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社會的重建之路
西方國家有一種感覺，“期望與夢想的輝煌歷史”已經謝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經濟都已接近停滯，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西歐大部分國家則從90年代後期開始。儘管通信技術的巨大進步（主要在美國取得）給很多人的印象是，這種進步是地方性的，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從1972年開始降低，到互聯網革命全面展開的1996年纔有顯著回升，在這波浪潮於2004年結束時再次下滑。生產率的退步造成了廣泛破壞。員工的報酬增幅很小，勞動適齡人口中的白人男性的就業率從1965年的80%下降到1995年的72%和2007年年底的70%，黑人男性的就業率下降幅度更大。總產出因爲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投入數量兩方面的因素而減速。私營和國有企業的投資品產出受打擊尤其嚴重，在總產出中所佔的份額從20世紀60年代的16%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的14.7%和21世紀前10年的14.3%。消費品產出表現更好，但就業數量與投資品部門的關係更緊密。
要重啓這個期望與夢想的制度，我們能夠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很少被討論，近年來的危機吸引了全部關注。不過，若干國家頭上籠罩的財政危機陰雲可以追蹤到經濟停滯的根源，包括美國、意大利和法國等。在金融危機中，銀行的誤判加速了歐洲國家的財政赤字膨脹，也鼓勵美國官方鼓吹和加劇了房地產泡沫。
財政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在於經濟增長，在略有加速的幾年時間之後，增長率在21世紀初再度下滑，美國已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緩慢發展水平。這使大幅增加稅收收入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而政府卻還指望用它應付“嬰兒潮一代”對社會保險福利的巨大需求。那麼政府是否採取了增加稅收和減少支出的手段以應對這個緊急局面呢？沒有，政府進一步擴大了資金缺口。在美國，小布什總統在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稅政策使政府收入每年減少了6000億美元，約爲國內生產總值的5%，同時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將退休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擴大到藥品，增加了數萬億美元的福利支出。在歐洲，政府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的限額從1999~2000年的1.5%到2003~2005年的4%（意大利和法國）。如果考慮到福利支出大大超過財政收入的日子正在快速來臨，真實的赤字規模還會高得多。政治家們並沒有選擇增稅來爲龐大的福利支出準備資金，反而通過減稅討好選民，這在財政上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爲。這種行爲極其惡劣，因爲失業率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後雖然略有上升，卻並不高於20世紀90年代的正常水平，而較高的失業率纔是在財政困難時期繼續執行赤字政策的理由。財政上的不負責任還導致匯率的弱勢，在世界出口市場的份額下降（儘管有貶值因素），股票市場低迷，產業投資不振。企業有龐大的儲備，卻不願投資，它們擔心過去的低稅收導致未來的高稅收。
金融危機的背景是增長率低迷，以及由此導致的失業和財政赤字。經濟增長減速後，歐洲的幾個國家並未控制其財政赤字，只要歐洲的銀行願意以低利率購買其債券，它們就繼續執行赤字政策；對銀行而言，只要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繼續被評級機構列爲AAA級，由於持有此類債務的資本金要求極低，它們自然也就樂於購入。美國政府不但自己借入資金，也鼓勵其他人增加借款。政府誘使住房抵押市場上的政府扶持企業和商業銀行提供低利率的次級抵押貸款，還鼓勵數額龐大的學生貸款。只要房價繼續上漲，政府扶持企業、銀行和其他貸款人就繼續滿足投機者和新購房人的資金需求，完全不考慮風險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失業率上升，達到頂點後下降得非常緩慢。人們對此展開了廣泛討論，爲什麼接近8%的高失業率降幅如此微弱且缺乏規律，似乎難以回到7%之下——遠遠超過1995~1996年5%的常態和1965年4%的更以前的常態？經濟學的正統理論在解釋就業乏力時除了提到短期繁榮外，完全沒有考慮到1970年後的長期停滯現象。