不管駐英、法大使多麼優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會提出要中國首先爭取美國這麼做，要“平行一致行動”。從長遠看，必須着重發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才能獲得更廣泛的國際援助。
基於這樣的現實與考慮，必須加強對美的外交工作。派誰？蔣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適。
一方面，鑑於胡適在知識分子中的威望，將胡適委以重任派往美國，可以使知識分子暫時放下對政.府的批評，爲抗戰集合到自己的周圍。另一方面，胡適在美國有那麼多老師、同學、朋友，在美國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有着廣泛的影響。特別是胡適善於演講，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講中，自有一種邏輯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憑他的能力，在美國各界是應該能夠獲得對中國抗戰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適赴美，更是因爲“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從創辦《獨立評論》時起便很關注中日問題。他主張公開的外交，以期獲得國人的理解，從而喚醒民衆。他根據當時局勢對中日全面戰爭精確地排出時間，“對世界固應趕緊結合，對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種可以使我們喘氣十年的Modus Vivendi（權宜之計）。若無一個緩衝辦法，則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許蔣先生整軍經武。”胡適認爲中日之戰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與歐美產生的“利益上的衝突”，將之引導成對日本的“國際大劫”。他後來將之凝聚成“苦撐待變”四個字，隨之被國民政府接了過去，變成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
蔣介石當時選派了三個人，另兩位是張忠紱和錢端升。張以家庭困難爲由，一開始就沒去；錢去了後覺得靠演講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極回國了。只有胡適本着“做了過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負着國家的使命無怨無悔地做了下去。
胡適注重向政要宣傳中國抗戰。飛機經停菲律賓時，他拜訪了總統蔻桑。
胡適宣傳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演講。
胡適一到美國，便忙了起來。9月26日上午10時飛抵舊金山還沒住下，就先到中華會館參加茶會，發表簡短談話。吃過午飯，仍然沒有休息，又趕往大中華戲院，對當地華僑以及各界人士演講。晚上人們得知胡適到來，爭相邀請他赴宴，結果一口氣趕了兩處宴會做了兩場演講。當天很晚纔回到住處，強撐着在日記中嘆息：“甚疲倦了”。儘管如此，由於是事先約定，29日中午又前往聯邦俱樂部演講。30日胡適在加利福利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演講。10月1日到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向全美聽衆作廣播演講。
胡適的這些演講是在自身和客觀條件都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
胡適從1937年8月即斷斷續續生病，最主要的是眼睛時感痠疼模糊，尤其是牙疼一直在困擾着他。22日腸子發炎住院；9月16日在香港開始發燒；11月13日，胡適應美國紐約外交政策協會邀請演講，但那天早起，胡適就覺得不舒服，吃的早飯全吐出了。中午外交政策協會宴請，胡適一點胃口也沒有，什麼也沒吃。但仍然堅持演講，並答覆了許多問題。演講完，胡適出了一身大汗，裡衣全溼了。演講過程中，胡適又拉了一次肚子，此次胡適不僅沒住院，而且強忍了兩天，一邊靠吃藥，一邊靠飢餓來治療自己，預定的演講與座談一場也沒耽擱，朋友們也都沒有看出來。
由於正處於寒冷季節，沿途風雪交加，所去城市大都也是冰天雪地，火車常常爲此晚點，這就增加了奔波之苦。還有一點就是胡適患過腳病，尤其怕冬天，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裡四處演講，對胡適的身體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爲此，夫人江冬秀在國內得知這一消息後，就非常擔心胡適的腳是否受得了。從行程上，基本上是夜行晨到。對沿途小城，留停時間短有約定必須演講的，胡適常常是一到，將行李放到旅館，來不及休息，就在主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去演講。胡適幾乎平均一天一場半演講，其密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奔波勞累之餘，加上各種拜會訪談，常常每天都要到很晚甚至半夜才能告一段落，這種工作強度，也決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胡適對演講非常慎重認真。比如在舊金山，9月30日一天胡適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度過的。由於不停地演講，晚上又參加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Wibur）夫婦爲他們舉行的招待會。回到住地，已是半夜，不知是沒吃飽還是吃的東西不合胃口，胡適此時突然感到很餓，連忙上街找到一家小飯館匆匆吃了點，這時已是第二天10月1日凌晨1點多了。剛想睡下，突然想到第二天約定的到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向全美聽衆作廣播演講。
電臺規定，演講時間不能超過一刻鐘，又由於媒體的限制，電臺的演講必須簡潔精煉，既要單刀直入又要有條有理合情合理，這樣才能顯得既斬釘截鐵又能打動聽衆。現有的講稿顯然不行，必須進行加工。胡適揉了揉疲憊的眼睛，坐到桌前，開始一邊思考一邊動手改寫演講稿，一直到5點半才覺滿意然後睡去。
胡適對演講非常堅持原則與氣節。還是這次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向全美聽衆作廣播演講。雖然5點半才睡，但僅睡兩個半小時就醒了。胡適起來將講稿讓人送到電臺。隨後電臺的帕迪•洛厄對胡適說，廣播電臺看了他的演講稿，覺得言詞太尖銳，想請胡適修改一下，能不能說得含蓄委婉一些。胡適稍加思考，認爲沒什麼不妥啊，於是手一揮，斬釘截鐵地對洛厄說，你回去告訴電臺，寧可取消廣播，我這稿也不願、不能修改。洛厄一聽，只好回去和電臺商量。電臺看胡適發了那麼大火，只好按胡適的原稿去錄播，而且在胡適去時“他們倒更客氣了”。這次廣播演講雖然只有13分鐘，卻取得了極大成功，產生了極大影響，王正廷大使在華盛頓聽了後，立即打電報來對演講的成功表示祝賀。
胡適還注重廣泛接觸工商經濟界人士。各地華人華僑也都熱情歡迎他們的到來，願意給他們提供各種幫助。以經營鎢銻外貿起家的大企業家、抗戰爆發時得到過胡適幫助的華人李國欽，更是伸出了相助之手。9月1 8日，李國欽邀了4 0位工商業、銀行的領袖，如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等人，和胡適相見並一起吃午飯。吃過飯後，又請胡適用30分鐘的時間介紹中國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