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現在最頭疼的是後院起火，是直隸、山西、東三省的革命黨。說到北方的革命黨人，不能不談到一個人的名字，就是辛亥革命的先驅——吳祿貞。
吳祿貞近代民主革命家，字綏卿，湖北雲夢人。
在雲夢縣城的西郊，有一個名叫吳家臺子的小村莊。一八八零年三月六日，在一戶書香人家，有一個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吳祿貞。
這個四周環水、綠樹蔭翳的村子，就是他童年活動的天地。
六歲時，入村裡的家塾讀書，已顯出他過人的天資。他不僅理解力、記憶力超過其他孩子，而且才思敏捷。
至今在家鄉仍流傳着他對對子的故事：一天，先生出了個上聯：“春風催綠柳，”無人當場能對上，問到他時，他脫口而出：“大澤起龍吟。”
先生不由暗歎：“此子有奇志!”雲夢古爲大澤，那麼答此聯的孩子莫非日後將要幹出一番虎嘯龍吟的大事來！
稍長，轉入義堂鎮一私塾就讀，那時他寫出了這樣一幅對子：“一拳打倒亞細亞，兩腳踢翻歐羅巴!”表達他對鴉片戰爭後試圖吞併、瓜分我國的歐、亞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憤恨，寫出了自己要把他們都打倒、都趕出去的決心!他那稚幼的心靈上，已種上了愛國、報國的種子。
他又是個活潑、淘氣的孩子。愛爬樹、喜游泳，並習家傳的“吳門神棍”。大樹、池塘、濠溝都成了他練本領好地方，他練得身體矯健，練得有了武功的底子，爲他後來戎馬生涯打下了基礎。
吳祿貞九歲時，他長年在外幕遊的父親吳利彬，回到了武昌設館教書，舉家遷往武昌。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母親先走了一段時間後，自己獨自一人找去的。這之前他從未出過遠門，更沒到過武昌，小小年紀敢於一人前往，那膽子實在是非常人可比。
十至十五歲，他跟父親在武昌讀書。父親吳利彬，學識淵博，不僅通曉經書，而且懂得格致學。所謂格致學，也就是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吳利彬還自己製作幾何圖形講解幾何。
祿貞雖說善詩能文，被人視爲文學天才，可他卻不熱中於走科舉之路。
他認爲那些四書、五經之類的東西，對於改變當時中國的落後狀態無益；不如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更爲有用，所以他在學格致學上大下工夫。
課餘仍愛舞劍弄棍，又喜讀兵書，並給自己起號叫“夢澤雄”。他的故鄉雲夢，古爲雲夢澤，由他爲自己起的這個號，可看出他少年時，已有壯志。
十五歲時，父親外出講學，歸途中病逝。一家人生活遂陷入困境，搬入戈甲營一陋屋生活。爲分擔母親肩上的生活重擔，他輟學做工，成了“湖北織布局”的一名小工。
祿貞每天天未亮就來此做工，晚六時才收工，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只能得到一角多工資!工人們在那兒不僅受剝削，更由於勞動條件差，時有事故發生。
那些洋監工、技師隨意打罵工人，再加上中國工頭的欺侮，他們過着非人的生活。
下班時，工人必須在廠門口接受搜身。
一次，一個姓袁的工頭，藉機調戲一名小女工，被祿貞看見，他上前打了工頭。
工頭大怒揮鞭就要打他，但由於引起了衆怒，未能得逞。
祿貞不甘受這份氣，決意離開這家工廠。
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簽定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引起了國人的憤怒，紛紛起來聲討；臺灣則爆發了“反割臺”鬥爭。
祿貞痛感國家的衰落，眼見當時的列強圖謀瓜分中國，他認爲只要國人齊心，力挽狂瀾，就會有助於國家轉弱爲強，於是萌發了投軍衛國的念頭!
