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農工黨成都市級組織恢復時期工作情況回憶
鍾光鋆
1966年冬，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中，農工黨成都市級組織機關被紅衛兵打成了“反動組織”，被砸牌封門，隨即被中共成都市委統戰系統的“造反派”強迫交印，並批鬥機關中層以上的負責人。從此，組織瓦解，完全停止活動，機關幹部亦被掃地出門。
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黨的統一戰線逐步恢復，並進行了撥亂反正。
1978年5月，農工黨成都市級組織，在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的幫助下，正式恢復活動。由劉雲波、楊雲書、杜瓊書、陳懋鯤、李斯熾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劉雲波任組長，開始工作。
我是1978年8月初調入農工黨成都市委會的。當時既無辦公地址，筆墨紙張也沒有，更不說什麼歷史資料。臨時領導小組要開展工作，都相約在劉雲波同志家中。之後，在市政協大力支持下，找了一間小會議室，這樣纔有了一個邀集成員聚會或學習的地方。
從組織恢復時期即成立臨時領導小組開始（1978年5月）到召開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四屆委員會爲止（1980年1月22日），近兩年的時間，我們做了以下工作：
一、調查瞭解各基層組織和成員的基本情況
這項工作的開展，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臨時領導小組中，劉雲波年逾古稀，李斯熾病臥在牀，楊、杜兩位均系兼職領導且在本職崗位上肩負重任，只有陳懋鯤同志是專職領導，因而實際上具體工作只有他和我分頭進行。
十年動亂，成員變化很大，情況也相當複雜，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在中共市委統戰部和基層黨組織具體幫助下，我們憑一股熱情、兩條腿，南來北往，東奔西走，積極聯繫，調查訪問，直到1978年底，對全市農工成員的基本情況，才大體弄清楚了。
據當年統計，全市12個支部（包括一個直屬小組）共有成員190人（包括省級組織在內），153人健在。
在調查訪問中我們瞭解到，成員在政治思想上普遍存在着“三餘思想”，即“餘悸尚存、餘怒未消、餘痛未止”。擔心政策多變，特別是有部分成員在“**”中因參加農工黨組織而受到迫害，對農工黨組織採取拒而遠之的態度，有的還對專職幹部很有怨言。另一方面，我們還了解到，全市農工成員在十年動亂中，絕大多數（78%）不同程度地受到衝擊、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自己的專業，兢兢業業，堅守工作崗位。比如有的成員在大會上被批鬥後，立即又穿上白大褂走上手術檯（楊雲書——原市二產院院長）；有的成員受到殘酷迫害，背死人、銜稻草，批鬥後，仍在自己的領導工作上堅守崗位（周福田——市傳染病院院長）；有的成員被批鬥後，病倒在牀，用木板支撐，也沒有停止撰寫專業著作（周晦若——省絲綢研究所蠶桑專家、高級工程師）。很多成員被下放勞動，仍沒有停止對自己專業的鑽研或寫作，甚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也沒有放棄專業技術的研究（黃蜀丹——市二醫院口腔科主治醫師）。通過這段調查工作，我們認爲：廣大農工成員主流仍然是好的，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和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信心。
二、恢復基層組織活動的試點工作
1978年8月21日，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市委書記熊宇忠發表了重要講話，重申了黨中央對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鼓勵各民主黨派組織把工作恢復起來，活躍起來，爲新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作出貢獻。會上對各民主黨派當前工作，作了具體安排和部署，特別是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班子、辦公用房和幹部問題等作了具體指示。與會人員受到鼓舞，感到了關懷。
1978年10月9日，農工黨中央以王一帆爲組長的工作組來到成都視察工作，召開了省市兩級組織負責人和專職幹部座談會。劉雲波同志代表省、市兩級組織彙報了當前工作後，王一帆同志介紹了農工黨中央恢復組織工作的情況。
在這兩次會議的推動下，1978年12月初，劉雲波同志召開了一次臨時領導小組會議，楊雲書、杜瓊書、陳懋鯤出席，我列席會議。會議就恢復基層組織活動的試點工作進行了分析研究，最後決定在市三醫院搞試點。
市三醫院是成都市重點醫院，中共黨組織已恢復和健全，民主黨派成員比較多（農工黨9人、民盟1人），高級知識分子較多，代表性較大，有省政協委員1人，市政協委員7人，市人民代表2人，區人民代表2人。
12月9日，臨時領導小組召開基層組織恢復活動工作的籌備會。12月14日召開了擴大座談會，農工支部全體成員出席，同時還邀請了中共四川省和成都市委統戰部、農工省委領導、中共二醫院總支書記、各黨支部書記和當時已調任成都市衛生局副局長的陳繼興參加。座談會先由李錫川同志介紹三醫院農工黨支部和成員的全面情況，組織動員成員自由發言。
