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策動的第一波“輿情”攻勢，和鐔成事件看上去是一點關係沒有的。
還是圍繞着這一期間的中心工作，疫情來的。
雖然整個荊州全境，大部分地區，尤其是人口密度大的區域都實行了隔離，導致了宣傳引導並不能像以往一樣通過“家長裡短”的方式開展，但是，隔離在家，生活物資不還得有專人負責配發嗎？於是，羣衆們發現，那些往日裡生活在自己身邊的老熟人，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扮演了政府工作人員身邊的志願者角色。
“知道嗎？此番疫情都是在揚州那邊傳播過來的。”
這是“知情人士”傳播出來的第一個勁爆的消息。
具體來說呢，有兩大傳染源，一個是從北地侵入的司馬氏軍隊，在深山老林之中數度盜掘墳墓，犯下了滔天罪孽，再加上亂捕亂食，有傷天倫，終於導致疫病開始在軍中大規模流行。另一個就是在廬陵郡和豫章郡逐漸流行起來的“蝙蝠文化”以及從入侵者手中收購了大量感染疫病的牲畜所導致的，此二地在疫病爆發之後，都沒有認真應對，反而是放任自流，終於通過某些途徑流入荊州各地，使大家飽受“牽連”了。
輿情司根據王迪的大綱簡單整理出來的內容就是這些，語言儘可能的粗鄙一些，畢竟，文化水平接近於無的臨時工和受衆羣體，太“高雅”了聽不懂啊。
之所以上來如此引導，而沒有提別的事情，一是因爲現在大家普遍關心的就是這個新聞，二是因爲隨着隔離的時間日益增長而漸漸有了牴觸情緒，如果不作出一些解釋和聲明的話，容易引發羣體性事件了，至於爲什麼要從消息靈通人士口中流傳出來而不是簡單的官方闢謠，完全是因爲，制訂隔離政策的就是官方，再由官方解讀的話，會給人一種自說自話的嫌疑，況且，經過之前幾年的積累，這些消息靈通人士已經有了相當的羣衆基礎了。
而且，從這兩個角度引導，也有掃盲的作用。
這段時間以來，暗衛的調查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千家萬戶中收藏的“五福臨門”，以及餐桌上開始漸受歡迎的蝙蝠等野生動物，可以視作是源頭（之一），而這些，原本就不是荊州的癖好，全都是近期從揚州那邊流傳進來的（從這個角度看，王迪的引導也不算是誤導，是有着合理邏輯的）。但是，到目前爲止，人們認知中的疫災，一般是在水、旱、蟲、震等自然災害之後發生，或因季節失調，或因戰爭發生，類似於獵食野味暴發大疫則沒有記載（古代中國明確區分疾和疫，不具傳染性的疾病被稱爲疾，而流行性傳染病被稱爲疫或癘等。殷墟甲骨文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這就導致，在這些引導性言論出來之前，心中有些不爽的人們認爲這是瘟神作怪，或認爲是陰陽失和所致（這也是古人長期以來的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禮記·月令》中就總結道：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三國時的曹植《說疫氣》也認爲認爲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因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導致的，晉人葛洪好一些，在《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認爲：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即便是唐代以後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也認爲瘟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關，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稱。直到宋代，纔有人提出，是病氣導致了疾疫，明代的吳有性則認爲疫病是異氣（戾氣）所感，他於1642年編纂的《溫疫論》指出傳染途徑是有空氣傳染，有傳染接觸傳染）。
這種認知上的偏差，就導致了，在一些基本的預防手段之外，人們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投放在了紙船送瘟神等民俗驅疫鬼強化對預防的重視，爲了確保糧食和飲食安全，有“迎貓”的記載（祈求貓神消滅鼠害）。
如果王迪再不採取行動的話，興許就會有人，尤其是那些對自己不滿的人，或者外界敵對分子，把疫病和時令，和天象結合起來，去動搖自己的統治根基。
所以，第一步就是通過老百姓心中的那些“可靠人士”，將疫病爆發的原因如此解釋（也不算是歪曲事實了），也算是轉移矛盾了。
何況，這樣解釋，也不是太離譜，老子又沒有完全否定時令等因素，只是，就事論事，確實和他們有關啊，東漢王充《論衡·累害篇》就指出：“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萬人敬仰的張仲景也曾經指出易感染疾疫的飲食：“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管不住自己的嘴，就是容易出事嘛。
這樣解釋完，老百姓們就舒服了一點：嗯，和我們沒有關係嘛，我們也是受害者哦。
人類，終究還是願意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
且不說這些可靠人士說的話是不是無懈可擊，人家可不是紅口白牙那麼簡單啊，伴隨着這些溫暖話語的，還有瓜果蔬菜這些生活必需品啊，看在這些吃的……咳咳，看在領導的關懷備至上，我們當然要相信這些事情都是真的啦。
當第一步引導初見成效，羣衆情緒普遍穩定之後，志願者們在第二波物資輸送的同時，開始了第二個環節的動作：解讀政策。
隔離手段是當下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家都默認的，漢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東晉“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公務員們皆要隔離防疫，即便有礙日常政務運轉。京師“廢朝”，政治和經濟休克、停擺一下也是在所不惜），但是，大家都承認這個辦法有效，卻不代表心裡舒舒服服，所以，王迪在進行正面宣講的同時，還不忘記搬出一些另類案件來旁敲側擊。
這個另類案件便是大秦帝國的“所作所爲”：知道當年秦國，包括始皇帝大人怎麼做的嗎？據說根本就不是隔離那麼簡單，沒病的人隔離，有病的，或者疑似有病的，統統處死了！哪像今天政府這樣的仁慈啊，不光不殺你們，還把好吃好喝的送上門來！
拿秦朝說事，王迪也是沒有辦法，他倒是想說滿清，但是，這個時候連液體形態都不是啊，怎麼舉例子？上古時期那都是聖人，春秋戰國太過久遠，排除下來也就剩下秦漢了，總不能說大漢吧？所以，只要委屈一下偉大的秦了——也算是歪打正着，孤陋寡聞的王迪所不知道的是，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記載：“癘者有罪，定殺。定殺可如？生定殺水中之謂。或曰生埋，生埋之異事”；“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可以論？當（遷）癘所處之；或曰當（遷）癘所定殺”；“城旦、鬼薪癘，可論？當（遷）癘所”（受科學防疫手段所限的無奈之舉，只能將患者定殺生埋，情有可原，並且，秦的防疫之法已落實到了罪犯一級，若條件允許，可以隔離；條件惡化，只能殺戮和活埋）。
這樣一對比，聽着暴秦的種種所爲（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很不幸，秦也經常有這樣的待遇），想想自己很有可能因爲偶爾的咳嗽一聲便被打死埋了的恐怖鏡頭，瞬間覺得手中再度接受的長相普通的蔬菜們，形象高大起來了呢。
如此一來，羣衆們的心態，何止是穩定啊，簡直是有點小開心了：想想那些罪魁禍首，他們能有這待遇？
下一步，王迪就是要鞏固既有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