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總理周恩來，是全國人民的總管家。從內政到外交、內政中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他無所不管，而且處理每一項工作都十分認真細緻，井然有序。從建國到1956年，周恩來意氣風發，才華四溢，爲共和國工作的各個方面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在內政方面，他處理的許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經濟。
周恩來常說，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領導經濟建設。外交的目的是什麼呢？內政又爲了什麼呢？外交就是要爭取造就一個和平、穩定、內外交流、互通有無的國際環境，內政是要建立和開創一個團結穩定、民主和諧的局面，而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爲了把我國儘快地建設成爲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早在1950年的時候，我國就聘請了蘇聯計劃統計專家來幫助進行研究和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8月，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草案）》。這個草案的內容，包括了中國經濟概況，五年建設方針，五年建設的主要指標和項目，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請蘇聯援助等事項。草案提出：“今後五年是中國長期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爲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去莫斯科。代表團成員有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這次去蘇聯商談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我國的“一五”建設計劃問題。20日，代表團到克里姆林宮會見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願意盡力在工業資源勘探、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和派人到蘇聯留學、實習等方面，給中國幫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組成蘇聯政府代表團，同周恩來等商談。9月3日，斯大林約見中國政府代表團，繼續談中國的五年建設計劃和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他說，中國三年恢復時期的工作，給他們印象很好。制訂五年計劃，要有後備力量。由於中方原來提出的“一五”時期工業增長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議“可降到15％”。他表示願意爲中國實現五年建設計劃提供所需要的設備、貸款等援助，同時派專家來幫助中國建設。斯大林的談話，爲蘇聯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定了基調。周恩來、陳雲先期回國，具體援建項目，由李富春領導，繼續同蘇方面談。這次商定，蘇聯援助中國90個建設項目，加上在此以前蘇方答應援建的51個項目，共爲141個項目。後來，援助項目擴大爲156項。
中央和政務院決定，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這156項建設單位爲中心的、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作爲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心任務。
這年12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央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43次會議上作報告說：“我國經濟恢復時期已經基本結束，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已經到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就要在1953年開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分析了當時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號召全國人民投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他說，現在，我國除臺灣外已經統一，官僚資本的企業已經徹底改造成爲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在工業和批發商業方面國營經濟已佔優勢和領導地位，全國銀行已由國家統一管理；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經濟在國家領導扶助下已開始改造，全國工農業生產不僅全部恢復，而且一般已超過歷史上最高水平；交通運輸、國內貿易發展較快；國家財政收入已經平衡，全國物價已經穩定，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顯著的提高。這一切，爲我國進行長期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國家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他說：當前我國人民的一項重大任務是，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國家建設。1953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要動員工人階級和我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爲完成和超額完成本年度的計劃而奮鬥。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中央的同志幾乎都參加了，具體則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負責。計劃的本子都是周恩來親自審查的。他親自指導編制計劃，審定計劃，工作非常細緻，幾乎每一個數字他都覈查過，每一個百分比他都要親自計算一下。當發現差錯時，他總是耐心地嚴肅地給工作人員指出來，和藹地要他們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計劃是制訂得非常周密詳細的，周恩來對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要求都非常嚴謹。
第一個五年計劃，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重點進行新建和擴建電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業建設，新建和擴建現代化鋼鐵、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業建設，建立製造大型金屬切削機牀，發電設備、採礦設備和汽車、拖拉機等機械工業建設，建立和改造擴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彈藥等國防工業建設。周恩來的經濟建設思想，是注意重點，用重點帶動全盤。爲了重點保證能源工業、原村料工業、機械工業和國防工業這些基本工業的建設，對這四個方面工業部門的投資，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投資的75％左右。
爲了改變原有的工業地區佈局不合理的狀況，考慮到國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點進行了以鞍山鋼鐵聯合企業爲中心的，包括撫順、阜新和鶴崗的煤炭工業，瀋陽的機械製造工業和吉林的電力工業爲主要內容的東北工業基地的建設；以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爲中心的華北新的工業基地；以武漢鋼鐵聯合企業爲中心的華中新的工業基地的建設；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業基礎大爲加強，並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業大業遷住內地。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講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方針時，他說：“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這個方針下，我國的工業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921個，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產的有595個。這些項目，是我國現代工業的骨幹，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械、新式機牀、精密儀表、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和無線電等新的工業部門。這些新工業的建立，改變了我國工業部門殘缺不全的狀況，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併爲對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提供了物質技術保證。
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周恩來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論。
關於經濟建設，周恩來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進行建設工作要注意四個條件：物質基礎，生產能力，技術條件和財政條件。他認爲：我國鄉村的個體農業和城市的小工商業是兩個大海，要把他們納入國家建設計劃的軌道，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此，委穩步前進。國民經濟做到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他從建國一開始就十分重視農業，並指出，農業生產工作中的首要任務是糧食的增產，完成糧食增產任務的保證，是集中力量加強對糧食生產的領導。要認真貫徹人民政府發展農業生產的各項改革。及時地教育農民，提高其增產的積極性。
“一五”時期，周恩來進一步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他闡述說：“我國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下面，最後也從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小生產限制下面，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着社會主義囪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他強調說：“我們必須瞭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纔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他的這些論述，體現了發展生產力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最根本的任務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後來，中國的第幾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宣告，“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爲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周恩來關於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實事求是。他指導經濟建設，始終遵循了和實踐着這一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他說，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他把調查研究作爲貫徹實事求是原則的核心問題。他說：“我國的國民經濟正在迅速發展，情況的變化很快也很多，隨時隨地都有新的問題出現，許多問題又是錯綜複雜地聯繫着。因此，我們就必須經常地接近羣衆，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掌握情況的變化，對有利的條件和不利的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對順利的方面和困難的方面都要有足夠的估計，以便及時地做出決定，調節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方面的活動，避免發生互相脫節或者互相沖突的現象。”他認爲，“羣衆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