實踐證明這次試點工作是成功的，效果好、影響大。比如醫院中共六支部書記胡玉芬和人事科張科長，很有感觸地說：“過去我們對民主黨派和成員，總認爲是講吃講耍、講照顧，在思想上總有些格格不入。參加了這個座談會，我們很受教育，很受啓發，思想上感到親近了。向農工同志們學習。”三醫院的試點工作，以後還在農工黨中央在成都錦江賓館召開的服務經驗交流會上進行了交流，被稱爲“全國第一炮”。
三、協助黨和政府落實各項政策
落實政策工作，全國範圍內早已開展起來，當時由於民主黨派尚未解決辦公用房，起步較晚。直到1978年10月在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的幫助下，將東風路原工商聯的辦公大樓收回後，纔給各民主黨派解決辦公地址，併成立了黨派聯合辦公室，這樣各項工作才逐步開展起來。
民主黨派機關有了一個辦公地址，成員與機關的來往也就逐步增多了，反映問題、提出要求也不斷增加。人少事多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儘管如此，我們對在“**”中被迫害致死的7位成員，在1979年協助單位給予了改正、平反。對於死者家屬均以領導小組的名義進行了慰問，生活上有特殊困難的給予了一定的補助。
通過協助有關單位糾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成員對農工黨組織的向心力大大增強，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如陳仲濤同志接到恢復農工黨籍的通知後，專程到東風路辦公室來說：“我離開組織20多年，現在又回到農工黨組織，證明我陳仲濤不是壞人，也證明農工黨組織是關心我、愛護我的。我今後拼老命也要把工作搞好，感謝組織對我的
關懷。”
四、協助基層組織恢復活動
在市三醫院支部恢復組織活動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後，基層組織恢復活動由臨時領導小組長劉雲波同志牽頭，具體聯繫和籌備工作由我負責。對原有基層組織，凡有條件或條件成熟的，就積極進行恢復組織活動工作。到1979年底，原農工黨市委所屬的12個支部（包括一個直屬小組）中有6個支部（市一醫院支部、市二醫院支部、市三醫院支部、成都中醫學院支部、市綜合醫衛支部——原市衛生局支部、東西城區基層醫院支部）正式恢復了組織活動。
五、認真協商、積極推薦農工黨成員
出席市政協六屆二次全會1979年10月中旬，我被調到市政協籌備組，主要任務是對農工成員參加政協會的提名，介紹有關情況，覈實有關材料，負責徵求所在單位黨組織的意見等等。最後出席這次會議的政協委員共21人。李克光被選爲副主席，肖滌餘、王祚久被選爲常委。
這次會議是歷屆市政協參加人數最多、代表性最廣泛的一次盛會，充分體現了新時期統一戰線新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當家做主的責任感。
六、建立辦事機構，搭起工作班子
我在1978年8月調回農工黨組織後，直到1979年10月在東風路分到了三間辦公用房前，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從工作上講，基本上是“打游擊戰”，唱了半年多的“獨角戲”。1979年市委統戰部終於給農工黨市委機關調來了3名幹部，設置了“兩處一室”，即組織處、宣傳處、辦公室。李曉耘同志任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我和劉進爲組織處幹事。劉靜宜爲辦公室幹事，宣傳處由陳懋鯤同志兼管。直到1979年底，大體有了個雛形。
七、積極籌備和召開農工黨成都市
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歷史轉折時期，1979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農工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成都市農工黨組織出席大會的有5人。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成都市代表李克光被選爲候補中央委員。
1979年12月下旬，農工黨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成都召開。由於歷史的原因，代表大會是自上而下召開的，代表的產生，都是由各級組織提名醞釀產生。成都市出席代表14人，當選代表3人。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第四屆委員會。成都市代表李克光、王季槐、周福田、張志浩、黃德彰等被選爲省的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1980年元月下旬，農工黨成都市級組織也召開了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實際是黨員大會），會址在成都賓館，出席人數90人。大會選舉產生了第四屆委員會。
在第一次全委會上，李克光被選舉爲主任委員，楊雲書、楊大中、肖滌餘、周時鍔爲副主任委員，楊大中兼任秘書長。左正凡、王季槐、陳懋鯤、周福田、陶世英、唐伯淵爲常務委員。
在農工黨省、市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由農工黨省委召開了一次省委擴大會議。會議明確解決了省、市兩級組織的管轄問題，即按照中共黨組織的關係來劃分，成員所在單位中共黨組織屬省委的由農工黨省委管，屬市委的由農工黨市委管，完全分斷，以免交叉重複，有利工作。
代表大會召開後，新的領導機構產生了，領導班子健全了，農工黨成都市級組織，進入了80年代新的歷史時期。
（作者系農工黨成都市委組織處處長，已退休。本文成文於2006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