粗魯的凱恩斯主義者鸚鵡學舌地談論“總需求不足”，卻從來沒有注意到這種“不足”沒有伴隨着通貨緊縮，忘了他們的教科書裡說的通貨緊縮是總需求不足的標誌。供給學派則抨擊“高”稅收，完全不顧小布什總統在2001年和2003年兩次大規模的減稅後就業率仍未提高的事實——就業情況只是在他鼓吹房地產泡沫後纔有所改善。不過，把就業低迷歸咎於消費者的支出不足或者所得稅稅率過高似乎都非常奇怪，因爲還有太多其他的因素在發揮作用：技術對供給的推動作用減弱；退休抑制了供給；居民家庭獲得的社會福利和稅收減免（包括現有效應和預期效應）突然增加，進一步降低供給；未來的財政壓力極大地推高了利率水平。所有這些因素對商業信心的打擊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各種商業資產（從機器到顧客和員工）的估值下挫，足以完全或大部分解釋目前的經濟衰退。只有微弱的創新流能稍微緩解失業率的進一步上升。
凱恩斯主義者繼續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供給學派則繼續主張降低稅收，只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低迷現象沒有改變，這當然會導致高額的財政赤字和不斷增加的公共債務（及福利負擔）。這些人對此並不擔心，因爲在他們的模型裡公共債務規模的增加不可能快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增長將永遠持續，暫停之後會重新增長，向來如此。他們不能理解停滯是可能發生的，實際上，他們也並不理解停滯的對立面，即經濟活力帶來的繁榮，也是可能出現的。
就生產率和工資停滯的問題及其對就業的影響，這些正統理論並沒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議。他們的模型構造是爲解釋在長期增長趨勢中，短期財政干預措施如何平息短期的週期波動，而非說明停滯是經濟活力的突然變化所致。
於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應對只是用不必要的工作緩解症狀，將福利和減稅作爲權宜之計。索尼公司負責人霍華德·斯金格（HowardStringer）在2011年3月接受法裡德·扎卡利亞（FareedZakaria）採訪時說：“照顧乘客和船員當然是對的，但必須有人挽救輪船！”在小布什的兩個任期和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國的政策措施都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以扭轉創新和生產率的低迷，而這種低迷已導致工資水平下降、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包容性的退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政策制定者沒有如他們設想和宣傳的那樣採取任何動作，以重振曾鼓舞西方國家進入全盛時期的“期望與夢想”的精神。
西方國家要恢復進入停滯期之前的就業水平、包容度和工作滿意度，必須找到辦法結束這種停滯狀態。如某些經濟學家所說，其解決辦法的確應該是加速“創新”。然而這個術語有多種不同的含義，關於各個國家應如何增強創新的討論纔剛剛開始。尋求合適的加速創新的政策，要求各國對現代史上的創新根源有基本的理解。
本書視角的新穎之處在於關注草根階層的創新及其背後的社會價值觀，並強調由此增加的工作生活的回報。我相信，這種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進入當前狀態的歷程。更重要的是，這種視角向我們展示了迴歸探索、挑戰和表現精神，恢復發現和創新活力的道路，這些纔是西方國家最深層的發展成就。
本書一開始是對現代經濟的歷史記述，從19世紀的興起到20世紀的掙扎，特別是那些擁有草根階層的本土創新活力的國家。最初，我希望通過本書理解創新浪潮背後的現代社會的核心力量，相信這種理解有助於支持現代經濟制度在某些國家的發展與延續。然而在寫作過程中，我認識到現代制度已遭到嚴重打擊，現代經濟及其帶來的“輝煌歷史”都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本書不但講述了現代經濟近兩個世紀前在西方國家的崛起，如物質成就、經濟包容和人文繁盛，而且還必然聯繫到現代經濟的衰落。在美國，這一衰落始於40年前：增長率的長期低迷、包容性的下降（首先是工人階層，然後擴大到中等收入階層）和工作滿意度的降低。這些現象都是經濟活力和創新率下降的症狀。在歐洲，自主創新的消失發生得更早也更嚴重，但被海外技術的引進掩蓋。最終是美國的創新水平下降導致歐洲的發展受到重創，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本書在分析背後的原因時，既關注促進或制約經濟活力的制度，也重視不同價值觀的影響。
