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後，胡適回憶當時情形，說“我爲此事甚爲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
寫信的那晚，胡適原本睡下，但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筆而書，“書至夜分二時半”。
信中胡適很不客氣地把這種聲音稱爲“愛國癲”（胡適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insane”，這個詞也可譯爲“愛國瘋”），意爲已經喪失正常的理性：“此刻，餘要說上述言論完全是瘋話。吾輩情緒激動，神經緊張，理智失常，可以說得了'愛國癲’。諸位，在此危急關頭，情緒激動是決無益處的。激動之情緒，慷慨激昂之愛國呼號，危言聳聽之條陳，未嘗有助於國。吾輩自稱'學子’、'乾材’，若只是'紙上’談兵，則此舉未免過於膚淺。”
胡適反對開戰，認爲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此刻言及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何以作戰？主筆先生說，我有一百萬敢決一死戰之雄獅。且讓大家來看一下事實”。胡適出具的事實是，中國僅有十二萬士兵談得上是訓練有素，但裝備極爲窳劣。而且，海軍沒有戰鬥力，最大的戰艦也是一個三等的巡洋艦，排水噸位僅四千三百噸。”
以這樣的軍備開戰，“其後果，不僅於國無所改觀，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任人蹂躪！再任人蹂躪！”
此時的胡適固然是個和平主義者，思想上肯定有“不爭”的成分。但這次反對“愛國癲”，主要還是出於實際情況的考量。在打不過的情況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賭注，胡適是反對的。他以比利時的兩個城市爲例，魯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殘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則聽勸於美國公使，未與德軍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難。
胡適反對效法抵抗的比利時魯汶城，“螳臂當車、以卵擊石決不是英雄主義！更何況比國當時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慘敗。就其抵抗而言，他們自以爲城市固若金湯，有恃無恐，同時又有英法爲後援，爲了榮譽孤注一擲，結果導致全盤傾覆。試問，這是真正的勇敢嗎？這是真正的英雄氣概嗎？”
以比利時爲覆轍，胡適提出“爲這種英雄主義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犧牲，值得嗎？”
在當時，胡適這樣做很不適宜，甚至危險，因爲北美留學生的戰爭呼聲是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國人對此類事在評價上往往又以道義爲裁斷。而胡適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學生看來？胡適的公開信無疑是亡國，當亡國奴，簡直就是賣國。
這封信一登出來，自然遭到留學生們的嚴厲批評和譴責，《留美學生月報》的主編鄺煦也寫了文章，指出胡適寫這樣的公開信，是“木石心腸不愛國”。
胡適並不避諱，在日記中作了記錄：“鄺煦堃君（《月報》主筆）詆爲'木石心腸，不愛國。’”
“諶湛溪(另一報的主筆）來書雲：大著結論……東亞大帝國之侯封可羨。”這是譏諷胡適爲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託任叔永轉信與胡適，因其內容太激烈，任叔永沒轉卻把它譭棄了，這讓胡適覺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經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了，時過境遷。胡適的晚輩和朋友，幫他整理“口述自傳”並譯爲中文的唐德剛君，也禁不住批評說：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於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爲訓的。”
唐德剛看來不僅是熱血青年，多少還有“憤青”的情懷。幾十年過去了，尚未能給那時處在孤立狀態中的胡適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適那封公開信裡有這樣的話；“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份，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的繼續我們的學業……”
但細讀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讀書”、而是反戰。胡適的公開信乃以是國家實力爲依歸，沒有激昂的熱情，但卻流貫着理性的和負責任的態度。
當年胡適的遭遇放到今天並非就成爲過去。那些北美留學生的愛國感和道義感當然不容置疑，但和他們持論不同，就是“不愛國”嗎？誰又有權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爲“不愛國”呢？就其動機而言，胡適力表反對意見，就是出於“爲'執筆報國’之計”。那麼，在方式的層面上，很難說“戰”就是愛國，“不戰”就是不愛。國是什麼？它不是一個空洞的框架，所謂“國以民爲本”，國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們纔是國的實體，也是國的根本。
愛國，須以愛民爲其衡量，愛民又非一句空話，須以愛其生命爲其首要。那麼，把胡適批評的“決一死戰”拿來，請問，是誰去戰？是這些遙在北美的白面書生嗎？所謂叫囂戰爭最兇的人，一般是不上戰場。同樣，“吾輩非戰即死”，這“吾輩”，到底是“吾”，還是“輩”？說穿了，“吾”只是一個鼓動者，“輩”纔是去上戰場的人！一百年來，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這樣去“喚起民衆”，而無暇顧及這其中遮蔽的問題。如果說這就是愛國，它能是愛民意義上的愛國嗎？這分明是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戰場，“吾”依然沒有權力鼓動“輩”和吾一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處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權利。如果“吾”因愛國而“輩”則必需隨從，作爲一種道德綁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況愛國，對於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其實是很狹隘的，甚至是反動的。殊不知，那些狂熱鼓吹對別國進行侵略的人，掛在嘴上的也往往是“愛國”。和這些人相比，胡適的“世界主義”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馬克思說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因爲寫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胡適不愛國嗎？就在寫那封公開信的同時，1915年2月6日，美國的《新共和》雜誌發表一篇自稱爲“支那之友”的美國人的文章，其認爲日本在中國佔優勢，未必不是中國之福。因爲中國的共和已經完全失敗，中國人又不適應自治，缺乏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這樣，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國得一個好政府。這是中國之福，也是列強之福。因此，遠東局勢的關鍵，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國，而在於它對中國事務的管理是否負責有效。
讀了這篇文章，胡適很憤怒，他投書《新共和》，批判了這種“謬論”： “這位‘中國朋友’似已忘記這樣一個重要事實：吾輩正生活於一國民覺醒之時代。……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任何國家皆不該抱有統治他國或干涉別國內政之指望，不管該統治或該干涉如何有益。中國國民之覺醒意味着滿洲統治之結束，對任何外來之統治或‘管理’，國人定將憤懣不已。”
在信的結尾，胡適引用了威爾遜的話： “各國人民皆有權利決定自己治國之形式，也唯有各國自己纔有權利決定自救之方式。”
與《新共和》前後，美國的另一家媒體《外觀》亦據這個“支那之友”發表《日本與中國》的社論，支持這種觀點。
胡適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書，指那位自稱“之友”的美國人算不得中國人的朋友，也算不得遠東事務的專家。
在這封信的後面，胡適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發出警告： “餘作爲一箇中國人，深知同胞之志氣與抱負，因此餘敢斷言：任何想要在中國搞日本統治或‘管理’之企圖，無異於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未來的一段歲月中國將雞犬不寧。目前之中國，對於任何外來‘武裝’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確實沒有能力去抵抗。然而無論是誰，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對中國的管理權或保護權來求得‘維持東方局勢之穩定’，那麼，他定將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熱血流遍我華夏之共和國！……君不見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麼？ ”
胡適向來是不畏人言的表達自己的觀點：“餘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有人說胡適的大病在於“好立異以爲高”，但他自己認爲“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頭，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
或許，這便是胡適的真，這便是胡適的書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