周恩來強調製定計劃要實事求是。他說，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進行建設，首先就要進行發掘、調查、統計和蒐集材料的工作。這是準備工作，是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基礎工作。”另一方面，他強調執行計劃也要實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計劃規定的指標，“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符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這樣就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來主張國民經濟要積極穩妥、均衡發展，應該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他認爲，“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這就必須保持必要的物資、則政、礦產資源、生產能力等的後備力量，特別要增加國家的物資儲備，以保證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年度計劃的順利執行，並且應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難。”他說，財政收入要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和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正確的比例關係，而支出則要考慮保證重點建設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要求，以及建設規模和物資供應之間的平衡，還要留出一定數量的預備費。
對於怎樣處理好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這個重大問題，周恩來在這一時期也已經有正確而深刻的論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人民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爲着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強調，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他說，應當反對兩種錯誤，一種是不顧目前的生產水平，把工資和福利提得過高過快，違反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表現；另一種是對於職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願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他在八大會議上提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來還認爲，建設中“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必須足夠重視。他正確地闡明“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原則，說：“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爲人民謀長遠利益。爲了保衛人民的福利和社會主義成果，必須依靠人民。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羣衆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接着就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當時形勢發展很快，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非常順利，周恩來親自動手編制第二個五軍計劃，親自確定控制數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國外了，周恩來常找薛暮橋、顧明等到辦公室。晚上週思來講，白天他們幾人按照周恩來講的內容算、改、寫，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來那裡審查修改。這樣循環往復，風雨無阻，夜夜如此，緊張地工作了個把月。經過周恩來數斟項酌，定下了初稿，拿給國務院各部門審改，再提到國務院討論，送中央政治局審定，最後由修改定稿。這就是周恩來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這個報告總結了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其中第一條是：“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況下，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進；相反，在不利的情況下，又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着許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個年度都能夠互相銜接和比較均衡地向前發展。
歷史一再地證明，凡是我們國家在建設中忽略了這個問題的時候，經濟工作就會出現大的毛病，最後還要按照周恩來等提出的調整的方法，來加以糾正。
關於要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這個問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來就明確說過：現在“人才缺乏，已成爲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工作開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是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一個困難，也是中國的一個特點。”“一五”時期，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經過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參加各項社會政治鬥爭，以及業務實踐的鍛鍊，政治面貌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同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養了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這時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發揮知識分子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國內，卻還存在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主義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產靠工人，技術靠蘇聯專家”的思想，有的對知識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們當作“異己分子”，加以壓制打擊。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有適宜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着重講到：現有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熱愛社會主義中國的，在工作上是積極爲社會主義服務並取得了很大成績的。他認爲，中國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優點是：由於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他們一直“在尋找着光明的路，一旦獲得解放，很快就表現出對新政權的擁護，不少科學家從資本主義國家趕回祖國。這和蘇聯十月革命後科學家紛紛逃往國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這年11月23日，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面的同志開會，商議並決定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十人小組（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安子文、徐冰、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進行籌備。在周恩來指導下，十人小組起草了《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關於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等11個專題報告，並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了大會的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爲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要求：應該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隨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持；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他在這個會上作結論時說，如果要實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會主義建設，除了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外，還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對於這次會，在閉幕時的講話中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
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一個團結統一的局面，大家齊心協力地共同勞力。這是周恩來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說：“從種種方面看起來。我們這樣的大國，多一點黨派去聯繫各個方面的羣衆，對國家，對人民的事業，有好處。”對於三大改造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結合起來考慮的。在我國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他認爲我們的新任務是團結一切國內外可以團結的力量，運用一切有利因素爲建設社會主義，爲反對帝國主義，爲與自然界作長期鬥爭。
他認爲，已有的廣泛統一戰線是一個極好的組織形式，可以團結各階層人民來建設國家。他說：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繼續下去，而且需要在組織上健全起來，以推動它的發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黨的幹部會議上就提出，農工民主黨“應和中國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不但要鞏固，而且也要發展。“今天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他們也願意盡一份責任，我們就應該幫助他們進到社會主義去。”“願意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多了一批幫手，這不是很好嘛！”
這七年中，周恩來不僅重視經濟建設、文教建設和統一戰線，而且重視社會改造。他在1953年9月說過，“改造當然不限於經濟方面，整個社會都在改造，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這個論斷，打破了從本世紀30年代以來在國際運動中盛行的一種觀點，似乎社會主義僅僅是經濟建設問題。後來，1959年他又講過：“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
周恩來的想法是，社會主義建設是全面的建設，包括人類的三大社會生活領域，即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他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他還說：“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他提出過“改革”的問題，並且認爲建設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說：“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要改革成爲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適合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愛護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他認爲如果只強調民主那一面，也會有副作用，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帶來極端民主化。所以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在黨內，他認爲也要注意民主，要聽羣衆的意見，要實行集體領導。
周恩來原來設想，各方面應有體制的改革，要有準備，有試辦，然後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正式推行。但後來“大躍進”的開展，使這一部署沒有能實現。