一八九六年一月，張之洞調回湖北任湖廣總督。他張榜召募新兵，應募者必須年滿十六週歲。
而吳祿貞年齡尚不足十六，他前去應試時。爲了闖過了報名關，他搬出“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童子汪漪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例子，說服了負責報名的軍官同意他報名。
考試時他寫文賦詩，表明自己投筆從戎之志。
其詩云：“開卷喜讀戰國策，濡筆愛草從軍賦。安得一戰定三韓，投筆從戎爭先赴。”文章講述了書香門第出身的他，投筆從戎爲報國。他的試卷頗受張之洞賞識，命人油印後散發各營，以鼓士氣。
他被錄取在工兵營當兵。
吳祿貞入伍後，刻苦操練，鑽研《西法類編》等兵書，成爲士兵中的拔尖人材；一年後被張之洞指名選派入湖北武備學堂學習。
這是一所培養下級軍官的學校，收年滿十八的有培養前途者入學，年方十七的祿貞是破格入學的。
他在那裡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自幼學過的格制學，此時發揮了作用，使他接受“西學”較他人容易。
一次，他甚至走上講臺去糾正日本教官證錯了的幾何題，他毫不客氣地在教官演算的題旁打了個大“X”，口說：“你證得不對!”自己從從容容地證出了此題。
日本教官被他的“膽大妄爲”弄得目瞪口呆，又發作不得。
這件事當時使全校爲之轟動，被人們盛讚爲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其實，這不過是被欺辱，被人看不起的民族阿Q精神的一種自我安慰。
老師就不能證錯一道幾何題嗎？一道幾何題老師做錯了，學生能做對，也沒什麼可奇怪的。老師還是老師，學生也還是學生。
國人講求尊師重教，外國老師就不應當尊重嗎？所有的外國人都欺負中國人嗎？即使在那個年代真心幫助一個懦弱民族之人也大有人在；說不定這位日本老師就是其中一個。
因爲長期的受欺辱，被人看不起，有時會形成一種逆反心理，形成一種類似於義和團的那種盲目排外情緒。
從這件事上，吳祿貞所表現的是不是這種情緒呢？或許，這就是歷史的侷限性。像吳祿貞這樣的先進分子，這樣優秀的人，也是很難逃脫的。
還有，從這件事上。也反映出吳祿貞過於張揚，過分自信的性格弱點。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個弱點，最後要了他的命。
一八九八年冬，祿貞被派去日本學習軍事，先入成城學校，後入士官學校騎兵科。
他目睹了明治維新後蓬勃發展的日本，更感到清廷的腐敗和自己國家的落後。在日本，他有機會接觸到反映歐美各種新思想的書籍，他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從此便醉心於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學說，認識到要救中國，不僅僅是建立軍事武力就能挽救的。非得徹底地改革政治，推翻清廷這個腐敗的政權才行。
他於是與傅慈祥、沈翔雲等人，發起組織了第一個留日學生團體“勵志會”。該會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爲宗旨。目的是聯絡同志，討論革命如何進行。
他此時的革命思想，還是處於一種自發的狀態。
此時僑居日本橫濱的孫中山先生，在日成立興中會，並注意從留學生中吸收成員。
吳祿貞經人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先生，他對孫先生學識之豐富，非常佩服;對孫思想見解之成熟，也十分傾心。
交往之中，對孫先生的革命理論，有了深入的認識，毅然加入了興中會。從此，他成了一名民主革命的自覺的戰士。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在祭文中所說的：“昔在東海，談笑相逢。”
他們的革命友誼，從此開始。
一九九零年夏，中國北方興起義和團運動，革命黨人決定趁此大好時機，在南方發動起義。吳祿貞認爲“夏口兵衝要地”，建議以武漢爲發難基地，以便控制南北要衝，然後出師北伐。
孫中山先生贊同此建議，命吳祿貞、傅慈祥主持長江流域的起義，又派人回國聯絡會黨;他自己則將主持珠江方面的起義。
吳、傅二人受命後非常高興，着手準備，但苦於沒有經費。
此時，畢永年告訴孫中山先生：“唐才常已從康有爲處得到了兩萬元款子，計劃起兵，款爲新加坡華僑所捐，還將繼續有。”
通過商談，雙方同意聯合起義。孫中山先生還親自出席了梁啓超爲唐才常、吳祿貞等人舉行的餞行宴會。
畢永年（1869—1902），湖南長沙人，清拔貢。少讀王船山遺書，萌反清之志，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善，參與維新變政，暗中結交會黨。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京，康有爲欲委其領兵圍頤和園殺西太后。政變後剪辮、焚貞照，以示脫離滿清政.府統治。赴日本，謁見孫中山，與保皇派絕交，加入興中會。
吳祿貞與唐才常一同秘密潛回國內。
唐才常在上海張園召開會議，將原“正氣會”改名“自立會”，“勤王軍”改爲“自立軍”。他對保皇黨稱“勤王”，對歸國留學生說“保國保種”。唐才常爲譚嗣同的密友，他熱心舉義有很大爲友報仇的成分。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號佛塵，漢族，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派領袖，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貢生，與譚嗣同時稱長沙時務學堂教習中的“瀏陽二傑”，戊戌政變後，去日本、南洋集資，回滬後創“自立會”，旋於漢口謀發動自立軍起義，事泄被捕就義。著有《唐才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