現代經濟的活力依靠一系列現代制度。在私營部門，財產法和公司法的進步讓那些希望成爲創新者的人能夠快速創辦和關閉新企業，不需要顧及社會上其他人的看法。股票市場、銀行和專利制度給長期項目提供了支持，以鼓勵大大小小的創新活動。在公共部門，某些制度和政策着眼於長遠發展。美國在那幾十年裡採取的一系列行動擴大了能用於投資和創新的資源：給長遠項目提供的貸款，給先鋒拓荒者提供的土地，解放奴隸，以及保護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法律等。當然也存在政治上的與瀆職，但並未抑制企業的發展與創新。這一切都改變了。
如今，曾經的現代制度中充滿。除政府外，產業界和金融界也流行急功近利的觀念。在私營部門，首席執政官不關注企業的長期利益，共同基金在持股時也只追求短期回報。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創新都來自老牌企業和老牌產業之外——新興企業和天使投資人。這種急功近利減少了創新的供給——創新所需要的創新精神、風險資本和敢於冒險的終端客戶都在萎縮。在公共部門，社團主義思潮已從歐洲蔓延到美國，並轉化爲委託關係、裙帶關係和共同墮落——貪污受賄只是最輕微的表現。社團主義還造成監管、撥款、貸款、擔保、稅收減免、企業分拆和專利延長等現象的泛濫，主要目的是爲既得利益集團、政治客戶和親信密友服務。對既得利益的保護剝奪了外部人的機遇，擁有新創意的人難以進入市場。所有這些進一步減少了創新的供給。還有，社團主義政府與政治支持者和遊說集團的交易，壓縮了留給創新者的市場空間。在過去10年，大銀行、大企業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團造成美國的家庭抵押貸款膨脹，並引起歐洲若干國家的主權債務和福利規模失控。美國與歐洲一樣也形成了並行經濟，其動力源泉是政治精英們的創意（先不管其動機是什麼），而非商業創意。所有這些都降低了創新收益，從而降低了對創新的需求。
本書還見證了傳統價值觀的起伏——從前現代時期起就試圖約束和壓抑新生的生活態度和信仰。在廣義的現代時期，從16世紀開始形成了一整套現代價值觀，它喚起了人們對創造、探索、爭先和留下獨特印記的願望，爲爭取最大個人實現的美好生活而奮鬥，從而點燃了草根階層的創新活力。人們擁有創造新事物的想象力和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新老思想的交鋒可以提高理解力。個人財產權有助於經濟發展。每個人也都擁有爲自身利益、自身財產而工作的權利，而不是爲其他人的目的（社會的目的或自己配偶的目的）服務的手段。如果現有的企業和在職員工必須與新企業和新人競爭，經濟發展就會得到促進。現代社會的創造性及其不斷提高的期望使未來呈現出不確定性，因此現代社會對我們的行動是開放的。在某些國家，現代觀念壓倒了絕對論、決定論、反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精英主義和家庭至上論。少數幸運國家在19世紀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直至20世紀走向衰落。這些到現在也都改變了。
如今，現代價值觀和傳統價值觀的平衡點在總體上似乎已大幅後退。在那些堅持現代價值觀的國家，其強度和流行程度可能沒有下降。少數調查結果顯示，現代價值觀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到21世紀前10年還有所進步，這似乎是互聯網泡沫的興盛期所致。然而調查數據表明，傳統價值觀有強烈回升，其中當然包括家庭價值觀和社團價值觀，還有某些古老的倫理觀：因循守舊，不採取任何可能傷害他人的行動（例如競爭），以及在市場或政府造成的每次不利情形中要求賠償的權利等。
還有證據顯示，這些傳統價值觀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有所加強。家庭價值觀和社團價值觀的復興打擊了企業的部分創新精神，要求企業更加重視社區和家庭生活而更少關注利潤。隨着利益相關者思潮的興起，任何打算創辦創新企業的人都必須注意，企業的財產權利需要被各種勢力稀釋，包括員工、利益集團、律師以及社區代表等，這些人堅信他們對企業的生產成果擁有合法的“權益”。許多僱員認爲，只要他們能對企業利潤有所貢獻，或者企業的其他部門產生的利潤能彌補自己部門的虧損，不管其他許多人拿少得多的工資也可以完成同樣的工作，他們都有權利保留自己的職位。隨着社會連帶主義（Solidarism）的復興，希望通過成功創新獲取高額利潤的企業家都必須注意，所有的利潤都必須被企業所得稅分割。各層級的收入將保持同步，如果高收入者的所得提高，適用的稅率結構也將上調，使中產階級也能分享好處，以至於稅率的提高將導致高收入者反而在絕對收入上受損。這種向前現代時期的財富固定化社會的倒退對美國造成了嚴重影響，但在歐洲的社團主義社會卻沒什麼影響，因爲高額稅收已經讓人們很難致富了。這種影響使美國的年輕人放棄了先輩的創造與發現之旅，轉而尋求銀行或諮詢工作。伴隨着前現代文化興起的還有古老的權利觀、自以爲是的態度、因循守舊和對集體的依賴性——“行動”（撒切爾和森關注的領域）的活力明顯下降。因此，即便現代價值觀依然存在，前現代觀念對產業界和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大爲增強。這些分析至少可以部分解釋美國如何失去了部分經濟活力和自主創新，以及歐洲更早出現的類似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