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管轄範圍和規模的顯著增大還催生了一個副產品，即提高稅收的需求。整個社會似乎達成了某種政治協議，即收入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較低的人口提議說：“如果你們同意讓我們來決定你們可以從教育、公共項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們會負擔你們需要支付的稅收。”其結果是，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納稅人必須爲自己的兩個孩子以及不納稅家庭的孩子埋單，那爲什麼還要給孩子們安排音樂課呢？這種政治協議的後果是，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務不到位的公共部門，以降低家庭間的福利不平等——但這種降低只是一種假象。
由於制度、價值觀和經濟政策方面的不利趨勢，美國的經濟活力嚴重退化，並導致創新乏力。儘管創新率有波動，但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大多數產業部門的創新率在大多數時間都呈現下降趨勢。由於反對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和政策的興起，較爲低端的勞動人口的現代價值觀相對薄弱，而且其處境在初期較爲不利，因此相對於其他人來說，其蒙受的損失更爲突出，向上發展的流動性也因此下降。
第二次轉型
作爲本書的敘述終點和，我們在這裡需要對主要現象和推論做一些總結。
美國經濟的運行方式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的變化可謂影響深遠，其他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和德國）在更早的時候也出現了這種變化。美國經濟的新動向形成了第二次轉型——在1820~1930年催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大轉型過去一個半世紀之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第一次現身並沒有帶來最小政府，它藉助激進主義政府決定是否購買新國土、是否提供基礎設施投資、是否收取用戶使用費，以及最好通過哪些稅收穫取運轉所需的經費等。資本主義的這一現代版本可以給企業提供低收入者工資補貼，以擴大包容性，同時不至於削弱現代精神。不過，儘管需要政府在政治領域做基本判斷，但私人領域的最終決定權卻在個人手中，比如由財富所有者（資本家）判斷最好的投資方式是什麼，如何利用有想象力的商業人士的創意和機智能幹的企業家的熱情。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在19世紀成爲世界征服者，獲得了驚人的自主創新的本土實力。願意並且能夠採納這一制度的少數國家取得了空前的經濟繁榮、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奇蹟般的生產率水平，並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結束了人民的普遍貧困。
第二次轉型給美國經濟注入了某種隱蔽的、有巧妙說法的社團主義。現代資本主義被捆住了手腳。（醫療和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限制領域。）美國現有的制度沒有墨索里尼或俾斯麥的制度那麼原始和露骨，但它們的政治本質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製造出與市場經濟抗衡的並行經濟，併成爲另外一種風險根源，嚴重威脅到創新。社團主義的管理型政府承擔了各種責任，從中產階級的收入到大企業的利潤，再到產業發展方向。社團主義者認爲，他們期盼的所有目標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能實現。
那些曾經是現代資本主義表率的國家近期的經濟表現堪稱災難性的，然而這並不能歸咎於運轉良好的現代資本主義（甚至缺乏監管的運轉粗糙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是新社團主義的惡果：
這種新社團主義扼殺了經濟活力，不利於培養敬業態度、加快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的機遇和包容性。新社團主義保護那些缺乏生產力卻有背景的企業，排擠有活力的新企業和局外人；追求消費、社會保險、救助等目標，不重視培養敬業、創造和探索的生活態度。今天，航空公司、汽車製造商、農業公司、傳媒公司、投資銀行以及很多其他產業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爲極其重要的部門，其命運不受自由市場主宰，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獲得了政府援助。
社團主義的成本無處不在：破舊的企業儘管已不能滿足客戶需求，仍然可以存活下來；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經濟僵化；缺乏敬業態度和工作熱情；年輕人缺乏發展機遇；政府爲解決這些問題導致自身破產；財富越來越嚴重地集中到少數能夠在社團主義交易中佔據有利位置的關係人士手裡。
悲劇的是，這種模式的經濟制度在世界某些地區（尤其是北非）被普遍稱爲“資本主義”，因爲資本主要歸私人所有。然而，這種制度實際上是被政治權力集團（政府領導人以及通常由同一精英羣體產生的政府扶持企業的領導者組成的聯盟）所主宰，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即馬克思所說的那種進行殘酷競爭的、純粹追求利潤的資本）說了算。諷刺的是，在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這種社團主義制度的辯護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責說，最近出現的各種問題都是因爲“不謹慎”和“缺乏監管”，並認爲“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更多的監管審查，也就是說更強烈的社團主義。
在所有關於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廣泛聯結渠道的數據中，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企業、銀行和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這種制度的推動者，政治家們又發揮了多大的推力。在2012年的一部紀錄片《搶劫：誰偷走了美國夢？》（Heist:WhoStoletheAmericanDream?）裡，企業和銀行被視爲同一類型的煽動者：
1978年，最高法院法官劉易斯·鮑威爾（LewisPowell）敦促美國的企業對政治和法律施加更大的影響力……同時在最高法院，他成功地爲企業的政治捐款權進行辯護……自1994年開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鼓勵開展勞務外包，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關於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部分內容；2000年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又放鬆了衍生產品的櫃檯交易，放縱金融機構的投機狂熱。兩個主要政黨都推動了放鬆監管的熱潮。
這些指控需要結合背景具體分析。它們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很早以前就根據社團主義精神把政治捐款權賦予了工會，後來只不過是將這一權利擴展到企業，而且社會上並沒有太大的不滿反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走向自由貿易的進步措施，這在美國和歐洲社會被絕大部分民衆接受。它們也沒有提到，使衍生產品的櫃檯交易合法化，對美國來說是爲了追趕由意大利人發明和法國數學家分析的結構性金融產品。此外，是美國政府給銀行提供了次級抵押貸款的工具，而沒有關注創新與解決政府赤字，是美國政府誘使很多人追求超出他們支付能力的消費和休閒。
但這些內容其實並不重要。雖然今天的股東、債權人、財富所有者普遍比約翰·加爾佈雷思生活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加爾佈雷思認爲當時是大企業操縱局勢，而國會卻不能或不願意批准促進社會進步的法案），但企業福利的膨脹、利己性質的規則、監管的放鬆以及龐大的社會保險都依賴於政府官員和議員們的意願和熱情，需要依靠他們保護既得利益，通過拉攏特殊利益羣體換取選票或資金支持。這是一種緊密相聯的社團主義制度：政府、產業機構和勞工組織。在勞工組織的力量較爲薄弱時，前兩者形成雙方合作形式。這個制度的內在動力是自我中心和假公濟私的政治經濟文化。某些時候勞工組織佔優勢，產業界力量相對薄弱，某些時候則反過來。
現代經濟自19世紀中期到70年代早期的成功發展，以及對人類精神的提升是此前1000年裡其他事件不可比擬的。這是現代道德觀和活力論的勝利，輔以少許古代物質主義的催化。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現代經濟遭遇了政治、文化衰落以及經理人的背叛。雖然如凱恩斯所說世界由思想主導，但現代資本主義這個新思想還沒有被廣泛理解，其倫理基礎和道德基礎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社團主義則是一種古老的觀念，其中的很多因素更令人感覺舒適。因此就像過去一樣，觀念之間的競爭即便到21世紀末也未必會結束。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經歷了100多年的輝煌發展之後，現代資本主義被削弱了，並且處於危險之中。
如果我們想開展改革，那麼就必須詳細解釋價值觀和目標：何種類型的職業和經濟生活是最能產生回報的，何種經濟制度能夠創造美好生活，它又如何保障社會公平與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